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总体疲弱，复苏乏力，虽然美国的调整与增长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英国也不错）。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凭借世纪初以来的全球化红利保持的持续高增长也在2012年进入调整期。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遇到结构与效益、资源与环境等多方面累积矛盾的制约，被迫转入中高速增长，并且这种趋势将保持一段时间，即7.0%-7.5%的年均GDP增长速度或将保持到2020年。
受能源资源（包括能源在内的广义的矿产资源）新发现增加、产能扩张及中国需求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去泡沫化在2012年下半年以来加速推进，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呈总体持续下行的趋势。但是，两大商品原油和铁矿石价格保持在高位震荡，直到进入2014年。
进入2014年后，铁矿石价格崩盘，油价持续下降并在8月后进入崩盘式下跌。2014年，除了镍（增长约12%）、锌（增长约7%）、铝（增长约5%）价格有增长外，其他矿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原油约45%、美国天然气约33%、银22%、铜16%、铅13%，金4%，据Bloomberg资料）。矿业景气全面结束，主要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去泡沫化基本完成，矿业在全球经济新平庸背景下步入常态。但这却给中国经济及“走出去”勘查开发能源资源提供了新机遇。
中国作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及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源资源及商品严重信赖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下跌，将降低中国原油、铁矿石等的进口成本，而低成本的传导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稳增长”进程。IMF估计，油价下跌将促进中国经济在2015年多增长0.7%，到2016年达到0.9%。
总的来看，能源资源形势经历了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带来的短暂繁荣后再陷低迷，全球能源资源格局正在经历深度调整或重新洗牌，而且这种形势短期内好转的迹象并不明朗。采矿项目持续投资和非传统能源项目兴起导致大宗矿产供需基本面转向过剩，矿业勘查和采矿项目融资困难，矿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盈利能力大幅下降。这给中国相关企业也造成了困难，但能源资源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跌，给中国相关企业“走出去”获取全球资源提供了更好的机遇[1-3]。
为适应全球经济新变化而进行的深度结构调整使得全球企业并购空前增加。据报导，2014年企业并购活动飙升至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并购交易总额激增47%，交易金额达3.34万亿美元。2014年公布的中国企业参与的并购交易金额达3962亿美元，同比增长44%。这是自1982年有纪录以来中国企业参与的年度并购金额最高的一次（汤森路透）[3-4]。
找矿发现增多、矿产品价格下跌及剥离不良资产等行为，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好良机。据商务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开展的“中国企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类境外投资备案”初步统计，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境外矿业投资的中方协议投资额为108.34亿美元，同比增加109.6%；并购投资金额85.48亿美元，同比增加254.84%；勘查投资金额3.68亿美元，同比减少23.17%；矿山开发投资金额17.93亿美元，同比下降2.82%。受市场行情低迷影响，矿业上游的勘查和开发投资持续低迷。
虽然上述数据未必反映全貌，且当前获取全球资源资产前景良好，但也必须看到相关潜在风险。我国境外能源资源类投资成功概率依然很低，即使前期项目获得和并购比较顺利，但后期投资开发和权益产品获得仍面临诸多风险。除了削减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融资困难、项目获得社会许可、资源民族主义、投资国基础设施差等风险外，地缘政治成为境外资产保护面临的重要风险因素，价格和汇率大幅波动也是资产保值和资本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4-13]，以上这些因素将对我国矿产资源领域“走出去”产生较大影响。
随着我国全球资源利益日益增多且在全球资源治理领域话语权不断扩大，更需要采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金融、外贸等综合手段，有效保护我国全球资源利益。当前，原油、铁矿石、铜等中国长期发展需求的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需求（美国目前每人每年新增能源矿产消费量为17.5吨，中国长期发展需要巨量的能源资源保障）。要有综合对策，在进口时序、地区及品种上精细安排，确保不因为中国蜂拥买入而抬升主要产品价格，提高国际市场能源矿产品价格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中国“走出去”、全球资源战略的最终实施，都需要依靠企业去执行。市场的低迷、资产的贬值、战争、资源民族主义等都可能造成资源资产及收益的损失。因此，迫切需要加强落实并普及境外资源资产保险制度建设。
阳光创译转载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