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G全球主席博克纳：解读中国“一带一路”与工业4.0之路- 大数跨境

煤炭企业信息化

2015-05-13

导读：来源：财新网，慎-思-行编辑“工业4.0”在德国如火如荼，中国也试图跟上，激起了中国传统产业与互联网融合的

来源：财新网，慎-思-行编辑

“工业4.0”在德国如火如荼，中国也试图跟上，激起了中国传统产业与互联网融合的热潮。政府也很想帮一把手。而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全球主席博克纳表示，不可能通过政府创造真正的工业4.0，必须要有千千万万的企业进行自下而上的努力、试错；劳动力成本不是决定性因素。

全球金融危机后，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其强健的中小企业群（Mittelstand）、独特的中小城镇城市化模式，以及一直在最前沿的高端制造业被世人广泛称道。“工业4.0”更是激起了中国传统产业与互联网融合的热潮。

作为中国在欧洲的主要伙伴国家，德国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诸多共同点：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及贸易顺差水平，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国可以从德国的发展中觅得什么经验？

来自德国的博克纳（Hans-Paul Bürkner）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全球主席。在近年的全球各类会议中，健谈的他深度参与到中国议题中来。他1981年加盟BCG 2003年至2012年任BCG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此前任BCG全球金融服务专项的领导人。他以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身份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拥有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德国鲁尔大学的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士学位。

财新记者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期间采访了博克纳，听他讲述德国在工业4.0方面的经验和对一系列中国问题的看法。

一带一路

财新记者：怎么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博克纳：“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亚洲经济体，其为重要的是让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获益，包括中国、中国企业、南亚国家、中亚国家等等。如果日益发展的中国没有充分使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其他国家发展，中国自己也不会实现自身最大的发展潜力。

“一带一路”是大的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打破各国之间的“围墙”，变得更为开放，会衍生出更好、更快捷的供应链。那些在上海运营成本太高的企业，可以迁移到越南。这并不是中国的损失，而是强化亚洲、乃至全球的产业链。

我有很强的信念，全球化应该是多赢的，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一些紧张关系出现，但是对多数人都会是有利的。

工厂由欧美向亚洲转移，由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转出地因此失去一些就业，但是这是一直在持续的全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19世纪，纺织业在欧洲蓬勃发展，之后在那里衰落，却在亚洲发芽。产业转移和升级是绵延不断的过程。

就拿苹果笔记本电脑来说，它是在加州设计的，但很可能是在中国组装。然而也并不是所有零部件都来自中国，可能来自南亚、台湾，甚至美国。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产品”，很难说脱胎于哪个国家。而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完成法律服务、营销、研发、设计这些任务的人更是来自于各个国家。

全球化的好处，是把越来越多企业家、生产者、消费者聚到一起，共享繁容， “一带一路”可以帮助覆盖全球化还未能惠及的部分地区——比如缅甸、中亚，会让这些国家借助基础设施联通融入全球经济体。

当然对于个人来说，这意味着变革，需要人人都有灵活性和适应性，这是一个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开放的心态，携手合作很重要。越是保持开放的推进方式，越是相互竞争，就越能够提高参与者的福祉。

财新记者：也就是说在实施过程中，要摒弃“国家冠军队”，独占市场或是独占项目的做法？

博克纳：我确实对“国家冠军队”的想法持保留意见——认为只有在一家企业控制本国一个产业的情况下，该产业才是有竞争力的，这没有道理。相反，只有竞争才能带来最好的东西。

拿欧洲的电信业来说，几十年前，德国、法国、英国都是高度管制的。在德国，当时只有德国电信，想要安装一台固定电话，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十分昂贵。今天，同样的服务能在几天或几小时内完成，而且十分便宜。

所以，垄断是“保证”消费者为差的产品和服务付出较高的价钱的“最好办法”。

工业4.0

财新记者：工业4.0在德国发展得如火如荼，中国人对此也有很高期望。德国在这方面目前进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

博克纳：在德国，确实到处都在谈论工业4.0，确实一些企业和一些地方有不错的进展和应用，但是要让工业4.0渗透整个产业，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常常能看到工厂运作效率问题、信息（号）沟通问题、产品质量问题，等等。

这是未来15-20年的目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财新记者：在引领这一发展的是政府还是其他主体？

博克纳：是私人部门。政府当然会希望推动工业4.0的发展，但是不可能通过政府创造真正的工业4.0，必须要来自千千万万的企业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各类主体越是能够自发进行试验，效果就会越好：一些会成功，另一些会失败。这是一个需要广泛试验的事，而不是只是来自于几个主体的努力。

财新记者：政府在这中间能扮演什么角色？

博克纳：确实有一些政府性质的机构在作生产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这当然有帮助。但是我对于认为只要政府提供更多的支持、资金、规则，工业4.0就能成功的看法，持谨慎态度。需要真正让千千万万的相关主体进行由下至上的努力。

当不论哪里的政府做研究，出资，都需要有成果。尤其在一些大的研究课题上，政府很难承认“我失败了”。所以它会一直持续，即使是走在了错误的方向上。当然，在基础研究中，政府的资金很重要，因为这类研究没有短期的商业成果。

所以需要有很多的来自私人部门的努力：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合作。最终应该是企业在工业4.0上进行投入，因为他们才是直接的受益者。

政府最主要的角色在于，破产监管规则方面的障碍。很多时候，法规不允许某类研究推进，或是不允许企业进行协作。其中的一些是不可理解，一些甚至是矛盾的：一个政府部门想让某件事发生，另一个部门则不想让这件事发生，所以作了完全相反的规定。

所以我认为核心是开放的原则，让各类企业都能自由参与。而且我认为很多的发展会来自于中小规模的企业。大企业总有惯性，希望保护自己已有的利益，小企业并不在一个安稳的位置上，所以愿意尝试新东西，需要走新路径。我预计很多创新会来自于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群

财新记者：所以德国发展出中小企业群（Mittelstand）的秘诀是让它们自由探索、尝试？

博克纳：是的，而且不仅仅是在大城市，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很多为一些高端产品提供核心部件的顶尖企业，低处很小规模的城市或城镇——有些可能只有几千的人口。这才是靠产品质量和创新脱颖而出，而非借助政府补贴取得成功的表现。

财新记者：所以在一开始，德国并没有国家规划来催生这样出色的中小企业群？

博克纳：是的。只要政府不在这中间起反作用，阻碍它们的发展，我就不太担心。政府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指导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放手”（letting go）。如果需要125个章才能设立起一个公司，会需要几年时间，那会制造巨大的障碍。我认为政府以一站式的许可服务，让企业可以十分便捷地开始运作。

制造业与服务业

财新记者：德国和中国都是以制造业见长。近几年也不断有西方学者表示这两个制造大国的大规模贸易顺差造成了全球经济不平衡，甚至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你认为应该如何平衡看待制造业和服务业？

博克纳：当你看一台Mac，它看起来是一个制造产品，但是事实上牵涉很多服务业活动，包括物流、设计、营销、法律、金融。在什么被定义为制造业，什么被定义为服务业问题上，人们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

一家车企外包其保洁工作，之前制造业的就业马上就变成了服务业就业。这也适用于法务、会计等工作。人们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此外，不应该鄙视制造业，认为服务业是更高级的经济形态。我记得直到2007年，类似《经济学人》等顶尖媒体也一直鼓吹，德国经济是落后的，因为其服务业的占比不高，大幅低于美国和英国。然而在危机后，大多数人改变了立场，认为制造业是重要的，“让我们重建制造业”。

在这一点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国家需要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里有强的环节，一部分国家的强项当然可以是制造业。

过去，人们认为制造业就业就是如美国大型车企的就业：高收入的工厂工作。由于全球化，制造业就业的工资承压，出现更多的自动化，制造业逐步在全球生根发芽。

对于中国来说，其制造业一开始是得益于低的劳动力成本，但是现在已经逐步发展起完整的生态体系——比如数以百计的制造商为Mac提供零部件，然后再完成组装。

所以，认为能够把制造业、工厂完全移向东南亚或是非洲，只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现代制造业事实上需要一整个生态体系：好的基础设施、物流体系，这些都需要有机地组合到一起。

所以我认为，中国仍然会是制造业大国。当然会逐步迈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部分；同时，一部分低附加值的活动会转移到越南、缅甸、印尼，但是仍然会是通过全球供应链，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

整个过程会经历几十年，不会因为政府或是其他人说，“我们需要改革”，就在几年内实现。

创新

财新记者：德国传统上并不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现在则似乎在创新方面快步前进？

博克纳：我并不同意你的假设。德国在19世纪时，在化工业、机械行业还是有很强创新能力的。在软件、电子行业，确实比不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不过对于欧洲来说，确实需要更为创新，欧洲人需要变得更愿意尝试新东西。你也得理解，欧洲，包括日本，都面临很大的人口挑战。欧洲已经有近一半的人口在50岁以上。或许这一说法过度泛化，但是总的来说，50岁以上的人更希望维持现状，而非构建未来。所以欧洲民众对于科技进步、对于新技术有更大的阻力。当新的产品出现，人们会先想风险，而非机遇。这也会是中国将要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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