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辉去了卢浮宫，其实这两家博物馆与中国有关，更值得去！-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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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宇辉去了卢浮宫，其实这两家博物馆与中国有关，更值得去！

中国国家地理无尽之藏

2024-08-05

导读：比卢浮宫更值得一去。

本文7000字，阅读约需15分钟。

巴黎的博物馆，不只卢浮宫。

近日，董宇辉现身巴黎，参观了卢浮宫。卢浮宫坐落在塞纳河北岸，名列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馆内珍藏着被誉为世界三宝的作品：断臂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胜利女神石雕。

卢浮宫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博物馆，数量多达3万余件，其中，明清瓷器精品6000多件，唐宋绘画200余件。典藏有商代三羊纹青铜鬲鼎、商青铜象尊、商周玉猪龙、西汉白玉猪、清代青花人物笔筒、《圆明园四十景图》等。

卢浮宫是法国最大的博物馆，而巴黎还有两家与中国很大关系的博物馆——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和赛努奇博物馆。对中国人来说，这两座博物馆比卢浮宫更值得一去。

馆藏中国文物2万余件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前身是埃米尔·吉美建立的私人博物馆，1889年正式向公众开放。1927年被收归国有，随后从法国博物馆总部陆续接收了一大批藏品，包括汉学家保罗·伯希和与爱德华·沙畹等人在中亚和中国所得、印度支那博物馆的部分珍品以及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的发掘成果。1945年，又接收了卢浮宫收藏的除两河流域及伊斯兰文明以外的全部亚洲文物，最终成为亚洲地区之外全世界最大的亚洲艺术收藏地。目前，该馆馆藏亚洲文物5万余件，其中中国文物2万余件，不仅以其数量、质量，更以其收藏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傲视全欧。

Musée Guimet

伯希和的眼光更毒辣

1906年6月15日，保罗·伯希和与军医路易·瓦莱特、摄影师查理·鲁挨特一起从巴黎出发，乘火车经莫斯科和塔什干，进入新疆，首站是喀什。伯希和手持《大唐西域记》按图索骥，找到了玄奘所说的“疏勒（喀什）国南有大山，山多龛室”之地。他架起一个滑轮，然后将自己升到高处，看到了中央洞窟墙壁上的白色粉饰以及没有头的佛像。之后，他们在这里进行了两天的发掘，但除了佛像残片以外，几无所获。

▲ 保罗·伯希和。

接着，伯希和向东，在300公里以外的图木舒克扎营，至是年深秋，共获得数百件文物，包括佛头、菩萨头、神像头及袒胸露乳的男女上半身像。今天，在博物馆的“佛教中国”展厅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伯希和带回的这批犍陀罗风格佛教艺术品。

考古队在1906年12月离开图木舒克。“冬天已经近了，我们缺衣少穿，只得赶紧上路”。半个月后，他们抵达塔里木盆地的库车。等冬天结束时，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伯希和在库车河畔找到了《大唐西域记》里玄奘曾看到的画满壁画的寺庙——“阿奢理贰寺”以及玄奘提到过的一个矿区，后来，还有了更重要的发现——一座幸免于寺庙火灾的藏书楼。据伯希和《考察笔记》记载：“我们还是清理出大量折页残片和完整的折页以及七八本近乎完整的写本……（这是）一座文学宝库。”如今，这座文学宝库，是吉美博物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 北宋舍利银棺，内中含小金棺、佛骨及水晶遗物。

第二年初夏，“阿奢理贰寺”的发掘有了重大进展，5月21日这天，队员们发现了几乎完整的婆罗米文卷子。伯希和判断，“用这种尺寸的纸张书写……其价值将不可估量”。而他当时还不知道，就在同一天，沙漠另一端的英国人斯坦因，与一个姓王的道士“一见如故”。王道士给了斯坦因一系列佛经和图书目录。而伯希和本人，也将在半年后到达那里——敦煌。

身为一个汉语纯熟又精通中国历史的学者，伯希和有比斯坦因更毒辣的眼光。他师从大汉学家沙畹，年仅22岁便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到达敦煌之前，曾三次被派往中国考察，并翻译过元朝周达观所著的《真腊风土记》。这些过往的经历，仿佛都是在为日后的敦煌之行做铺垫，使伯希和得以萃选出那些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藏经洞经卷，以及在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部分，有人甚至说，那才是藏经洞的全部精华。

▲ 敦煌莫高窟的唐代绢画，不空罥索观世音菩萨的形象。

1927年，吉美博物馆被纳入法国博物馆总部管辖，陆续接纳了一大批探险家及收藏家在亚洲考察时获得的艺术品，这当中就包括伯希和的中国所获。在二楼展出的佛教艺术品中，来自伯希和的藏品占据相当大的数量，其中观音像约占四分之一，有一幅创作于五代后晋天福八年的纸本水月观音，是学界公认最早的水月观音图。此外，敦煌盛唐时期《阿弥陀西方净土变图》《普贤菩萨骑象》和《行脚僧像》，皆堪称盛唐艺术影响佛教界的杰作。

Musée Guimet

“精法”分子的“慷慨馈赠”

吉美博物馆公开展出的中国文物大约有1400多件。单说瓷器，中国展区一进门，便是几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重器，然后是六朝青瓷、隋唐三彩，再到南青北白的格局，从两宋五大名窑代表器到清代粉彩，遵循了中国陶瓷发展的脉络。

▲ 吉美博物馆馆藏的北宋剔花凤头执壶。

青铜器展区亦不乏精品，最为人乐道的有两件重器：一是商代盛酒用的“象尊”。这件象尊体长近1米，是目前所知全球动物型尊中的最大者。曾属原卢浮宫友协会财务总监保罗·伯诺，法国收藏家伊扎克·德·卡蒙多伯爵在1903年6月花3000法郎将其收购，并捐赠给国家。1911年卡蒙多过逝，次年，象尊正式转入卢浮宫。1945年，法国国有博物馆的收藏被大规模重组，吉美博物馆将其埃及部分转让给卢浮宫，卢浮宫则将其亚洲文物赠与吉美。另一件是西周“令簋”，据说是1929年在洛阳马坡出土的，流落海外近百年，去时的路，伴随见证者的一个个离世，越来越湮灭不明。

在这场中国文物的世纪劫难中，除了伯希和、斯坦因之流，某些中国商人的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也“功不可没”。比如卢芹斋，捐赠给吉美博物馆的藏品不少于55件。

▲ 商代青铜礼器象尊。

民国初年，此人以钱开路，视政府的文物禁令于无物，将无以计数的珍宝卖到海外，供有钱有势的欧美人消费。1950年，卢芹斋曾试图入籍法国，最终未能成功。这个法国人的中国女婿，让自己的四个女儿只说法语、吃法餐、穿法式服装。在捐赠问题上，卢芹斋对吉美博物馆也尤为慷慨。

法国汉学家罗拉在《卢芹斋传》中记录：他为博物馆的利益着想，甚至先于他的个人利益。除了带头给吉美博物馆捐赠大量藏品外，他还鼓励其他文物收藏家参与捐赠。吉斯莱博士捐赠的著名中国古玉器就是范例。这套古玉器是卢芹斋自1912年起帮助吉斯莱收集的。卢芹斋本人的赠品构成了吉美博物馆印度雕塑的重要部分，而他捐赠的汉代漆器在西方绝无仅有。值得强调的是，他的捐赠是持续的，从1927年至1950年，他对博物馆的捐赠一直不曾中断。

▲ 吉美馆藏的用和田碧玉雕琢的战国玉龙。摄影／风烟寂空

耐人寻味的是，吉美博物馆还收藏着一封王国维写给伯希和的信，从中可知，伯希和与卢芹斋素有交往，二人的结识，源于后者向前者求教，牵线人正是王国维，而王氏与卢芹斋的来远公司也颇有交情。

评论乱世中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个耀眼的光环，往往会令人辨不清事件背后的曲直是非，似乎每一桩为人诟病的劣迹，都有当年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但是，人怎么可能不带着时代、阶级、民族的滤镜，去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呢？尤其是当我们面对那些被切成碎块的壁画和被割下脑袋的雕像时。

Musée Guimet

中国索回被盗先秦金箔

20世纪90年代，甘肃境内的先秦墓地遭到疯狂盗掘。其中一部分被盗文物流散至法国。1994年，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韩伟就在法国一家私人博物馆发现来自甘肃的盗掘品。

2000年，拥有古琦、伊夫圣罗兰等品牌的法国大富豪皮诺特以及大收藏家戴迪安，将其收藏的一批先秦文物捐给吉美博物馆。后经国内学者确认，这批总数计32件的金箔贴片，悉数为甘肃先秦墓地的被盗文物。

▲ 20世纪90年代，甘肃境内的先秦墓地遭到疯狂盗掘。

201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向法国文物和文化部门致函，提出返还走私文物的要求。可问题是，那批先秦金箔已被收藏家捐赠给吉美馆，除非国会同意，捐赠不得撤销，国有财产不得转让。捐赠者之一戴迪安对中国方面的诉求颇有微词，他说把金箔直接从法国国立博物馆还给中国，“就像戴高乐承认新中国政府一样，那时在整个西方肯定不是政治正确的做法”。

最终，法国文化部与吉美想出一个办法。首先，法国政府要求收藏家签署一份具有追溯性的机密合约，撤销藏家对吉美的这项捐赠，这样一来，金箔就回到最初的收藏家手中。之后，借由2015年法国外长访华之机，由收藏家出面，交还给中国文物局。这是中法建交50周年庆典中最引人瞩目的一项活动，却被当年《每日电讯报》称为法国的“外交噩梦”。

▲ 吉美博物馆馆藏的清康熙嵌螺钿屏风。摄影／风烟寂空

近年来，中国的文物回流大潮中，与吉美有关的文物频频亮相，且成交价屡屡石破天惊。比如博物馆创办人埃米尔·吉美旧藏的清道光御制青玉瑞兽钮小玺一套两方，于2017年苏富比香港拍卖会上以910万港币的高价，独占头筹。

站在丝路的这一端，遥望另一端的法国吉美博物馆，看到一路的鼓角铮鸣，看到那些基于铁血意志的成败兴衰，不由感叹，所谓继往开来，就是不忘过往，立足于将来。

法国第二大亚洲艺术博物馆

赛努奇博物馆在中国不及卢浮宫那么耳熟能详。但作为法国第二大、欧洲第五大亚洲艺术博物馆，拥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的中国艺术品。在向欧洲介绍中国艺术家这方面，这家博物馆向来以眼光独到著称——张大千在欧洲的首场重要个展在这里举办；馆藏的著名女画家潘玉良的作品，规模堪称海外最大；著名华裔法国画家赵无极与赛努奇博物馆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它是赵无极在法国的第一位伯乐……这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位经济学家的亚洲之行讲起。

Musée Cernuschi

无心插柳的开始

1871年，年过半百的亨利·赛努奇，因巴黎公社的政治镇压，心灰意冷。他决定离开法国，开启一次海上环球旅行。赛努奇是银行家、经济学家，早年因政治革命从意大利流亡到法国，此番离开，初衷是研究不同国度的经济体制，却无心插柳地开始了他的收藏事业。这次途经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的航行，不仅改变了赛努奇一生的轨迹，也为一座博物馆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 亨利·赛努奇。

这场旅行历时三年，赛努奇收获了5000件艺术品。回到巴黎后，他在蒙索公园旁边购置土地，建立私邸以便存放。1896年，为了向这座曾在危难之际接纳了他的城市表达感恩，赛努奇在离世前将自己的住宅和亚洲藏品捐献给巴黎市政府。两年后，巴黎市政府利用这批收藏创建了赛努奇博物馆，馆址就在赛努奇故居。

关于这段旅程，我们要感谢与赛努奇同行的艺术评论家西奥多·杜雷，他记述了途中见闻。

▲ 西奥多·杜雷油画像。爱德华·马奈绘制，供图／Petit Palais

杜雷对日本艺术有着浓厚兴趣。事实上，当时的法国艺术界正兴起一股“日本热”，浮世绘、置物等日本艺术得到关注。于是，杜雷和赛努奇第一站是日本。他们的收购活动非常顺利，有时只需要在住所待着，就会有大批货物和藏品送上门来，只消做做选择，签签订单。

离开日本后，他们来到中国。海量的珍贵艺术品打消了水土不服造成的不快，但知识渊博的本地商人和鉴赏家，又使事情变得困难起来。

在北京，古玩店数不胜数……古董、青铜器、瓷器、玉器的交易，掌控在一批人手里，他们确切地知道这些物品的年代、风格和价值。当一件稀世珍品出现在经销商那里时，所有古玩爱好者都会立刻知道。虽然没有拍卖行，但商人们清楚如何让业余爱好者一起参与竞争……有时即便作品真实性存在争议，商人也能设法获得比已成交的类似物件高得多的报价。

▲ 赛努奇与杜雷二人经天津去往北京的“护照”。

在复杂又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赛努奇和杜雷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讨价还价。漫长的交涉，是对二人知识储备的巨大挑战。为了买到一件藏品，他们需要专门去学习大量历史背景和中国艺术的相关知识。这让赛努奇看到了研究东方艺术的必要性。这一认知几乎是领先于时代的，因为杜雷在书中披露，出发时，他和赛努奇对于亚洲艺术并没有专业的了解。事实上，当时整个欧洲对亚洲艺术的学术研究都非常匮乏。

在北京收集古董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所有物品都是根据它们的标记或铭文，以朝代和皇帝的年号进行分类的。因此，一种艺术是在哪些朝代和皇帝的统治下兴盛起来的，有必要熟悉一下。特别是青铜器的收藏，人们必须先获得一些相关的书籍。

▲ 赛努奇的航行路线。

很难想象，两个初来乍到的门外汉，如何在短短几个月里，摸清中国艺术品收藏的法门。众所周知，要迈过这个门槛，绝不是读几本书那么简单，更何况，他们根本不认识汉字。

Musée Cernuschi

拥有上千件中国青铜器

赛努奇认为，收藏不应该只关注物品本身，与之相关的历史，更能体现其价值。因此，他虽然不懂汉字，却非常重视收集与艺术品相关的汉文文献和资料。他收藏了大量青铜器目录，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宣和博古图》。

这本宋代的金文著录囊括了自商代至唐代839件青铜器的信息，不但用详尽的文字记述了器物的尺寸重量、出土来历、以往藏家，还为每件器物绘制画像，严格记录缩放尺寸，力求还原其真实样貌。赛努奇收藏的是1636年的重修版，这本珍贵的文献，为后续法国博物馆的青铜器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依据。比如，一件在法国人眼里像高脚盘似的铜器，就据此被定名为“豆”。

▲ 赛努奇馆藏的辽代鎏金铜面具及鎏金银冠。

19世纪的中国，在欧洲人眼中，“是一个文明古老但正在衰落的国家”，除瓷器以外，中国艺术并没有引起欧洲人多大的兴趣。而赛努奇不仅发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更是先于欧洲艺术界一步，开始大量收集中国青铜器。最后回到法国时，赛努奇带回了300多件中国青铜器。与精明商人的较量，对古代名品目录的重视，使得每一件器物的价值，在收购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属于珍品中的珍品。

1873年，结束旅程的赛努奇，筹办了欧洲首次中国古代青铜器展。这场展览引起了巨大反响，原本热衷于中国瓷器的西方艺术商，开始将目光投向青铜器。赛努奇对青铜器的喜爱，也影响了赛努奇博物馆后来近百年的收藏偏好。

▲ 赛努奇馆藏的辽代大理石阿弥陀佛造像。

如今的赛努奇博物馆，拥有上千件中国青铜器，囊括了壶、鼎、簋、罍等多种形制，除祭祀、饮食等器物外，还有一些青铜兵器，比如，战国时期越王朱勾所铸的一把宝剑。

商代青铜器虎食人卣，是该馆的镇馆之宝。卣是一种盛酒器。除了散落民间的潜在可能，当今世界上仅存两件虎形卣，另一件藏于日本京都的泉屋博古馆。

▲ 商代青铜器虎食人卣，全世界仅存的两件虎形卣之一。

从赛努奇最初带回的一千多件中国艺术品，逐步扩充到现在的一万五千件，赛努奇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数量急剧膨胀，质量一贯精良，这不能不归功于历代馆长的贡献。

Musée Cernuschi

中国绘画的国际窗口

亨利·赛努奇带回的藏品中，还包含了百余幅画作。他的选画标准，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趣味以及对中国古代生活的好奇。

明代杜堇的《杜古狂人物册》，展现的是文人雅士的精神面貌；清代苏六朋的《人物组画》，则表现了市井百姓的寻常生活。赛努奇对释道神仙也很感兴趣，收藏了多幅描绘钟馗、麻姑、八仙的画作，但这种兴趣应该并非源自宗教，而是将之作为东方哲学思想的一种载体。

▲ 中国现代艺术先驱者庞薰琹作品《树下的年轻女子》。

这种对东方思想的探索，一直延续到后续馆长的收藏中。清代张崟的《松下独立观潮图》，于2008年进入馆藏，画中人物散发出仙人般飘逸的气质，表面上是人对水的凝视，实质则是对时间的沉思，期望从俗世中解脱，这正是中国古代雅士不约而同想要探寻的人生终极。

继任馆长们在扩充书画藏品时，也会考虑到政治对艺术的影响。除了张崟这类远离仕途、清心隐逸、寻求自我表达的画家之外，他们也不排斥为皇家服务的画派。比如《苍鹰》，作者不详，画面描绘的是一只高踞于奇石之上俯瞰汹涌惊涛的鹰，这是中国古代绘画常有的题材，以鹰代指身居高位的豪杰英雄或至高无上的皇权。

▲ 赛努奇博物馆开馆展海报。

这些作品在中国其实并不算是古代绘画收藏的顶级品类。赛努奇博物馆将它们收入囊中，是因为，自建馆之初起，就与赛努奇本人步调一致，对中国艺术采取一种西方人的凝视之道。在这种标准下，该馆没有止步于古代中国，而是将现当代的中国艺术也纳入视野。

清末民初，许多中国艺术家赴法学习、发展。时任馆长勒内·格鲁塞，非常欣赏这批旅法画家，甚至与徐悲鸿、潘玉良、滑田友等人来往甚密。1946年，在格鲁塞的推动和策划下，一场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角的展览，在赛努奇博物馆拉开帷幕，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潘玉良等艺术家的作品，进入法国公众的视野。

▲ 张大千在赛努奇博物馆的首展海报。

继任馆长瓦迪姆·叶理绥，继承了格鲁塞重视中国当代艺术的理念。1945年，叶理绥作为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事，随使馆一起迁往重庆。在那里，他结识了尚未出名的赵无极。彼时的赵无极，在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任教员，由于战火蔓延，学院从杭州迁到重庆。叶理绥非常欣赏赵无极的艺术才华，把他的大批作品带回法国，并在1946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中，为这个籍籍无名的26岁年轻人，安排了一个单独展厅。后来，赵无极做出赴法发展的决定，也与叶理绥的赏识和鼓励有很大关系。

赛努奇博物馆逐渐成为中国艺术家向法国展示的重要窗口。包括吴作人、吴冠中等在内的诸多艺术家，都选择该馆作为自己国际首展的舞台。这种良性互动，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吴冠中、朱德群、林风眠等人都曾是该馆的捐赠者，2016年，赵无极的遗孀法兰索瓦丝·马凯，也与博物馆方面签署了正式的捐赠协议。

▲ 赵无极收藏的金元时期的钧窑瓷碗。

百余年来，赛努奇博物馆从专注于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发展到推广中国当代艺术家。

2018年，赛努奇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合作，推出“中国芳香（Parfums de Chine）”展。展览的灵感，来自易凯在中国旅行时的见闻，通过陶瓷、青铜、字画等藏品，介绍中国香的产生和用途，揭示香与中国文学、艺术以及文人精神世界的联系，还借由高级调香师之手，精心复原了中国古代几种香方。这场展览前后吸引了超过3万人次的参观者，成为赛努奇博物馆近几年来最成功的一场展览。

▲“中国芳香”展出的一只明代香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