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海外矿业投资的风险，这是矿君一直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初看到这篇题目的时候颇不以为然，以为也就是老调重弹嘛，泛泛而空洞地说说社区、文化差异什么的；稍微仔细看了一下，顿时来了兴趣——同样的道理让不同的人论证出来，质量千差万别。

   尤其感慨的是，每天在野外奔波的地勘单位青年里不乏有视野、有情怀、外语好、小文艺、外文笔锋的人才（封皮系作者野外拍的照片）；一直说企业的国际化核心在人的国际化，假以时日历练，中国矿业国际化后继人才颇多。

1 前言

据资料统计，至2013年底，我国矿业海外投资的失败率约80%（陈先达，2013），总体偏低。

交着昂贵的学费，却没有获得回报的事实说明我国的矿业海外投资策略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据笔者的海外工作总结及对一些案例研究发现，我国矿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着一个共性问题，重视勘探、开发与资本等因素，忽视外部间接性支撑因素如投资地政治生态、文化及社区等。

这是政府主导下的矿业投资模式在海外的惯性延续，其特点是“重视自身，忽视外部”，也就是不接地气。现实情况往往是我们认为是互利双赢，而所在地却认为是损人利己。细究起来，自身的内部原因却是关键性因素，也就是忽视了矿业海外投资可能会面临的“软风险”。

2 矿业海外投资的特殊性

矿业的本质很简单：通过对资源的占有与开发以获得商业利益的行为。这是一个纯粹的从经济角度对矿业的定义，只与开发有关，不涉及行为发生地。但事实上，矿业涉及面远比上述的复杂，包括环境、人文、社区。如果发生在海外，那么就更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所能包涵。原因如下：

1、一般情况，一国主权是无法与国土分割。资（能）源天然地赋存于一国国土之中无法分离且不具有附着物属性。这一特点决定了矿业既是经济行为，又带有政治性特点。

2、“开发即破坏”。矿业必然导致自然环境负面变化，改变区域生态（自然和聚落）；再者，原本稳定的社会架构与人文受到外来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冲击而解体和堕落（郭磊，2013）。这是普遍发生的事实。

矿业与其他行业给投资地“给予”、“支持”的印象不一样的是更多给所在国民众“掠夺”的感受。这是矿业行业的共性问题，与区域无关。

3、矿业海外投资属于高资本，高风险和高度关注的典型“三高行业”，受国际关注程度高，易受国际环境及所在国政治环境与政策影响，撤资相对其他行业更为困难（郭磊，2012）。

基于上述特征，我们在矿业海外投资中宜以一种圆滑而有效的手段弱化对资源的占有与获利，强化矿业投资带来的利益及环境友好与改善（郭磊，2012）。

这些问题在旷野海外投资中具有普适性，也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3 矿业海外投资中“软性风险”的研究必要性及内涵

3.1 矿业海外投资中“软性风险”研究的必要性

资料表明，我国大多数矿业海外投资都遇到了“软性风险”的困扰。典型的有首钢秘鲁铁矿（Shou Gang Hierro Peru S.A.A）劳资冲突，万宝矿业控股的缅甸莱比唐铜矿（Letpadaung Copper Mine）社区冲突以及秘鲁Apurimac区域发生针对五矿集团（MMG）的抗议活动。以上所列仅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矿业央企海外投资冲突例子，其他中小型以及民营矿业公司的“软风险”困境可想而知了。

我国海外矿业投资在处理“软风险”方面与西方大型矿业公司比尚显稚嫩，缺乏相关的经验及自身行为失当，出现的种种问题被某些媒体无原则夸大，知名度虽高，美誉度却偏低，海外矿业投资之路频频遭遇黄灯，甚至红灯。这些问题可能受限于我们含蓄、内敛的文化传统，更与我们对外交往历史较短，处事相对封闭的行为方式有关，致使我们在应对“掠夺论”和“威胁论”时有较强的无力感（郭磊，2013）。

这些问题往往不是资本、科技等因素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主体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可能出现的“软风险”，获得投资地政府和民众的认可并形成良性互动以以改变对方的不信任与偏见，改善投资活动的外部环境，支撑矿业海外投资的成功。这是研究必要性的所在（郭磊，2012）。

3.2 矿业海外投资中“软性风险”的内涵

“软风险”与“硬风险”是相对应的。“硬风险”是指事物发展中呈显性、大致可量化的风险，即矿业海外投资中的资本、技术等风险；“软性风险”并没有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笔者认为其特点是发挥难以量化的隐性掣肘作用的风险因素，通常与社会所持文化、道德及价值观念有关，与自然环境无必然联系（郭磊，2015）。

诸多案例表明，“软风险”在海外矿业投资中的影响程度不亚于资本、科技等“硬风险”。此前在海外矿业投资频频亏损的中国铝业也开始反思其海外投资战略。该公司高级副总裁刘祥明表示：“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投资项目成败与否的主要因素不仅在于资源的规模和品质，也不仅在于基础设施的开发条件，还取决于项目所在地政策和法律以及社区的工作环境。”该论述中的最后一点正是矿业海外投资中“软风险”所包涵的范畴之一。

4 矿业海外投资中的“软风险”内容

前文对矿业海外投资中的“软风险”做了界定，并论述了研究的必要性。下文将展开具体论述。笔者要说明的是，所有的论述都是以矿业海外投资为基础。为了便于表述，下文将其分类阐述。但各因素是彼此联系、交叉作用的，笔者建议综合考虑。

4.1 政治稳定性风险

矿业海外投资的行为发生在海外，跨度达数年至数十年，且无法异地运营。这一特点决定了政治稳定是矿业海外投资的首要风险因素。这方面，我国万宝矿业投资的缅甸莱比唐铜矿（LetpadaungCopper Mine）可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项目最初由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公司（Ivanhoe Mines）运作。在西方对缅甸实施制裁后，艾芬豪退出，由中国万宝矿业公司（Wanbao Mining Ltd.）接手运作。其后，民主化的缅甸由于政策摇摆导致莱比塘铜矿项目成为该国不同政治派别角力的砝码，运营环境出现反复并在未来面临不确定性（蒋姮，2013）。

大多数矿业海外投资主体对这个问题认识肤浅，思维僵化，结论模式化，尽职报告以“两国关系发展前景良好”及“项目受到高层支持”等难以实际操作的结论作为可行性基础，误导投资。

那么如何判断对投资地稳定性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历史诉说未来。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文化与价值观取向，并在与外界的互动中影响一个国家、地区的未来发展。如果我们有针对性搜集的资料和信息越多，那么就可能做出接近事实的判断，也就有可能提前做好应对，将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郭磊，2013）。一些国外大型矿业公司设有政治分析师这一职位从事相关研究。但是对初出国门的我国矿企，信息的搜集、研判能力是一个长期过程，难度较大，研究成果未必适用。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与专业机构合作，做专题性、针对性研究，成果共享不失为一个快捷、有效的方法。但由于双方身份、定位不同，因此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也不同，合作期间应做好沟通，提出问题，指明方向并提供资料以使研究适应海外投资的需要（郭磊，2013）。

4.2 人的风险

“人”的在矿业海外投资中的重要性是任何因素都无法取代的。这里的“人”包括两个类别，一是投资体中我方的人，二是投资体中外方的人。

管理学和经济学上对人的论述汗牛充栋，不再赘述。这里仅从矿业海外投资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探讨。

人的能力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业务能力和行为能力。业务能力是指从事一项专门工作需要的知识和能力，而行为能力是指一个人的内在特质，即以何种方式从事这项工作，核心是行为模式，例如是否愿意接受新的环境，是否对外部环境抱有好奇心，是否愿意尝试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互动等。

就海外矿业投资而言，这两种能力都需要，甚至后一种能力更为宝贵。因为，能否与外界做良好的互动与交流，对于建设良性的矿业开发环境很重要。外部媒体经常批评的“封闭”，“拒绝融合”之类辞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我方人员后一种能力的缺失。然而遗憾的是，在人员选择上，我们还是更多基于业务能力。对于如何挑选、培养既有需要的业务能力又有合适行为能力的中外人才，我们可以尝试着向BHP Billiton、RioTinto学习，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合自身的行为能力测试系统，并将其纳入人员选拔体系中。行为能力的测试应针对投资主体中的所有人员的，包括我方和外方人员。

4.3 资源民族主义风险

“资源民族主义”近些年愈演愈烈并被广泛关注。其实这不是新鲜事物，而是起源于上世纪“第三世界”国家以能源为切入点的国有化运动，已经存在近百年。上世纪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能源“国有化”运动。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里全球掀起了第三波“资源民族主义”浪潮，范围从“能源行业”蔓延至“资源行业”（戴维·R.马雷斯，赵欣，2011）。尽管外在表现相似，但内涵却不同。

第一，与前两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不同，本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参与了第三波“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参与者要广泛得多；第二，与前两次运动以行政手段强制国有化不同，本次主要以征收“超额资源税”和“碳排放税”等环保理由的方式实行“资源国有化”，提升国家利益（马也，陈丽萍，宋国明，等，2014）。

“资源民族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给矿业海外投资敲响警钟：依靠资（能）源获得超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应更多考虑与投资地共赢。

“资源民族主义”对矿业海外投资的直接影响是运营成本上升。项目评估应仔细研究这一政策带来的成本压力，评估自身财务能力能否承受。相比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执行较稳定，有合理的避税空间，发展中国家政策相对严厉，操作空间不大，执行力度难以把握（郭磊，2015）。

4.4 劳工与社区风险

劳工与社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劳工大多住在社区，社区主要由劳工组成，故在此一并阐述。

劳工与社区风险是矿业海外投资中层面较低但关系直接的风险。我国多数海外矿业投资遭遇过此类问题，甚至酿成事件，如赞比亚科蓝煤矿枪击事件（ZambiaCollum Coal Mine）、首钢秘鲁铁矿（Shou Gang Hierro Peru S.A.A）的罢工问题及中信泰富澳洲铁矿项目（Sino Iron）的劳工问题等。

此问题在于投资主体试图将我国独特的劳工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复制到海外。然而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劳工组织相对独立、势力强大，是本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决定了劳工组织面对投资者的强硬态度以及官方的暧昧立场，容易使问题陷入僵局。我国的矿业投资者习惯用“中式思维”解决问题，缺乏稳定立场及恰当的策略，给对方可趁之机，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成本，甚至导致投资无法运营。这点在首钢收购秘鲁铁矿后的运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郭磊，2015）。

这一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式。这是由矿业本质（对资源的占有、开发获利）及外在表现（自然与聚落面貌改变及稳定性降低）所决定的，遑论矿业与生俱来的掠夺感。

“拿来主义”，直接借鉴国外矿业公司的经验也许是一个相对经济而高效方式，但应注意适用性。

社区问题主要是指投资者与原住民的关系，本质是分属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发展的眼光看，社区希望与投资者形成利益共同体长期发展，这会带来诸如教育与工作机会，基础设施改善和购买社区产品与服务的好处。而投资者也会在CSR和CIS的实施和构建中获得声誉和形象（Heledd Jenkins,Louise Obara.CRRC2008）。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赢模式。

4.5 文化与价值观风险

简单地说，价值观是基于人的感官思维而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和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取向。价值观对动机有导向的作用。

文化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与价值观的关系可以认为是是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价值观是内核，文化是外在表现，是价值观对动机产生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的方面的表现。二者是一个在互动中共同发展的关系。

文化与价值观是有分区域划分的，比如欧美澳、东亚及南美大区等。即使大区中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取向是不一样的。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文化与价值观自成一统，因此在矿业海外投资的实践中需高度重视文化与价值观导向与所在地的磨合与兼容，否则你认为做了有意义的事，但未必会得到认可。典型的例子，基督教地区的人们普遍认为周末加班是对上帝赋予休息权利的侵犯，即使你原意支付高的工资。但我们往往将其简单化和庸俗化，认为利益可以解决问题。一定程度内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不宜触及该社会的道德与伦理底线，否则情况可能会向反方向发展（郭磊，2013）。

那么是不是要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呢？当然不能，这是不现实，也是不明智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使我们的价值观与投资地价值观平滑融合，以为矿业海外投资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所谓“求同存异”正是包含寻求共同价值观的内涵。毕竟，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合作来的更长久，原因是同一个价值观框架内的沟通更顺畅，更容易达成共识（郭磊，2012）。

处理这些问题要具备跨文化、跨思维模式的沟通能力。这对大多数中国矿业企业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但也是一项必须的工作。作为后来者的我国矿业海外投资的本质是一种国际化的行为，从中国公司变成国际化公司，这是全球化的本质属性和必然要求。这一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双方价值观对接，但是这个价值观却未必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内涵，而是要适应国际化。

5 “软风险”研究的平衡性

“软风险”各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依存、彼此牵制。一个风险强度的变化会联动其他风险变化，如资源民族主义高涨可能会加剧社区关系的矛盾。另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各个风险的权重是不同的。西方国家政治稳定，法律完善但社区影响力大，南美洲国家的劳工组织势力强大。因此，矿业海外投资的“软风险”研究既要考虑普遍性，又要突出特殊性，因地适宜的进行研究。“偏颇”和“平均”都是不可取的（郭磊，2015）。

如果能够认识到“软风险”的重要性并在投资实践中学习和提升，就一定会在矿业海外投资的舞台占据一席，获得回报。

注：作者就职于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0五地质大队

来源：矿业走出去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