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由中国围棋协会起草、国家体育总局批准通过的《关于海外棋手参加全国围甲联赛的相关规定》，掀开了韩国外援大规模登陆中国围甲联赛的序幕。此后十多年间，围甲外援一直是围甲联赛的一大足以左右冠军、降级归属的力量，尤其是韩国外援，每年都能从围甲联赛中赚走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超过围甲、围乙总投入的1/5。
文|体坛周报记者 谢锐
围甲联赛转会之难简直成了国内联赛一大样板，这也是各队急于寻求外援的根源所在。
1999年围甲联赛创办时，中国棋协借用甲A联赛模式，以各省市行业体协为单位，实行注册制，一线棋手被注册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签了一份终身契约。
中国棋协一开始也替棋手转会留下一条后路，即注册方、棋手、接收方三方同意，转会即可进行。在此政策下，的确有棋手成功转会的例子。聂卫平九段2001年从北京队转会至贵州卫视队，邵炜刚九段、王磊八段、刘菁八段2003年分别从上海队、云南队、重庆队转会至贵州百灵队。但这均为不可复制的转会类型，老聂想走就走，邵炜刚、王磊、刘菁则是因为成立了自己的围甲队，去意已决，加之他们与原注册方关系融洽，亦支付相当转会费，这才脱身而去。
但所谓的三方同意其实只是注册方的一票否决制，没有注册方愿意轻易放走一位棋手，尤其是常昊、古力、时越这等级别的棋手，要想离开谈何容易。只要一流棋手无法流动，围甲转会即名存实亡，转会市场有价无市。
而一线棋手数量有限，主力棋手阙如的围甲队唯有坐等降级的命运。2002年，围甲升班马深圳喜悦洋参队仅仅逗留围甲一年即降级，其领队用一句歌词形容他们的心情：“其实不想走，其实还想留。”但“不想走”又能怎样？手中没有实力过硬的主力棋手，降级是难以逃脱的必然结果。
转会市场无法启动，围甲死水一潭，中国棋协虑及此，于2004年出台新的转会体制，即在三方同意方可转会的前提下，增加“协议到期后，原注册方对棋手有一年优先注册权”的条款。这条补充协议的解读便是，如果棋手要强行离开注册单位，放弃一年参赛权即可。当年，董彦七段坚决要离开河北队，河北方面坚决“三不”：不放人、不谈判、不让步。董彦决绝地自我撂荒一年，而后获得自由身，于2005年转会到香港新世界队。
即使中国棋协有“自废一年获得自由身”的规定支撑，董彦的出走还是留下了诸多后续难题。河北体育局找中国棋院理论，向国家体育总局上诉；并且把持着董彦的户口和护照，拒不交给其本人。
依照时任中国棋协秘书长华以刚的说法，这个转会政策口子是“保护棋手的一种权宜之策”，但也不能不说，“自废一年”对于一线棋手而言杀伤力过大，收入损失惨重。因为这个“自废”不仅仅局限于围甲联赛，其他比赛亦无法参加。这也是此条旨在保护棋手的政策迄今为止仅有董彦一个“受益者”的缘由。
注册权如此之大，超乎想象，当时马晓春九段吐槽：“只要一注册，就像无期徒刑一样，凭什么呢？总得有个期限吧。”
转会坚冰无法破解，中国棋协出台商借政策，棋手可以被借用，但注册权不变。此后，有很多棋手凭借商借政策流动，有的注册方坐地收钱，甚至漫天要价，像云南队降入乙级后，队中的非一流棋手王垚六段商借出去时，要价20万元。如此高价，当时接纳他的安徽宁国市政队也只能默默接受。
转会有价无市，使得整个市场没有规则可言，棋手转会价皆由私下协商而定，实非一个成熟的联赛之所为。2008年谢赫九段要离开山东齐鲁晚报俱乐部，加入重庆棋院，山东方面开价90万；一年后，围甲新兴地产队易帜，队中刘星七段转会至杭州棋院，亦作价90万元；2014年，童梦成四段要离开浙江队，转投辽宁觉华岛，浙江开价70万元，经过讨价还价，转会价定为50万元，外加购买10万元古井贡酒。
时至今日，围甲转会、商借政策多年未变，围甲似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在培养后备力量周期过长的现实情况下，各个围甲队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外援，这也是围甲外援后来价格直线攀高、难以控制的渊源。
在围甲外援一盘赢棋价钱超过10万元、甚至于一盘输棋亦有2万元人民币进账的今天，不少指责指向韩国外援“趁火打劫”，但自始至终没有力量去推动转会市场坚冰的融解。这样的本末倒置之举于现实改变没有意义，只要围甲转会市场一成不变，外援价钱只升不降。
围甲这种绝对有利于注册方的注册体制遗毒不浅，但中国围棋协会似乎并未从中吸取教训。2013年，中国女子围甲联赛创办时，依然沿用这种注册体制。支持者们的理由是，不如此进行的话，即得不到各省市体育局支持，女子围甲联赛难以孵出。其实这种担心完全多余，各队可以以俱乐部名义参赛，棋手注册在俱乐部，年限双方协定。避开棋手归属权的难题，打造一个新型的自由的女子围棋联赛，也给围甲联赛提供借鉴。
然而，完全套用围甲联赛的模式来运作女子围甲联赛，使得围甲联赛转会之痼疾继续存在。
好在女子围甲联赛价值远不及围甲联赛，对女棋手的注册权争夺尚未到白热化地步，类似王晨星五段、於之莹五段这样的女子顶级棋手与各省市签约时均有年限，并非以编制形式锁定终身。这还给了女子围甲队员流动的操作空间。略显悲哀的是，这种空间不是女子围甲联赛顶层设计时创下的，而是因为女棋手的价值有限而自然形成。
2000年12月20日，睦镇硕代表重庆建设摩托队出参加中国围甲联赛，他在联赛中取得的战绩亦为外援涌入围甲做了极佳的铺垫，2001年其围甲战绩为11胜7负，翌年13胜3负，2003年更是达到惊人的12胜1负。2004年睦镇硕离开重庆建设摩托队，回韩国休息一年——这一年，围甲五冠王重庆队第一次没有在围甲中夺冠，与睦镇硕的离开像是一种巧合。之后14年里，大批外援涌入中国围甲，韩日一流棋手几乎都有过在围甲“淘金”的经历，甚至于参加围甲与否，成为衡量一流棋手的标杆，围甲也成长为“世界围棋联赛”。
2002年，围甲外援市场放开后，升班马浙江新湖请来了围棋第一人李昌镐九段加盟，每盘棋报酬为1万美元，成为外援报酬新标杆。此后不久，李昌镐的师父曹薰铉九段亦与深圳喜悦洋参队签约，报酬标准亦为1万美元一盘。
2003年，由名噪一时的“清风八子”为班底组建的贵州咳速停队以围乙第一名的身份晋升围甲，当年该队即与“疯狂的石头”李世石接洽，邀请其加盟。当时，李世石开出8盘棋50万元左右的价码，贵州咳速停当即答应。
此消息一经公布后，网上随即有异议：当时韩国国内比赛中冠军奖金最高的KT杯和LG精油杯冠军奖金仅有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5万元，现在李世石只要在中国下8盘棋即可稳获50万元，这钱似乎也太好挣了。
当年李世石初战围甲遭当头棒喝，以两连败开局，最后共弈7盘棋，3胜4负。2005年李世石仅出战5盘，4胜1负。也就在这一年，李世石做出了一个极具其性格特点的决定，2006年起，他代表贵州咳速停队至少下10盘棋，赢一盘棋1.1万美元，输棋则零报酬。此举在围甲联赛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后来其他围甲队在聘请韩国外援时，几乎都沿用这一模式。
韩国外援价格畸高，后来甚至发展到输棋亦有2万元报酬的奇迹一幕。安徽华亿队2012年初战围甲，韩国外援元晟溱九段报酬是每盘赢棋5万元报酬外，输棋亦要1万元出场费；2013年，围甲升班马广州广日队韩国棋手朴永训九段参赛报酬标准是，赢棋一盘5万元，输棋一盘2万元。安徽华亿、广州广日当年都降入乙级，两位韩援似有先见之明，元晟溱2012年5胜10负，收获35万元；朴永训2013年9胜7负，豪取59万元。
2012年，韩国排名前十位的棋手无一例外都出现在中国围甲、围乙两大联赛中，围乙有八支队的第一台由韩国棋手把持，围乙几乎演变为“韩国高手排位赛”。以一位韩国外援平均每年从中国围棋联赛中赚走100万元人民币计算，每年韩国外援赚走1000万元以上，超过围甲、围乙总投入的1/5。同为主力，重庆头号王牌古力九段和中信北京顶梁柱陈耀烨九段在围甲联赛中每盘赢棋报酬1.5万元左右，而与他们水平、影响力相当的李世石、朴廷桓每盘棋报酬高达10万元以上。同工不同酬，这是最为参加围甲联赛的国内主力们诟病之处。
编辑|侯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