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随后，薄太后陪葬金器出土，一件件精巧的黄金饰品跨越千年依旧流光溢彩。据史料记载，西汉王朝的黄金库存可谓历朝之最，其巨量黄金因何而来？短短十数年间又为何突然消失？究竟是谁动了西汉的黄金？
2002年，6件被盗出境的西汉黑陶俑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上，即将被拍卖。我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及时进行了交涉。
经过多方努力，这6件陶俑于2003年回到西安。随后，相关部门对这6件陶俑的来历展开了调查，最终确定是盗墓分子从江村古墓盗掘的。西安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翔表示，当时两个盗洞，麦子一收，非常清楚，在卫星图片上都能看到。
在没有确认墓主人身份之前，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这处墓葬一直被称之为“江村大墓”。
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到盗扰，为确认墓葬保存状态及周边文物分布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和相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地点，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并对陵园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基本确认江村大墓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
此前，传闻汉文帝霸陵的位置是在凤凰嘴，此次考古人员对“凤凰嘴”区域做了全面详细的考古勘探，未发现任何人工修建或开凿的遗迹，基本可以确定“凤凰嘴”只是一道自然形成的黄土梁，没有任何墓葬。
“此次考古发现证实，‘凤凰嘴’是后世讹传的霸陵。江村大墓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而且有明显的发展演变轨迹，另外结合文献记载，基本推断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主持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赢说。
汉代多金是历史学家的定论，不仅有“金屋藏娇”的典故，每每皇帝赏赐，出手都是百金千金起跳。而这个汉，指的主要是西汉，“黄金络马头”，“美人赠我金锉刀”，都不过是西汉日常。
西汉的黄金库存，其数额之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实属罕见，可以说为历朝之最。《魏晋南北朝史》载：“西汉初期，黄金的应用总数量在百万斤以上。”如果按照《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考据的西汉时1斤折合今日248克来计算，西汉的百万斤即今日的248吨。而2003年中国的黄金储备为600吨，也就是说西汉时期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我国2003年黄金储备的41.3%。
《史记》《汉书》有记载，西汉皇帝赏赐王公、大臣，出手极其大方，如汉高帝给叔孙通“赐金五百斤”、汉文帝向周勃“赐金五千斤”、汉景帝对窦婴“赐金千斤”，汉武帝更是曾有几次大赏，如一次即赐卫青、霍去病黄金50万斤等等。
货币史学者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把这些记有准确数字的赐金做了一次统计，发现西汉皇帝赏赐出去的“金”近90万斤。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国库、皇亲贵族、诸侯拥有的以及流通中的黄金”，西汉黄金数量确实巨大。
图：彭信威整理的西汉统治者赏赐黄金表（单位为“斤”或“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汉代的黄金大都做成马蹄金或者金饼状。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巨量黄金出现在西汉王朝呢?
不可否认，西汉黄金之巨得益于前朝的积累：春秋以前黄金已成为人们宝藏的东西;到战国时各诸侯都视金为宝，无不尽力搜罗。当时秦楚两国势力最大，财富最多。楚国汝汉地区就盛产黄金，有方形的爰金流行于世。秦国盛时，“黄金万镒为用”;秦统一天下之后，各国的“子女玉帛”自然也包括黄金，都聚在秦王朝的宝库，而这些历代积累的黄金最后又都被转移到了西汉。
铁器时代的到来，带动了西汉采矿业的迅速发展，更多的黄金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也充实着原本就藏金颇多的西汉国库。西汉人们通过不断的实践，除了继承前代的方法外，又发现了按矿脉分布关系寻找新矿和察看金光寻找黄金矿的方法，黄金产地也比过去有所增加，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扩展到两大流域的纵深地区。
参与采金的人数之多也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汉元帝时的大臣贡禹，看到当时农业人口大量减少，曾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其中就有一条为：“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可见至少当时政府设立了开采珠玉金银的专门机构，而在这个机构下面从事采金的人员也一定不在少数。
除此之外，罗马史学家的抱怨也值得一提。他们对西汉时期罗马与中国的外贸交易耿耿于怀，认为罗马花费了数量巨大的黄金来购买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比如一种名为“缣”的双经双纬的粗厚织物，可以用来制作衣服、口袋，国内时价是400到600多个铜钱一匹，但在罗马市场却与黄金同价，即一两黄金一两缣，一匹缣约25两重，即可换取25两黄金。据罗马史学家普林尼统计：西汉时，罗马帝国每年至少有一万万赛斯脱奇(sesterce，古罗马计量单位)的黄金流入中国(还包括印度和阿拉伯)，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折合成现在的计量单位超过5吨。难怪罗马的史学家会抱怨，用黄金换取中国的丝绸，是后来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西汉时一掷千金的“土豪爸爸”到了东汉时却“穷成孙子”，文献记载中东汉已鲜少有黄金赏赐了。
这过渡的短短十几年时间，西汉时的巨量黄金在东汉时销声匿迹，退出流通领域，这些黄金都去哪了？是谁动了西汉的黄金？
清代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中提到:“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即说汉以后，由于佛教传入中国，佛寺大兴，塑像涂金，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最为耗金之蠹。
但此说显然无法解释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原因。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 年)，中原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佛教才传入中国。而佛事勃兴，是在魏晋南北朝，有 “南朝四百八十寺”可以佐证。因此从时间上来说，巨量黄金消失于东汉在前，佛教大肆兴起在后。佛还未入，寺尚未建，又从何谈塑像涂金、泥金写经、贴金作榜之举呢？即使真的有一些寺庙使用消耗了一部分黄金，但与西汉巨量黄金存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彭信威先生认为东汉黄金数量的减少，是由于黄金外流（赏赐外人）和贸易的入超（向大宛买马、明珠琉璃）（语出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册）。傅筑夫先生也说：“最大的泄露，乃是通过对外贸易，大量输出国外。”
这一解释，仍是有待商榷。汉代张骞通西域后，汉与西域各地陆地贸易和南海各国海上贸易日益频繁。但这些国家生产发展远落后与汉帝国，货币经济落后。相比于黄金，他们更喜欢汉朝的丝绸和布帛，皇帝对其赏赐往往是投其所好，多予大批的丝绸布帛，《汉书·西域记》就曾记载：“宣帝元康元年，龟兹王来朝，一次赏赐绮绣杂缯奇珍凡数千万。”汉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奢侈需要有时用少量黄金向西域、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但更多的奢侈品，往往是通过军事胁迫，逼使西域、南海各国称臣纳贡得来的。此外汉代对外贸易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中也极少看到汉朝商人用黄金去外国经商的记载。以此判断，汉朝时的对外贸易，不仅黄金外流甚少，相反统治者通过各种手段输入了大批黄金到国内。
有人根据黄金字义考证，认为史书上所说的“金”其实有两个意思，一是专指黄金，二是泛指各种金属。从西汉的黄金开采量和对外贸易上看，认为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黄金，因此认为西汉所谓的黄金实际上是黄铜。
这一说法更无道理。在汉代，金和铜的区别非常严格。第一，黄金和铜钱同是流通的两种货币，形成金铜并用双本位制，不可能混淆。第二，西汉法律正式规定黄金是上币，铜钱是下币，两者之称呼绝不混杂。汉代并没有把“铜”称为“金”的例子，也从无“黄铜”之称。第三，黄金和铜钱的重量单位和名称也不同，西汉时黄金单位由战国时的“镒”改为“斤”，而铜钱单位为“铢”。第四，西汉时期，金矿和铜矿各有不同的出产地，有“金官”和“铜官”之分，如豫章出黄金，丹阳郡有铜山等。第五，它们的作用也不一样，黄金因为价值大，主要用于馈赠、赏赐、贿赂，铜则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商品交易。以上证据足以表明，西汉黄金非黄铜。陈直亦明确指出:“近人有谓汉代黄金即指黄铜而言，其说未敢苟同。”（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另外，包括西安郊区出土的 219 枚金饼、河北中山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金饼和海昏侯墓葬出土金器在内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再次印证了文献中记载的“金”是黄金，而非黄铜。
西汉的巨量黄金之谜已经远去，只留下了史学家们无数的猜测和争论。汉文帝母亲薄太后陪葬金器出土，再次将西汉精巧的黄金饰品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通过金银，我们仿佛再次与历史对话，看到了那个“坐拥万金”，金灿灿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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