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在考古学界,三星堆的大名早已蜚声海外,令无数的专家和学者心驰神往。然而,围绕着三星堆的诸多谜团,专家往往经过多年的苦心研究,也是难以解答。比如,三星堆青铜器铸造工艺有何特点?矿料来源是哪?铸造地点在哪?
就成型工艺而言,三星堆青铜器主要的铸造方式为陶范法,与中原地区的加工工艺属于同一个技术体系;就出土器物而言,三星堆出土的很多青铜尊、青铜罍等器物也与同时期的其他青铜文明关系密切,从这两方面看来,三星堆青铜器的生产方式的确受到中原地区影响。

商·青铜双面神人头像

商·兽面纹青铜温鼎
但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相比,三星堆青铜器也有其独特的风格。陈坤龙介绍,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容器和兵器,而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很多神树、人面像等独特的青铜器物。另外,虽然三星堆也出土了所谓的青铜兵器,但可能并不是实用器,其仪式作用更为突出。
器型独特必然导致生产工艺的不同。例如铸造神树等复杂的青铜器时,三星堆铸铜匠人采取了分段铸造再以铸接、焊接等方式连接各个部位的方法。同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上都无纹饰,可能是通过绘制、贴金箔等方式装饰表面,并非在表面直接铸造纹饰。
就后期加工而言,在三星堆青铜器上发现的切割、磨削、錾凿等机械加工方式,在中原地区也比较少见。
就合金成分而言,三星堆青铜器主要以铅锡青铜为主。
在古代社会,铜、玉、黄金等属于珍稀资源,产地是有限的,三星堆铸造如此大量的青铜器,原料何来?其背后必然存在远距离的物料流通行为。
“
说到青铜原料的远距离运输,周代有一个专有名词对其进行描述,这便是“金道锡行”——“金道锡行”作为专有名词,首见于传世的青铜器曾伯簠(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这一专有名词也揭开了青铜时代一个重要的、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即对三代王朝而言,青铜原料存在远距离的运输,且形成了大致固定的运输干道。
金道锡行中的“行”读音为银行的行,意义也近似银行。这些矿料在当年,既有流通的路径,也有交易的场所,在当时已是相当发达成熟的体系。从器物的制作工艺和技法上,可以判断三星堆青铜器明显受到了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影响,同时本地的艺术风格也十分鲜明。
”
目前考古学界对矿料来源地有多种看法,比如西南地区、本土就近取材、中原地区、秦岭地区等。这些都是基于不完整证据做出的合理推测,若想要证实,还需要开展更多、更全面的考古工作。
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对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汉中城洋、吴城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成分作比较分析后发现,在上述所有商代遗址中,只有三星堆和吴城出土的青铜器测试数据显示,它们都含有同一种“高放射成因铅”的特殊铅,又叫异常铅。即相隔千里的三星堆、吴城两地,其先秦古人在炼铸青铜器时集中使用了同一种金属原料。
科学研究表明,四川三星堆、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金属原料是同一产地。而位于江西瑞昌铜岭的商周铜矿矿冶遗址作为考古所见商代唯一一处采铜遗址,既可能曾向四川三星堆输送炼铜矿石,也很可能是远在中原商王朝王室的“御用”铜矿。
“吴城先民在商代早期就发现、开采了赣北瑞昌铜岭的铜矿,并铸造出了精美的青铜器。”吴城文化研究学者彭印解释说,尽管目前尚未对四川三星堆、江西吴城两处遗址的关联性作更细研究。
但考科学家通过同位素测试研究,发现出土于河南安阳,即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中的青铜器,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有一部分可能是用位于江西瑞昌铜岭的铜矿石铸成的。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矿矿源一致。

“瑞昌铜山铜岭铜矿是目前已知商代被开采的唯一一处古铜矿,在当时一定引起商王室的重视。”彭印䃂认为,商王为了获得确保“祀与戎”两件国家大事所必需的铜,可能派人与吴城首领接触,而商王室所需要的战略资源铜,可能主要是从吴城获得。
三星堆遗址与吴城遗址相距1500余公里;瑞昌商代铜矿遗址则靠近吴城遗址,两者相距200多公里。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3000多华里的漫漫长路,古人是如何跨越的呢?或许,由于靠近长江或长江支流,先民在长江中游一带采得矿料冶炼成铜锭,通过长江、涪江、岷江等水路,艰难溯流而上,最终来到成都平原。
瑞昌铜岭作为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产地一说,虽然有较大可能性,但也不是100%确定。青铜器的金属成分除了铜,还有铅和锡,目前只能说从铅的同位素比值来看,是和铜岭有关系的,锡和铜的矿产来源还没有可靠证据来追溯。
近日三星堆又上新了500多件文物,包括青铜“神坛”、神树纹玉琮等重量级“国宝”,还出土了大批金器。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9月2日摄)。来源/新华社
3号“祭祀坑”中发现的金面具薄如蝉翼,重约100克,造型威严神圣,是目前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5号“祭祀坑”的“含金量”更高,已出土重达280克的半个黄金面具、大量金珠和金饰片,还有一把颇具分量的“金斧”。如果再算上之前出土过的金叶、金鱼、金带、“金权杖”等,三星堆似乎成了“金子堆”!
黄金如此珍贵,三星堆的先民是从哪儿得来材料、制作金器的呢?
网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三星堆先民没法熔炼黄金,也没什么开采金矿的能力,这些黄金都是捡来的,属于“大自然的馈赠”。因为外形像狗头,这些大块的自然金也被亲切地称为“狗头金”。先民利用黄金极强的延展性,在狗头金上敲敲打打,才造出了这些鬼斧神工的金器。
然而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早在夏朝,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纯铜冶炼技术。河南的二里头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夏都”,主体是夏文化)中,曾发现一件含铜98%的铜锛,几乎接近纯铜;郑州二里岗铸铜遗址中,发现了炼铜原料铜矿石;殷墟的发掘中,常常发现孔雀石,最重的一块超过18公斤。
纯铜冶炼,为“炼金”准备了温度和技术条件。考古发现证明,三星堆出土的金块,均是将自然金熔化后铸成块状的;出土的金箔、金面具等,则是由金块捶打成平整的金皮,然后通过模压、雕刻、镂空等深加工工艺制作而成。
在地壳中,黄金主要以两种基本形式存在。一种是以微小的颗粒状态被包含在不同岩石之中,专业术语叫“脉金矿”或“内生金矿”,但由于开采难度较高——一般开采一吨矿石,提炼出的黄金也只有3-10克——直到唐代以后人们才开始大规模利用脉金;而当脉金矿露出地面之后,由于长期风化剥蚀会破碎成金粒、金片、金末,通过风和流水等的搬运作用沉寂在河滨、湖滨或海岸,就形成了“砂金矿”,又称“外生金矿”。由于直接裸露在外,这也是古代人类最早采集的金矿。

三星堆遗址所在位置。来源/朱丹丹:《三星堆·文明的侧脸》,巴蜀书社,2017年
我国古文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国)有璧玉、金、银……之饶”,古蜀地区也是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地区之一。地质调查显示,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周缘地区,特别是古丽水地区(今四川省西部雅砻江与安宁河之间)皆有品位很好的金矿广泛分布——其中90%以上,都是易于开采的砂金矿。
经过金相检测取样和化学成分分析,可以确定,三星堆的金器属于金银合金器,成分构成也比较一致,很可能是从同一地区的砂金矿冶炼而来。有学者指出,通过与四川周边砂金矿的元素对比,三星堆出土金器的矿料来源于凉山州盐源县洼里地区(理塘河与雅砻江流域交汇处)的可能性非常大。
除此之外,三星堆的居民与其他“矿场主”的关系也很密切。除了丽水地区之外,云南的金宝山和长傍川等地,以及西藏一带,都是中国代的“多金之地”。据分析,大约在商代晚期,曾经有过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古蜀文明正是通过此道与周边地区乃至东南亚、中亚等地产生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
滇文化区也在这条线路上,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星堆冶炼青铜所需要的一些矿料,就被认为来自云南。如此说来,三星堆冶炼金器的原料,也可能有部分来自云南。
而砂金矿中,绝大多数都是小金粒,块金则非常难得。目前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金器中,最重的就是那根“金杖”,约为463克;而新出土的那半件金面具如果完整的话,也将会超过500克——如果三星堆人制作这些金器全靠捡“狗头金”的话,那真的是“天选之子”了。
事实也证明:三星堆人并非是在大块的“狗头金”上直接加工,而是依靠“炼金术”把大小不一的自然金熔铸到一起,再进行制作的。三星堆的一号坑里,曾经出土有金料块,两面平整,略呈长方形,侧面还留有“浇口帽”,可见这是经过集合小粒自然金熔铸加工而成的。
开采矿石后冶炼成金属原料,进行合金化处理,再铸造成器物……冶金生产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要想真正揭开三星堆青铜器的秘密,还需要寻找更多证据,比如生产遗存、冶金产生的炉渣等。
应当在三星堆遗址、周边地区甚至更大范围内寻找商代晚期青铜冶金生产的技术遗存,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才可能真正找到三星堆青铜矿料的来源。相信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和考古工作环境的不断改善,一切疑问都将被慢慢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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