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七，又称人日节，传说这一天是人类的诞辰日。在中国人自己的“创世说”里，鸡、狗、羊、猪、牛、马，先人而生，人类才欢欢乐乐地来到世间。
虽然说今天人日节的习俗已经逐渐淡化，但在古时候却是一个大节。
▲ 人类的诞生，改变了世界，先人为此设置人日节。中国人既崇仰创造万物的大自然，也重视生而为“人”的内心体验。图片拍摄的是上海一家大型开放式博物馆的落成典礼，由艺术家吕胜中剪出的人形剪纸从天而降，寓意“天降吉祥”。 供图／图虫创意
人的节日
正月初七，古时叫“人日”，是专门用来尊敬人、赞美人的。
或许你会说，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暗含了一种独一无二，至少也包藏一种“特别”：元日是独一无二的新年伊始，冬至是黑夜最漫长的一天，就连现代诞生的妇女节、儿童节、教师节，也都独属于某一个具体的群体。那“人日”呢？
似乎非常贴合“熟视”与“无睹”之间的逻辑关系，人无处不可见，那么也就毫无必要有一个专属的节日吧？但在中国的历史上，“人日”不仅真实存在过，还被文人反复记述和吟咏。
▲ 古时，纪念女娲造人的活动常在正月初七进行，但随着人日节的消失，时间也有所变化。图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流行的“转九曲”活动，元宵节前后，当地人用璀璨花灯组成灯阵，称“女娲九曲阵”，绕游其间，可求一年通顺，四季平安。 供图／图虫创意
关于“人日”的最早记载，一般认为出自西汉东方朔的《占书》。在漫长的历史中，《占书》原文早已佚失，但后世典籍对其的引用，层出不穷，基本上都离不开这样的套路：“岁正月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意即从正月初一开始，每一天都用于占卜某一具体生物。并以这一天的阴晴，来预测这一生物在新年的发展。如果这一天晴明温和，那么新年里就会安泰健康，如果这一日阴寒惨烈，那就是衰败疾病的征兆。
值得注意的是，占卜这一文化，流行于“迷信”色彩浓郁的秦汉时期，尤其南方地区，这一传统尤其鲜明。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了一座名为“喜”的秦代官员的墓葬。在这座墓葬中，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简牍，在其中出土的《日书》上，即已有“人良日”的记载。不仅如此，猪、马、牛、羊、鸡、犬，都有属于自己的“良日”。为此，有些学者就把后世典籍中的人日与其关联起来，认为这一节日的雏形，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了。
但也有人认为，秦简中不仅有“人良日”，还有“人忌日”，这些日子其实是用来指导这一天适宜干什么、不适宜干什么的——这有点类似传统的日历，而和后世流行的“人日”风俗无关。
▲ 图为山东省邹城市举办女娲伏羲祭祀活动，时间定为农历三月初三——“女娲娘娘生日”，这一祭典复原了宋制。 供图／图虫创意
在民间传说里，“人日”更像是致敬母神女娲的日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同一时代，曾任泰山太守的应劭，撰写了一本《风俗演义》，更具体地描述了女娲的事迹——天地开辟，未曾有人，女娲抟黄土作人，后来捏也捏不过来了，便引绳于泥中，甩泥浆为人。
女娲的传说何时与“七日说”结合？“人日”的具体起源，似乎也没有定论，但正是这样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逐渐接近真实的历史。
▲ 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相传是女娲补天造人的地方，女娲传说的遗迹比比皆是。如今，此地建造了全国最大的祭祀女娲的庙宇——“娲皇宫”，每年三月初三都会举行“女娲祭典”，图中即为祭典场面。 供图／图虫创意
鸡与人的神话空间
仔细想想，诞生“人日”似乎尚可理解，为什么连鸡、狗、牛、羊等牲畜家禽也一一分配了生日？毫无疑问，它们都是农耕文化环境中最容易接触到、也最不能缺乏的重要动物。那么，另有一个问题，它们又是凭什么把自己的节日排在了人日的前面呢？
在睡虎地秦简被埋入地下约700年后，南朝的宗懔在《荆楚岁时记》里，更为详细地记载了人日的习俗。在那一时期，荆楚一带的人们迎接新年的前七天，仍然是“正月一日为鸡……七日为人”，以鸡为开头，以人为结尾，动物的顺序也没有变化，但有了更具体的独特习俗可说。“正旦（正月初一）画鸡于门，七日帖人于帐”，显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节日。
宋代著名类书《太平御览》中也记载，“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也”，将鸡与人单列，足见其重要性。“鸡日”能够名列第一，这与鸡的习性有关：作为司晨报晓的动物，鸡是东方日出的象征，也总被用来指代新的开始。
▲ 人日别名人胜节，最重要的节俗是用彩纸、丝帛、软金银等材料制成小人的形状，在正月初七这天，贴于床帐、屏风等处，或戴在头上来应节。人日“戴胜”，不仅有戴人形的，也有戴花形的，称华胜。图为故宫藏点翠球梅纹头花。 摄影／逆光
在中国上古社会的动物象征谱系中，鸡就已经被作为东方的代表。战国时墨家的经典《墨子》中有记载：当敌人从东、南、西、北四个不同方向进攻时，需要分别以鸡、狗、羊、猪作为牺牲，以祈求战事胜利。以鸡、狗、羊、猪分别作为四方的代表，是远比人日更为古老的文化传统。
有了“四方”还不够，还有“乾为马，坤为牛”之说，在八卦概念里，乾坤分别对应天地，也就补足了以马为天、以牛为地。“天地”与“四方”组合，这六种动物，构成了我们熟悉的“六合”概念，亦奠立了华夏文明的宇宙观。
在“天地”与“四方”组合成的空间概念里，应该还有最后一块拼图，即“中央”，“中央”该由谁承担？无可疑议，由“人”来填补。因此，每逢新年伊始，先由鸡来揭开黑暗、唤醒光明，六种动物渐次登场，营造出一个有六方维度的空间，最终才迎来正月初七的人日，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重生，也就水到渠成了。
由七种生物创造出七个方位，来开始全新的一年，“人日”堪称是中国人的“创世纪”。
南方北方大不同
尽管人日的起源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魏晋时期，这一节日已经成型了。南朝的《荆楚岁时记》中已经明确记载了人日的习俗：“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
▲ 《荆楚岁时记》。
到了这一天，荆楚之地的人们，要以七种蔬菜做成菜羹食用，人们相信食用了这样的菜羹，可以无病无灾，身体健康。把丝绸、金箔等材质，剪为人形的“人胜”，并把这一装饰物贴在屏风上，或是贴在头鬓上；除了人胜以外，当时的人们也会互相赠送剪成花朵形状的“华胜”。
无论是人胜还是华胜，皆有祈福辟邪、繁衍壮大之意。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中，还保存着人胜的实物，一枚为女子形象，一枚为儿童形象。将这样的人胜佩戴在身或贴在床帐之上，显然有着祈求生育之类的生殖崇拜色彩。
但写作《荆楚岁时记》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的时代，宗懔所生活的南朝，热衷于人日风俗，而北朝对这一节日的观感，则截然相反，更准确地说，可能根本没有观感。据《北史》记载：“魏帝宴百僚，问何名人日，皆莫能知。”北魏朝堂上的政权精英阶层，对‘人日’毫无概念，可见这一节日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几无存在感。
▲ 日本正仓院藏唐代人胜残件。 图片来源于网络。
无论是秦汉起源阶段充满神秘气的占卜色彩，还是南北朝时期日益丰富的荆楚风俗，对于人日的重视，似乎始终是南方胜于北方。而这一节日最终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圈，还要仰仗着中国的重新统一——隋唐王朝。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写了首赋《人日即事》：“镂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风。”诗中不仅有人日里最为醒目、令人欢欣鼓舞的盛景，也有放眼天下的大气磅礴。
据说，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特别看中人日节，人日那天每每大宴群臣，“赐王公以下彩缕人胜”，这其中又包含“以人厌胜”的意思，带有巫术祈祷的成分。
到了唐代，北方地区也多了更多关于人日的记载：在陕西渭南，人们在正月初七要过“人齐节”，家家户户在土地庙前放置油碗，碗中放入与家中人数相等的灯捻，点燃长明灯；山西人也要在人日夜里焚香点灯，用煮熟的稷米祭祀北斗星。
▲ 日本白马节。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公元7世纪，人日的节俗，还跟着回到日本的遣唐使而传入了日本，形成了白马节会。虽然节日的名字从“人”变成了“马”，但其中的很多精髓并没有改变。直到今天，传统的日本家庭，仍会在这一天以七种蔬菜制作稀饭，在这远播东洋的“七种粥”里，还能望见宗懔笔下的荆楚遗风。
另有一样古时北方在“人日”里常做的事，就是帮助女娲娘娘一起“补天”。当日，要在院中摊煎饼、食煎饼。从大地仰望天空，蒸腾的火焰和热气可以“熏天”，而圆圆的、薄薄的煎饼，则可以“补缺”。这样的奇思妙想，由迷恋美食的中国人创造出来，当真是妙。
▲ 图为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镜画局部。其中两位儿童手举精致的人形花灯，这种花灯是正月过年少不了的道具，这和“人日”以人形厌胜一样，包含着祈福纳祥之意。 摄影／逆光
「人日」只在诗歌中
回到中国本土，人日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怎样的节日？这个节日又是怎样消失的呢？
诗歌是我们重新了解人日的又一个入口。唐人刘餗（sù）撰《隋唐嘉话》，记载了一段故事：隋代诗人薛道衡，曾在北齐为官，奉命出使陈朝，恰逢正月节庆，一直无法得见后主。一直等到“人日”这天，由于朝臣的上奏薛道衡的诗人身份，热衷风雅的陈后主才接见了他。且一见面，便向这位北朝使者索诗。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薛道衡缓缓吟出两句，笔调极为平淡，引得一片窃窃私语。“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当他又念出这两句后，满堂哗然变成一片静寂。
▲ 相传人日还流行一种活动——让小孩头顶八卦，测试能坚持多久。一是为了训练其耐心，二也为祈愿吉祥、祈求人丁兴旺。 绘画／杨兆恩
当日正为“人日”，民间以人日为家人再次团聚的日子，有登高思乡的习俗。薛道衡只用了两句平淡的开头，即巧妙地从感受上拉长了时间。其实，诗人离家来到江南，不过二十来天，但跨年的感受与平日不同，又或者出使任务的艰难，使他度日如年，最终对应了诗中所表达的“乡情的浓度”。后两句更加惊艳人心，春天来了，大雁急于北归，春天也被春意催动，振萼而放，而自己却仍寸步难行……
一首《人日思归》，不仅为薛道衡赢得了千古诗名，也为“人日”牢牢定下了千回百转的思念的调子。
唐朝是人日诗最丰富的时代。盛唐时期，李峤以“人日”来赞叹美好的新年新气象——“凤城景色已含韶，人日风光倍觉饶”。在动乱时代，诗人们又纷纷借“人日”来思念亲朋故友。
上元二年（761年），人日那天，高适为流寓成都草堂的杜甫作《人日寄杜二拾遗》，“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高适写这首诗时，唐朝逢安史之乱，盛世不再，时事艰难。高适尚能谋得蜀州刺史的官职，而同样流落蜀地的杜甫，则刚能稍稍稳定，在浣花溪旁的草堂寺内，找到一处简陋的居所。
逢新年，过人日，本应满目皆是欢愉的乐景，却眼见国家破碎、身世浮沉，诗人们互致问候，不过是彼此慰藉的由头。高适诗中的“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分明是对杜甫的悲惨际遇，感同身受。
但谁曾想到，数年以后，杜甫重新在书卷堆中拾取这封诗文，高适却已经不幸离世，诗中词句竟成谶语。杜甫念及昔日好友的无私帮助与拳拳情意，懊悔自己未曾及时回信，只能赋诗遥想故友——“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
▲ 人日要吃煎饼，必须在院中边摊边吃，意为帮女娲娘娘“补天地”；人日还要吃一种“七宝羹”，由六种时令蔬菜与鱼合煮。因为每种蔬菜各有吉祥寓意，据说吃就会变得聪慧、更吉祥。 绘画／杨兆恩
人日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一切美好都可以赋予人日，人日里人们纷纷虔诚的祈愿。
到了两宋时期，人日的习俗中仍然保留了古老的占卜色彩。在重庆白鹤梁的题刻中，可以找到不少人日时观水留题的记载，在这一天游览白鹤梁，了解水位的升落，以预期来年的凶吉。
宋代以后，或许由于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影响，属于汉族传统节日的人日，并不像大多数节日那样，与农耕活动、生产生活紧密相连，而被渐渐废弃了。或许另一个原因是，正月里的节日过于密集，人日的不少节俗，被合并到春节（元日）或上元节（元宵节）之中。不过，在诸如客家人、四川盆地等较为闭塞的汉族群体或区域中，人日仍然保持着生命力。
▲ 四川成都举行的“人日游草堂“活动现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
清咸丰四年（1854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颇熟悉高杜之间的友情，便为杜甫草堂题写了一副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又将这段千年前的往事，引介至公众面前，使得时人竞相效仿游草堂。时至如今，成都人为了怀念这两位真挚、纯粹的诗人，还保留着“人日游草堂”的风俗，古老的人日，成为了诗歌的回响。
“人日”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直白地关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致意遥远的祖先，也不刻意划分人群中的彼此，而是没有区别地对待每一个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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