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的城市起源，
青铜时代的资源战争，
控制交通命脉的战略中心与重要枢纽……
这些特质均集中在一座古城上
——盘龙城遗址。
01
二里头的南方回响
武汉市北，府河向东南而流，并与南流的滠水一起注入长江，两河之地，低丘与湖泊杂间而处，交通地理位置优越。
一座古城遗址，在府河之畔静卧了3000多年后，在考古调查中逐渐露出真容。
后来，它被誉为武汉的城市之根，是武汉3000多年建城史的开端，2021年又入选了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录。
它有一个霸气的名称——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者于此发现了高等级的建筑基址、价值不菲的青铜器和玉器、发达的手工业作坊遗迹。
▲ 盘龙城国家遗址公园全景。供图/大白yu天
然而，关于它的身份，始终众说纷纭，如“方国说”“商王行宫说”“军事据点说”等等。
湖北是一片崇凤的土地。盘龙城之前的荆门石家河、孙家岗等史前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多件精美的凤鸟形玉石。
其中罗家柏岭遗址团凤玉佩，被称为“中华第一凤”，堪称后世凤崇拜之源。
到了后世楚文化中，楚人对凤凰崇拜更为炽烈，凤鸟成为楚器中最频繁出现的题材，也是气韵最为生动的物象。就在这片崇凤之所中，竟镶嵌入一座以龙为名的城市，端的有趣。
▲战国时代虎座鸟架鼓上的凤鸟纹饰。现藏于荆州博物馆。摄影/动脉影
谁最崇拜龙？答案不言自明。至少在尧舜时期的中国古人，就可谓龙的传人。传说中的尧都——4300年前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内，出土有6座早期王族大墓，均发现了蟠龙纹陶盘。那么，位于崇凤之地的盘龙城之名由何而来呢？
盘龙城的称谓起源很早，在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黄陂县志》的《山川·名迹》篇，就写道：“甘露城：在县东十里甘露山上。盘龙城：在县西五十里。”后来《大清一统志》也沿袭了这个说法。
这种意外的矛盾，足可让我们和盘龙城的性质联系起来——它是外来文化入侵的结果。“入侵者”来自北方以龙为尊的中原地区。
▲ 河南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龙形器的龙头呈扁圆形，并伸出许多条龙须或鬓。洛阳地处是最早“中国”的发源地，它为华夏民族龙图腾崇拜找到了最正统的根源。
虽然彼时尚未进入文字时代，但后世文献记载显露出了多处端倪。《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
所谓三苗，是南方土著族群，《战国策》说他们“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今河南伏牛山）在其北”，大抵居住于江汉一带。
由于多次叛乱，引得尧舜禹纷纷征讨。“尧伐有苗于丹水之浦”，舜禹“迁三苗于三危”“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
和史料记载不同的是，三苗并非华夏臣民，而是一个发展数千年之久的独立文明，文明昌盛。
9000年前即出现彭头山文化；6000多年前建立起城头山古城；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已矗立了20多座史前古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共同成为当时中国文明的高地。
但在距今4000年的节点上，中国的文明格局骤然发生转变：原本光辉灿烂的长江流域文明相继衰落，城市聚落大面积消失。
而中原文明则强势南下，中原文化因素在长江中游屡屡出现。
有学者猜测，这正是尧舜禹集团伐三苗的结果。这场战争，最终以华夏文明的胜利而阶段性收尾。
▲图中的龙纹绣片，来自贵州施洞一带，通常装饰在苗家人的衣袖处。供图/曾丽
为什么叫“阶段性”呢？我们知道，夏朝历史上，由于夏后启的儿子太康沉湎声色，有穷氏的后羿乘机夺位，掌握政权，史称“太康失国”。
这时期中原内战，遂无暇南顾，直到少康中兴之后，才再度南下。
河南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的国都。以其命名的二里头晚期文化，大量发现于江汉平原及周边。
如荆州荆南寺、襄阳法龙王树岗、钟祥乱葬岗等遗址，串联起了一条二里头文化南下之路——途经南阳盆地，并沿汉江向上游、下游发展。
▲ 汉江风景。
此外，武汉大学考古学者孙卓提出，彼时还存在另外一条路线：伊洛河流域以东的下七垣文化（商汤灭夏前以商部落为主体人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通过信阳地区，沿滠水、澴水向南楔入，达到武汉。盘龙城就是在这次浪潮中形成的。
1963年，盘龙城当地农民在古城外面开挖农田灌溉水沟时，暴露出大片文化层和遗物。
其实这片高出地面六七米的土城，在1954年曾成为筑堤防洪工程的取土之处，遭到破坏。农民的锄头则使之露出地下面貌。
随后，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持续数十年的作业。在《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学者根据文化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将遗址分为七期，其中第一、二期便是对应了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
▲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供图/大白yu天
遗址内发现的盆形鼎、花边罐和豆等陶器，反映出了二里头文化的面貌；而其他的如鬲、锥足鼎，又暗示了和下七垣文化的关联。
但也正如孙卓所说，中原文化在扩张过程中，其影响程度随着距离扩大而不断递减，土著文化比重增大。盘龙城一、二期遗存面积不大，遗物数量较少且等级较低，可能只是中原影响下的普通聚落点。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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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青铜帝国的资源战争
盘龙城的辉煌，将由另一个王朝来铸就。盘龙城真正的繁荣，是在第三至五期（约公元前15至前13世纪）。
从第三期开始，盘龙城出现一批高等级遗迹，如城垣东北部的夯土台基和宫殿遗存。到了第四期，城墙、壕沟等高等级设施逐步完工，城垣利用自然地势修筑而成，南北约289米、东西约284米，四面墙体宽27~30米。
高等级墓葬开始出现，贵族开始在城内生活，大量中原式青铜礼器出现。城市范围也逐渐扩大，外围甚至可能还存在着一圈外郭城，由此形成了以7.5万平方米的内城和250万平方米外城组成的双重城垣结构。盘龙城作为大型中心城市的地位得到凸显。
▲博物馆展出的宫殿复原模型图。摄影/杨兴斌
盘龙城的宫殿，是典型的前朝后寝布局。在城内地势较高的东北部，两座宫殿基址位于一条南北轴线上。
1号中部为四间横列居室，四壁都是木骨泥墙；2号位于其南，两者构成前朝后寝。
根据分析，盘龙城发现的城垣布局和宫殿建筑形式，与中原二里岗文化具有明显一致性。二里岗文化对应的是商汤至商中宗太戊时代，其时商朝极具扩张性，有人甚至称其为中国第一个“帝国”。
先秦史书《古本竹书纪年》有云：“汤有七命而九征。”《史记·殷本纪》记录，商中宗太戊时期为“殷复兴，诸侯归之”。
▲图中清晰可见1号、2号宫殿台基呈一北一南中轴对称分布。摄影/洛卡奇。建筑学家杨鸿勋认为，两座宫殿构成了迄今发现最早的前朝后寝布局。
可以看到，商代前期确实武德充沛，盘龙城的崛起，当与商朝征伐脱不开关系。
此外，位于盘龙城城址东南部的李家嘴贵族墓，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早商墓葬之一，纵然是首都郑州商城，也没有发现超过它的墓葬。
其中出土的大玉戈，长达94厘米，冠绝一时，堪称玉戈之王。墓主人的身份，非比寻常。由此，学者推断盘龙城是商王朝建立的地方统治中心。
然而，在夏商时代，国家控制力是非常有限的，盘龙城与彼时商朝的政治中心郑州商城直线距离超过450公里，要进行这种远距离作战，耗费国力是非常大的。
▲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供图/乐在途中的马
更何况，盘龙城孤悬商朝核心区外，周围都是土著人群，统治成本也极高。那么，商人为何仍对南方土地如此执着呢？
夏商所处的时代为青铜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当然莫过于铜矿。占有更多更丰富的铜矿，成为了各国的基本策略之一。
中原左近就有较丰富的铜矿资源，如山西南部的中条山铜矿带，距离中原较近，且交通便利，人口众多，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铜矿产区。
根据二里头及郑州商城青铜器铅同位素矢量值对比研究可知，二里头及商代的青铜器大都来自中条山矿区。但还有部分使用了长江中游的矿料——这里有大量金属矿资源，如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
▲李家嘴1号墓出土铜爵。摄影/动脉影
考古学者分析了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铜器矿料，其铅同位素矢量值与中原所用铜器有重合之处。
换言之，中原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原料，有部分正是从盘龙城输送过去的。而比起中原铜矿，长江中游的矿料还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点。
青铜又叫锡铜，指在冶炼时加入一定比例的锡，相比红铜（即纯铜）和砷铜，青铜更加坚硬耐用。
同时可通过控制含锡量变化获得需要的延展度，即在兼顾强度和硬度的同时还有一定韧性，能进一步加工。
▲ 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青铜带鋬觚形器，兼具爵口、斝鋬、觚身的特征。摄影/鞠骁
这种新材料自诞生后很快便广为应用，商周贵族尤其爱好，比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锡含量大多超过了15%。
但尴尬的是，中原缺锡。而江汉地区锡矿却比较丰富。近年来，在江西北部德安地区发现了大型多金属矿，其中曾家垅锡矿区储量达4万余吨。
此外，古文献中也多次提到荆州多铜多锡矿的说法。由此可知，中原的锡矿来源大概率就是江汉地区。
除锡矿外，铅也是青铜器的重要原料，与锡料情况相似，铅料的来源地，可能也是长江中游地区。
▲ 西周铜虎尊，荆州博物馆藏。
为了将江汉地区的铜、锡、铅料转运至中原腹地，商王朝自然需要在这里构筑一个军事据点和转运枢纽。盘龙城又何以脱颖而出？
今天的武汉号称“九省通衢”，放在3000多年前亦是如此。从盘龙城向西北，沿府河及其上游的涢水，穿随枣走廊，向北即是中原地区。
在另一个维度上，盘龙城通过长江干流连接东西向的聚落城池，也可辐射其影响力。以盘龙城为中心，夏商多次攻略南土，自然就是一场青铜帝国为夺取战略资源而发动的资源战争。
当盘龙城发展到第六期时，城墙、壕沟和城内的大型建筑突然遭到废弃，盘龙城逐渐失去了南方中心地位。彼时的中原王朝在做什么呢？
《史记·殷本纪》记载，在商王中丁之后，由于王位更迭频仍，废立屡现，前后经历了九世之乱。商朝中衰，大量商城遭到废弃。
中原王朝尚且自顾不暇，位于南方的盘龙城，自然衰落下来，到了第七期后彻底废弃。从此之后，晚商再也没能统治这片土地。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供图/戎钻
中原内乱总伴随着地方势力的崛起，作为外服边畿的荆楚地区，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随后地方势力抬头，不再跟着中原王朝亦步亦趋了。
以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为例，该墓出土的48件青铜礼器包含鼎、鬲、甗、瓒等十种器类，却未见中原文化重要礼器觚和爵。
而这些礼器中数量最多的是鼎，鼎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江汉地区的重要文化因素。
▲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的商代虎耳虎形扁足圆鼎。摄影/路客看见
由此可见，随着盘龙城的衰退和大洋洲的崛起，江汉地方势力再度掌控了这一地区。湖南宁乡铜器群（如著名的商代皿方罍、人面铜鼎、四羊方尊）也是明证。
“楚人”的反叛遭到商王报复。《诗经·商颂》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甲骨文中也有关于武丁伐虎方、雩方等南方势力的记载。
武丁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和先祖一样的成绩。但是龙的文化，给楚地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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