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裂的土地。
干旱的发生不仅使人畜的饮水变得困难，受害最直接的还要数地里的庄稼。持续的干旱使得原本要借助秋雨来播种的冬小麦无法下播，勉强播下的麦子因为墒情不足，影响发芽，发芽的麦苗因干旱变得枯焦。黍、粟、麻、豆等春种秋熟作物，也因雨水稀少而来不及播种，没了指望。京畿所在的开封府也发生了中等程度的旱灾，受害面积达到50%。
▲ 古人认为异常的天象是一种征兆。
因此，熙宁七年这场严重的旱灾最终演化为对人事的检讨。而当时最大的人事，莫过于王安石变法。
▲ 宋英宗画像。
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也叫“王安石变法”。在各项新法之中，“摧豪强”、“抑兼并”，最典型、最有效的莫过于青苗法。
王安石推出青苗法，规定在青黄不接时，以“青苗钱”的形式贷款给农民，农民收成后以钱或粮加利息归还政府。青苗法的实质是：以政府行为取代私人放高利贷，以金融手段稳定粮价，阻止大地主趁火打劫进行土地兼并。
▲ 王安石画像。
作为王安石变法精神支柱的“三不足”原则，在王安石入参大政之后不久，司马光、范镇、陈荐等人便借一次考试的机会，在试题中全面加以揭露。当宋神宗看到这份试题之后，大为骇怪，说朝廷上绝对无人作此主张，并批示另出试题。等到宋神宗见到王安石时，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虽答以“不闻”，但紧接着就详细阐明“祖宗不足法”和“流俗之言不足恤”的道理，说这两点是完全正确。但对“天变不足畏”一事，他却不敢坦率地予以承认，这是为什么呢？
▲ 宋神宗画像。
因为王安石心里清楚，宋神宗是相信天人感应的。天变即喻示人变。所以他只能委婉地对皇帝说道：“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他不敢谈及尧时曾有九年的洪水，商汤时曾有七年的大旱，都足以证明天变与行政无关的道理。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王安石明白，一定要逐渐让宋神宗接受其“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后来，他又利用其他机会向宋神宗解说，希望使宋神宗明白自然现象的变异与政治全不相干。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安石这一意图，在宋神宗那里并未收到任何效果。熙宁七年三月的一天，当翰林学士韩维在延和殿朝见时，宋神宗说，“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韩维奏对，说仅仅“举行故事（按旧例行事，举行祈雨等活动），不足以应天变”，然后，他又说青苗法害民，应予废除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他力劝宋神宗下诏责己，广求直言。宋神宗采纳了韩维的谏言，颁降了直言诏书。
当王安石读到这道诏书之后，其所受的打击之深重可以想见。然而王安石隐忍着这一伤痛，当又一次见到宋神宗时，他仍努力向宋神宗劝说道：“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
但此时的皇帝，仍不为所动，说：“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大旱面前，两人都提到人事，不过王安石更着眼于未来，他希望通过变法，克服天灾所带来的不利情况。而宋神宗则试图从已经发生的人事上去检讨天灾所发生的原因。
▲ 坚信“天变不足畏”的王安石。
在当时，“天变不足畏”绝对是“少数人的真理”，王安石对这一点应该是心知肚明。
王安石入朝执政之初，当他刚刚开始制定变法的计划时，保守派的官僚士大夫们，就全都拿“天变”来恐吓宋神宗，意图以此来阻挠变法的进行。
对于这些攻击，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天变不足畏”的观点阐明，一次次使政敌们的谋划破灭。然而，宋神宗对于“天变不足畏”的观点一直不同意，王安石一次次的解释虽然暂时制止了保守派的喧闹，但仍未能使宋神宗的思想有所改变。
这为保守派的最终胜利埋下了伏笔。
熙宁七年的大旱终于给保守派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 古人根据雨水的大小预测年成的好坏，即所谓“占雨”。
宋代雨量上报制度更趋完善。包括雨是几时几刻下的，入土几尺几寸，都要记录上报，甚至上报雨量的时限也有规定。
▲ 农业生产中的田漏，其计量方法和雨量器完全相通。
▲ 祈雨：干旱当前，求雨若渴。
关键人物，是一个小人物：郑侠。
郑侠，福州人，曾随父官居江宁，闭户苦学，治平四年（1067）中进士，出任光州司法参军，期间多次上书王安石，痛陈新法弊端，让他这位先前的恩师王安石很不爽。后来，郑侠被调入京城开封，监守安上门。
正是熙宁六、七年间旱魃肆虐、流民潮起之时，监守安上门的郑侠每天都能看到流民，老幼扶携，瘦弱愁苦，身无完衣。郑侠把自己看到的民生困苦，于当年三月画成著名的《流民图》，并拟就奏疏，假称“急密件”，骑马送达“银台司”（专为皇帝收奏折和案件的部门），直接送到皇帝手上。
▲ 郑侠。
郑侠在奏疏中写道：“臣伏睹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麦苗焦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旬日以来，米价暴贵，群情忧惶，十九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求升米，草木鱼鳖亦莫生遂。蛮夷轻肆，敢侮君国。”郑侠说他的《流民图》中所描绘的场面，只是他在安上门上亲眼所见，“百不及一”，外面的实情比他所看到的更为严重。
旱灾已然成形，如何让老天爷下下雨来才是消灾的关键。郑侠提出“当今之势犹可救，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诸有司敛掠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调阴阳，降雨露，以延万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亿万年无疆之祉。”进而，郑侠更以性命做保证，“若按我说的去做，十日之内不下雨，就把我杀了。”在一系列的上书之后，他的最后上书叫一两千斤：“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
▲ 明代画家周臣绘制的《流民图》（一）。
此前，朝廷也收到各式各样的灾情报告，但没有想到灾情是如此之严重。原本以为诚意足以致雨的神宗皇帝在例行避正殿、减常膳的同时，也派人四处祈雨、多方赈济，并要求各地将久拖未决的刑事案件疾速结绝、实施大赦等等举措。然而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老天没有下雨，干旱还在蔓延。
而郑侠的浓墨重笔，胜过诗人的音律神韵，冲决了禁城红墙，把一群血泪交加的流民生活图景送进了皇帝的寝宫，那一张张饥饿变形的面孔，使宋神宗惊骇万分，不由大骂王安石误国。慈圣、宣仁二太后看过《流民图》，也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
于是，宋神宗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 明代画家周臣绘制的《流民图》（二）。
有人说，郑侠不过是一个小官，他敢于又绘图又上疏，指名道姓弹劾宰相，很可能是受到了保守派的唆使。把逃荒的农民绘成《流民图》是富于巧思的，图片宣传总是比文字宣传来得有力。
事实上，不管郑侠是否受到唆使，对保守派来说，要扳倒王安石，这是最好的机会。因为他们已经看透了，无论宋神宗如何支持王安石，但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上，两人是有着根本分歧的。王安石的精神支柱是“天变不足畏”，而宋神宗的心理底线则是“天变足畏”。只是看“天变”到什么程度。而《流民图》所展现的“天变”的程度已经超过了皇帝的承受范围。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时间表：三月中，郑侠上书。三月底，皇帝下诏，要求广开言论，讨论朝政阙失。这也是祖宗之法。真宗咸平二年（999）闰三月，因为大旱，也曾下诏让大臣直言极谏。对许多有政治企图的人来说，朝廷开放言论是一个历史机遇，因为他可以利用这个机遇发表对时政的看法，指出朝政的过失，同时也对政治上的对手展开攻击。
▲ 旱极而蝗，蝗灾不但对农业生产造成危害，还可能引发饥荒、疾疫乃至社会动乱。
四月十八日，司马光提交《应诏言朝政阙失状》，极言灾害的严重性，并将其归咎于朝政阙失，而首当其责的是王安石及其所倡导的新法。司马光一共列举了新法的六大罪状，指出只要将利少害多的新法废除，则“上下感悦，和气熏蒸，雨必沾洽矣”。司马光的上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皇帝早下决心废除新法，罢免宰相。
于是，就在司马光上书的第二天，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罢去宰相之位，带着多病的妻子和“以病告假”的儿子离开京都汴梁，前往江宁府出任太守。
离开京都之时，他写了一首绝句：“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回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虽然王安石忠君报国之心溢于言表，但是一场天灾最终使他失去了相位。“熙宁变法”就此结束了王安石时代。
在崇信“天人感应”的时代，雨绝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现象，说它改变了历史也毫不为过。王安石的遭遇既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即便是在有宋一代，王安石的遭遇也非绝无仅有。晴雨被看作是天命，治理国家依天命而行，甚至个人的命运也被所谓天命所左右，以水旱去职的官员并不在少数。如此看来，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并不是保守派的反对，而是天公不作美。套用西楚霸王的话来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不利也。”当然，王安石变法本身就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对于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而言，熙宁七年的雨也许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 北宋新旧党争：从忧国忧民到互泼脏水。
熙宁七年，果然是雨点小，而雷声大。雨水未能滋润社会稳定的根基，而缺雨引发的雷鸣般的争议却把王安石从宰相的位子震了下来，甚至也震动了大宋王朝的百年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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