经典日本动漫《哆啦A梦》里，主角野比大雄穿越回日本战国时代（约16世纪中后期），遇上一个和同学源静香长得一模一样的农村少女，正因为家人染上重病而伤心不已。大雄见状，体贴地拿出糖果来安慰少女。一听说大雄要送糖给自己，少女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这么珍贵的药，真的要送给我吗？”“是的。”少女一听，竟双手合十下跪，眼泪汪汪地说：“你一定是救苦救难的佛菩萨化身。”
少女为何如此激动？原来在古代日本的多数时间里，糖都被视作极其珍贵的进口药品！一般认为，沙糖是在唐日交往中传入日本的。公元754年，鉴真和尚东渡带来的随身物品中，就包括石蜜、蔗糖、蜂蜜和甘蔗。这些糖类产品，是作为滋补药用品被带到日本的。值得一提的是，蜂蜜和蔗糖在当时被称为“七日药”的一种。
七日药，这个名字难道说的是糖作为药材，保质期只有七天吗？其实，这是一个佛教术语。
▲ 冰糖补中益气，和胃润肺，常用于辅助药物、制作药膳，治疗咳嗽等症状。摄影/赖瑾
体虚患者的福音
唐初佛教仪轨著作《量处轻重仪》中，把僧人可以食用的东西分为四类，即“时药（米面酱菜）”“非时药（诸果清汁）”“七日药（酥、蜜）”
“尽形药（盐、椒、五石）”。时药允许在午前进食，过午之后可以饮用“非时药”类的果汁。而身体虚弱的比丘，则可以特别食用“七日药”，帮助调养身体。因为这部分“药”包含蜜糖、奶油这些能激发“欲”的食材，故而规定，僧侣必须要在得到后的七天内食用干净，因此以“七日”为名。而“尽形药”虽也用于治病，但味道较差，这才没有时间限制，被允许随时取用。
▲ 山东莱州的麻渠大糖，用麦芽和玉米发酵而成的糖汁制作。这类麦芽制作的饴糖，在先秦典籍《礼记》中已经被视为供养父母的营养补品。
自南朝梁武帝于普通四年（523年）颁布《禁酒肉文》之后，食素已经成为中国僧人的定规。糖作为佛教徒不可或缺的补品，跟他们在口腹之欲上的苦行，就像矛和盾。其实，即便是活在古代盛世中的百姓，也不过是达到温饱而已。长期饥饿与营养不良的状况下，人容易犯低血糖。糖之所以被视为珍贵药材，应该是古代医家发现吃糖之后，能很好改善此类症候。像唐代所谓的“大建中汤”，主治人精力不足、神情恍惚，其中饴糖（麦芽糖）用量，竟达八两之多。
论起身体虚弱的群体，老年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礼记·内则》把枣、栗、饴、蜜四种甜味食物并列为供养父母的佳品，想来也是考虑到人上年纪之后容易疲劳，需要及时补充能量。其实，早在西周时期，用饴糖赠给长辈的做法就已经见于金文。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堇鼎，其铭文记述的就是燕侯命人送饴糖给身在宗周的父亲召公享用，召公感动之余，用贝币厚赏使者“堇”的温情故事。
▲ 明弘治年间太医院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中的插画，从中医角度说明了“饴糖”的药用价值。
当中医发展出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后，《素问》等医家经典出现了将五味与五脏相对应的做法：“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甜味食物被认为能治疗脾脏不适。唐显庆四年（659年），苏敬等人奉敕编修药典《新修本草》，对甘蔗的药性描述如下：“味甘，平，无毒。主下气，和中，补脾气，利大肠。”怎么看都是一味几乎没有缺点的补脾食物。
不过，蔗糖毕竟是甘蔗经过再提取的产品，药性是不是会有所改变呢？《新修本草》同样开列了沙糖和石蜜的条目。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甘蔗的“平”放到两样精炼品身上就成了“寒”。石蜜“主心腹热胀，口干渴”，它是用沙糖混着水牛乳及米粉一起煎制而成，所以“冷利”的属性要稍弱于沙糖。
既然被定义为寒凉药物，蔗糖产品当然会被用于治疗热症。唐代名医孙思邈著《千金要方》提到的“治舌肿强满口方”，就是让病人嘴里含上满满一口的糖和醋。跟声道有关的“咳嗽上气方”以及“暴嗽失声语不出方”，也都要用到相当量的沙糖。
▲ 甘蔗糖水。
有意思的是，在兽医领域，也出现了使用沙糖的记录。古代马政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是关乎国家命脉的大事。两宋之交重刊的《司牧安骥集》，就是一部马病专著。“甘先入脾”的理念，在书中也用在了马的身上。脾脏问题被认为跟马的唇部病变相关联：“脾者外应于唇，唇即生涎，涎即润其肉。”所以，要治疗马“唇干口燥舌生疮”的症状，沙糖自然不可或缺：“生姜和蜜并绿豆，沙糖四两用消黄。”
▲ 流行于北欧的零食——甘草糖，主要原料之一为中草药甘草，口感类似橡皮糖。
众所周知，唐代熬糖法的突飞猛进源自印度技术的引进，那古印度人是否也意识到了糖的药用价值呢？
大约相当于我国春秋晚期，印度有一著名医生叫作耆婆，他留下的医方被后世称为“耆婆方”，其中有不少精品还在后世输入我国。比如1889年在新疆库车出土的、约抄写于4世纪前后的《精酪书》中，就有“耆婆方”。而医书《千金翼方》中，收录了一剂要用到沙糖的药方“耆婆汤”：
酥（一斤，炼）、生姜（一合，切）、薤白（三握，炙令黄）、酒（二升）、白蜜（一斤，炼）、油（一升）、椒（一合，汁）、胡麻仁（一升）、橙叶（一握，炙令黄）、豉（一升）、糖（一升）。
▲ 梨膏糖。
耆婆汤主治“大虚冷风羸弱无颜色”，竟用了整整一斤白蜜外加一升糖。事实上，中国对蔗糖药用价值的认识，恐怕也来自印度的影响。佛祖释迦牟尼的祖先，传说是从甘蔗中出生的，释迦也被称为“甘蔗种”。
因此，甘蔗在佛教经籍中出现的频率甚高。《正法念处经》里还把煎甘蔗汁形成的三种由杂到白的产品（一煎名颇尼多。二煎名曰巨吕。第三煎名白石蜜），比作修行之人的不同阶段。从两晋以来的译经运动，自然会将这些知识不断灌输到崇信佛教的中国知识阶层。
可真要细究唐代之后的医书，就会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沙糖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隐身。一模一样的病症，唐代医书中要使用沙糖的药方，到了宋代医书里，就会把沙糖这味料给删去。这中间的缘由，古人并没有明言，我们不妨试着推测一下。
▲ 白水贡糖。
首先，训练有素的医生，绝大多数都是为皇亲国戚或者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阶层服务的。宋代蔗糖的产量有了不小的提升，《梦粱录》一书就记载，南宋都城的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糖点心。既然糖已成为寻常食物，似乎也就没必要特意将它入药。
其次，随着糖使用范围的扩大，过量摄入含糖量高食品的危害，也被医家所了解。明末《本草汇言》就提醒，甘蔗多食会诱发痰、胀、呕、咳之疾，并不像唐代《新修本草》里几乎只有溢美之词。
只是，在没有掌握蔗糖制作方法的地方，例如17世纪前的日本，沙糖依旧是不可多得的良药。《元史》中也记载，灭南宋之前，因为蒙古境内没有甘蔗产地，身为宰相的廉希宪生病，都找不到药方里开列的沙糖，“时最艰得”。廉希宪一向清廉正直，为坚持原则，拒绝了奸佞之臣阿合马为示好送来的沙糖。最后廉希宪靠着元世祖忽必烈赏赐的糖，才药到病除。
▲ 玫瑰糖。
虽然脱去了神奇的外衣，不过糖在药用领域并没有落寞退场。现代科学发现了它更多的价值，如治愈烧伤、改善贫血症、增强维生素A作用等等。而不少现代药剂也特意裹上了糖衣，既能防光防氧化，也令患者更易于接受。甚至还出现了以“糖”为名，以葡萄糖为辅助剂的疫苗——糖丸。可见，把握好尺度，糖依旧是带给人健康的益友。
来源：《中华遗产》2023年01期
撰文 | 李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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