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与凤凰国际智库就"一带一路"计划的涵义及影响进行了一场主题午餐会，卡内基莫斯科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寒士（Alexander Gabuev），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凤凰国际智库学术委员冯玉军，清华—卡内基中心驻会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系主任赵可金三人进行了观点碰撞。
以下为部分观点摘编：
赵可金：普京本人对“一带一路”到底是怎么看？
陈寒士：俄罗斯原本对"一带一路"是非常怀疑的，担心中国的影响会过渡到中亚，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区。另外，中国对"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没有太多的解释，很多人觉得这是对美国国际战略的一种回应。第三点考虑是，中国借"一带一路"是要出口设备还是要出口人力，还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虽然中国很多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但似乎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真实想法。现在所有的机构都会开中国"一带一路"相关的会议，消息传得越来越多，但是"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中国到底想干什么，我们还是不太清楚。
后来，有了欧亚盟和“一带一路”的对接协调，俄罗斯开始觉得“一带一路”不是一个挑战，而是有机会在里面。中国会带来投资，带来设备，带来贷款，这是一个好事。至于具体怎么办到现在是一个问题。
像哈萨克斯坦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总理和很多顾问都是老汉学家。他们很了解中国，会主动来与中国对接。但是俄罗斯因为决策者比较集中，因此没有太多跟专家的讨论。
其实我感觉，中国在中亚最大的问题在经济层面，而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资源，俄罗斯的经济大部分是以自然资源为主。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个国家，他们经济体系也是一样，经济命脉也是石油，天然气。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距离欧盟和伊朗都比较远，所以要把能源卖给中国。但是安全体系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俄罗斯保持安全性，中国保持经济发展，对中亚国家来说是最好的。
其实我感觉很多国家真的不太了解中国强大之后到底做什么。中国也没有太明显的政策。欧洲大部分人会关心中国提出的"双赢"模式：双赢的是一半一半，还是我0.5，你9.5？
冯玉军：还是不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在俄国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研究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陈寒士：没有，有一些学者研究，但没有专门的机构。
冯玉军：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有些国外机构甚至要比国内还好。比如说这些问题很尖锐，就是国内的咱们可能没想到，他们去做一系列的问题，他们来促使你去思考这些问题。这几年都是我们国内自己说的比较多。然后促使国外开始重视这个事，现在是这个阶段。
冯玉军："一带一路"最大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以项目为主来推动，来带动的。它不是制定规则。TPP、TPIP是规则，欧亚经济联盟是规则，你在规则缺失的情况之下，以项目带动，特别是在这个中亚、南亚、西亚这些高风险的地区，那当然会面临很多很多不确定性。我不是说它不好，但是不确定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都是一个一个的项目来，大家来和中国谈判合作，你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什么保障？公司规则和统一的大家认可的这种贸易方式，都是缺失的。这是"一带一路"最大的问题。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经济形势，国内的经济形势跟不上，国际上也是。原来大家雄心勃勃要去，但是哪都不行。在效益不清晰的情况之下企业怎么去，要把这些东西说清楚说透。
现在"一带一路"要让商品和投资走出去。哪些商品，哪些产业？如果你的产业都已经落后了，美欧已经在搞新的东西了，再卖落后的产品怎么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而且像俄罗斯和哈萨克担心自己的商业和工业体系被中国的冲垮。
单纯以地缘来决定外交和整个国家战略的想法现在已经是过时了。"一带一路"不能光是以简单的方向来决定，而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综合性的设计。反观美国，奥巴马对外不做太多动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的改革上。新能源革命，新工业革命，新经济常态都已经是突破性的了。实际上我相信再过十几年，历史会给奥巴马一个公正的评价。一个带领美国不做蠢事、聚焦创新、走出危机、实现中兴的总统。在世界的变化如此情迅猛、磅礴的情况下，抓住大趋势你才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
赵可金：从俄罗斯的角度看是这样，我们从美国角度看是另一种思路。美国的新能源新工业技术的确已经成熟了，但是很难产业化。就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打能源价格战，老能源集团早在几年前开始进行战略布局，新能源集团很小，老能源集团很大。老能源集团降价格，市场还会去找新能源吗？然后打打打就压下去了。当然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国际大宗商品的那个销路需求量没那么大，它也是一个总的态势。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奥巴马想推，那些投资者不听他的。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现在担心的是我们过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个县一年膨胀四倍的产能，为什么？因为整个欧美市场巨大的市场拉动订单，上机器上厂房，产能它是有惯性的，一旦一个厂房建起来了，它持续几年会再生产的。就是我们加入WTO当时国家战略上没有看准，特别是广东膨胀的很快。我去苏南考察，苏南的城市已经连成片了，整个苏南地区是一个巨大的超级规模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所有的村庄都消灭了，变到社区里去了，然后全部规划成厂房，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都在那里有基地有厂房。那么这么庞大的产能往哪里去？欧美的市场已经是饱和了。欧美的很多企业已经搬到这儿来了那奥巴马说让它回归哪那么容易，我厂房都建好了，人都配好了，回不去了。那这么庞大的产能积在这儿，按照这种产能生产，越生产越亏损，不生产就失业了，然后一生产就亏损，GDP一增长就亏本。我们是处在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说中央领导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是怎么把这些东西解决了。往哪解决呢？就往国开行部署的所谓"品字型"的市场--亚欧、非洲、拉丁美洲。
中央大概一百多个企业的项目都已经定了，其他的部分还要靠企业靠项目靠市场去完成。
"一带一路"往西走最核心还是希望把欧洲争取过来，因为争取欧洲现在看来好像是初见成效，英国，法国，德国都很积极，包括东欧的一些国家都很积极。如果跟欧洲能够关系往深走一点对美国也是一个促进。
另外就是有一个跨国的交易的信息壁垒还是挺大的。一般的重要交易信息都只给一些大企业和国企，像那种民营企业他们也得不到好的信息。所以如果要是从项目或者从民间的角度来促进的话，可能智库的角度会更好，民间组织、商会、协会真的通过促进交流，和具体项目的沟通，可能会更直接一些。说不定在这个过程中会树立几个样板，那可能整个一带一路就会找到方向了。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想走出去，而且很多企业想走出去，为什么？人家TPP已经把你画在圈外面了，你如果再不走出去就会很尴尬。其实江浙的企业很聪明，规模不大，但是很灵活，他们就表示，因为地价也高了，劳动力价格也高了，所以很想出去，当然也不会说简单的弄出去，肯定是要做更好的。
首先需要有地方，企业现在就是挑不出来去哪儿投资，没有地，包括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也一样没有地，特别是中央控制了土地上交，省级没有土地审批权了以后，他们外国企业进来就很难了。那需要国家层面划定一块区域让企业去落地。第二是提供很好的政策环境。
冯玉军：你那个例子很好，再举一个失败的案例，白俄罗斯，中国企业投资两个多亿为白俄罗斯建造纸厂，就是工业园区的形式，完全企业入住，然后承包，交钥匙工程，甚至以后的一年管理都是要由公司负责，协议签的非常好，投资也都进去了，明年整个的工程竣工。但是明年的竣工的时候，就是中国的这家公司垮台破产的时候。钱都投出去了，但是在那边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政策性的阻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而且就是你前期的调研也好，你的市场在哪，你整个的管理，和当地政府的这个沟通问题等等。
当然大家见到钱都会很高兴，你来我这儿投资。但是有的地方是可以的，它能保障你，但是有的地方不行。
赵可金：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印度。当年日本和中国进入印度几乎是同时的，但是你看日本在中国的发展如火如荼的是吧？日本企业在中国是发展很快，但是在印度发展不起来。在办个事太难了。有些到印度的企业建议中国公司不要到印度这儿来，说来了以后把钱卷进去就拿不出来了。印度它有一百多个政党，然后地方势力不讲规则，你完全的那个。所以现在莫迪这种现象是很特殊的。
陈寒士：我第一次去印度，跟印度很有学问的年轻人谈过，他们羡慕你们中国。虽然印度民主，但是因为太贫穷，太落后，什么事做不成，铺路修铁路等等都不行，在中国就不一样。
冯玉军：要想中俄之间的合作，经济合作，真正的走下去，关键应该在什么地方？靠官员还是靠企业？
陈寒士：靠企业，靠民营企业，不是靠国企。现在中国企业到俄罗斯投资最好的投资机会是食品。第二个是大数据中心，西伯利亚的寒冷对大数据中心有很好的效果。另外，虽然远东的人口比较少，但是加工劳动力，俄罗斯比中国更便宜。至于能源领域，石油价格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不好预期。
冯玉军：国家需要做的就是在这方面提供政策和制度的保证。俄罗斯的卡鲁加州在莫斯科的南边，这个州的州长原来就非常开放，中国的很多企业也进去了，日本的德国的也都进去了，这种的情况是有的。
陈寒士：完全靠地方的规则。
冯玉军：城市对接还是很简单的方式，关键你要有企业家，要有具体的项目，具体的好的环节。
陈寒士：学者起到的是解释清楚概况的作用，比如说政治形势怎么样，哪一个区域有比较有利的一个生长环境。
冯玉军：我觉得中俄之间两个任务最迫切。第一个就是建立新的投资保护协议，原来那个早已经过时了90年代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现在什么情况，而且现在中国的投资要大力的进去俄罗斯，俄罗斯也希望啊，但是这个东西是保护不了的。
第二个就是人员的往来，人员的往来还是要便利化。尽管美国的这个十年期可能有所变化，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很方便的。俄罗斯现在护照每次去都要签，公务护照不用签了，但是因私的护照每次去都要签，那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东西。
陈寒士：现在是中国和俄罗斯要联手打造几个大的样板项目。
简介：陈寒士（Alexander Gabuev）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亚太地区项目负责人。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政策，中国的政治思潮及中国与邻国关系，特别是在中亚地区。在加入卡内基之前，陈寒士是《生意人报》出版社编辑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周刊之一-《生意人报Vlast》-的副总编辑。陈寒士于2007年在生意人报开始担任高级外交记者，是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记者团成员及生意人报的外交事务副主编。他的报道涉及俄罗斯与亚洲大国的关系及俄罗斯的商业利益和外交政策的关系。陈寒士曾担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的客座学者。他也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中国能源政策政策和政治文化课程。此外，陈寒士也是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的慕尼黑青年领袖及外交与防务政策（俄罗斯）委员会委员。
来源于：凤凰国际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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