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编制好“十四五”规划，为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擘画蓝图。按照党中央的既定战略部署，2020年国家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从2021年开始，国家将进入“十四五”时期（2021-2025），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阶段。
新的形势、新的机遇、新的挑战下，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能够更好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14亿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向往，也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为人类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十四五”时期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位非常重要。
党的十九大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此为基础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显而易见，“十四五”时期正处在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阶段，即从2020年到2035年奋斗开始的五年。
讲“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是好理解的，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密切联系的。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从发展阶段看，“十四五”时期我国有可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开始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工业化进入全新的人工智能制造时期，城镇化逐步进入成熟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68%，市场化进入制度和法治完善的深度改革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入全面推进期。
从发展动力看，“十四五”时期，因受疫情影响，外部拉动和国内投资总体上偏弱，但国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世界市场”培育更加壮观，大国超大型规模效应更加显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压仓石。
从经济结构看，制造业结构调整重构加速，新兴战略产业加速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城镇化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农业现代化有新的突破，城乡结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从发展平衡性看，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长江经济带、成渝城市群等国家战略发力推进，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显著增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现代农业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将得到缓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度推进并有新的拓展。正因为如此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必须开好局、开好头。
之所以说“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巩固期，一是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不低或者说是相当高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们要“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不能只是经济上的小康，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进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覆盖的区域要全面。
二是因为新冠疫情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了严峻挑战。经济方面受到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一些中小微企业发展十分困难。“六稳”压力较大。
三是因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打赢的三大攻坚战还需持续。重大风险防范、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三件事情，不能因为到了2020年就自然而然解决了。2020年以后这三件事情仍然存在，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努力。
我们说“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巩固期，就是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要有辩证认识，要看到成绩，但还要看到困难。为了实现长远的宏伟目标，当下必须打牢基础。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经济稳步发展，5年平均增长速度较“十二五”时期虽有所放缓，但预计仍可达到6.5%左右，为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①的2倍以上。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5年的50.8%提高到2019年的53.9%，预计2020年可达55%左右，单位GDP能耗五年下降17%。
图2中国GDP历次五年计划平均增长速度（单位：%）
“十四五”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许多严峻挑战，较“十三五”期间可能会更加复杂和困难。
1.逆全球化倾向将会继续导致国际政治外交关系紧张，贸易环境恶化，技术创新环境变差“十三五”中后期，随着美国采取一系列退出国际组织、强调“美国优先”、挑起贸易摩擦等行为，逆全球化倾向不断加剧。
表征之一是美国退“群”。2017年以来，美国已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以及《中导条约》等十多个国际组织或双多边国际协定。
表征之二是美国绕开WTO等全球和多边机制，挥舞关税和非贸易关税大棒，挑起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摩擦，使全球贸易量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
表征之三是主要经济体竞争日趋激烈。美欧、美日、日韩等许多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不断恶化。
这归因于在本轮全球化进程中，第一和第二产业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远不及资本要素来得顺畅，加之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先前的优越地位，人们对高福利的刚性需求，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债务急剧扩大后失落群体的转移支付没有相应跟上等，使得农民及蓝领工人或失业或收入相对减少，所处经济地位下降，失落和不满情绪明显上升，昔日传统制造业地区成为“锈带”，逆全球化倾向加剧蔓延，打乱了经济秩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被破坏，经济和贸易活动受到冲击。此外，经贸关系的恶化，也对政治外交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些国家和国际社会出现了明显的撕裂倾向，如英国脱欧，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竞争“白热化”等。科技创新环境因此遭到破坏，政府纷纷介入企业科技竞争，尤其是出现了对高技术进行封锁等问题，使得全球科技创新步伐受阻。上述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十四五”时期，特别是前期，逆全球化以及国际社会的撕裂倾向可能还会继续，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全球科技创新的环境也会因此而变差，从而使得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空间弱化。
2.全球经济增长正处在本轮周期的底部，经济增长速度至多维持在前5年平均大约2.9%的水平。
从美、欧、日，特别是美国的宏观经济趋势看，增长速度将有所下行。虽然这几年，美国借助宽松的货币政策、赤字财政、美元的国际储备和避险优势，以及页岩油（气）等能源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就业、股市等均创新高。但其背后也存在不少问题，如长期债务收益率与短期债务收益率倒挂、此次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美股数次熔断等；欧洲因德国经济走弱，英国从欧盟脱离，意大利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等，经济增长也会弱于前5年；日本经济则可能继续维持低速增长局面。尤其是日韩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而发展中国家，受逆全球化及资本流出等影响，也难以有更快增长。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除了逆全球化因素的困扰，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化、劳动生产率下降、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局部冲突和战争、收入差距扩大引发的国家内部矛盾等均是其影响因素。此外，世界各国债务负担较重、众多国家银行利率已经降为负数，以及此次全球性的新冠病毒疫情可能导致的全球金融风险等问题，也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空间受到很大限制，并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3.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主要国家的竞争对手，面临重重阻碍；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国家的优越感正在降低或消失，产生了疑虑或防范之心，并实施相关遏制措施。少数国家，特别是美国人为设限，将企业之间产品的竞争与安全问题等联系起来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如对华为5G技术进行全面打压等。“十四五”时期，美国无论两党谁执政，其提出并实施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策略、以“退”谋“进”获取自身利益的政策取向及总的基调恐怕难有大的调整，特别是对中国的抑制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最多只是程度上和形式上的差别，“摩擦—谈判—再摩擦—再谈判”可能会成为中美贸易关系的常态。
资源制约对中国发展一直是个大问题。特别是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资源问题更加捉襟见肘。目前，中国原油、铁矿砂等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70%。以至于沙石等建筑工程最基本的原材料资源，也已经出现价格持续上涨等紧缺现象。近年来，在各项环境治理强力措施的作用下，中国环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大气、土地、水等污染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许多环境的整治与修复将是长期和成本巨大的工程。庞大的生产和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亦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已经十分有限。
由于“少子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中国正在以较快的速度逼近“老龄社会”①。“十三五”末，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3%左右，比“十二五”末高3个百分点。预计在“十四五”时期的2022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会达到14%，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薄弱的养老保障体系造成冲击。尽管“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有了很大改善，但离应对老龄社会的要求仍相去甚远。养老保障经费捉襟见肘、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其二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引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十三五”期间，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16～59岁）将下降1500万人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15年的66.3%下降为2019年的64%，年均下降0.6个百分点。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四五”时期，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步入“老龄社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十三五”末，省际之间人均GDP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的4.5倍左右（包括直辖市）或者3.6倍左右（不包括直辖市）。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虽在缩小，但仍有2.5倍左右。与此同时，不同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明显等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仍十分严重。
如何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各类经济主体一视同仁，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按市场规律进行资源配置，使知识产权、财产权及人身安全切实依法得到保护，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仍是“十四五”时期中国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但与此相伴的则是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特别是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债务问题。截至201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经达到21.3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2倍多。如果再考虑到各种形式的隐性债务（不同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估算大概为显性债务的1～3倍），情况更为严重。
从需求看，“十四五”时期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将与“十三五”时期持平或略增。主要是汽车和房地产需求已趋于平稳或接近饱和，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会与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同步，较“十三五”时期或会有所下降。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将低于前5年，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大体会持平或略低，制造业投资因面临进口商品竞争和出口需求减缓，以及制造业产能依然过剩等影响，增长速度将持平或下降。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大致与“十三五”时期持平。净出口的增长速度将会大大低于前5年，并逐步趋于零增长。从供给看，“十四五”时期，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会与前5年相当；制造业生产因环保要求提高与资源制约趋紧及转型等因素，增长速度难有大起色，会略低于前5年；第三产业将是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亮点，但也难以推动整个经济再现前5年的增长速度。
自2003年SARS突发重大公共卫生疫情的警钟敲响之后，17年来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有了长足进步，并较成功地应对了禽流感、西非埃博拉、巴西寨卡、美国季节性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接连不断的警报和疫情冲击。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是造成了重大伤害，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充分暴露出我们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防范及应对突发重大疫情冲击的长效机制缺乏，亟需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疫情的能力和水平，建立长效机制。
尽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可持续发展的诸多有利因素。综合国内国际的环境与条件来看，我们认为，只要应对得当，“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仍可望保持在6%左右。
从国际环境看，一是全球科技进步将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信息化、人工智能、5G、新材料、新能源等科技进步，将会大大缓解人口和劳动力紧张问题，推动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推动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其中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核心的科技进步对于全球，尤其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是福音，它可以部分替代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对这些国家的冲击。
二是众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依靠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解决，逆全球化倾向将能得到一定缓解。如气候及环保、能源、反恐、网络安全、人口老龄化、突发重大疫病的防控等问题，都需要全球共同应对，中国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三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一直处于艰难复苏之中，并在2017和2018年曾出现了稳步增长势头。
如果能将此次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减至最低，“十四五”期间全球经济仍可能保持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
四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在受到关注和抑制的同时，影响力和吸引力无疑也更强了，各路资本、各经济体都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此外，尽管中国是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大国，但从人均水平看，仅仅只有1万美元，排在全球70位左右，仍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具有很大投资和创业活力的国家。这将有助于中国充分利用好国市场和国际资源。
从国内环境看，一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正在稳步树立。2019年三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均为6.0%，发展速度已经基本稳住。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已经建立。尽管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不过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以及全国复工复产的有序开展，其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仍是有限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虹趋势不会改变。一些国际组织和中外智库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为5%～5.9%区间，其中IMF的预测为5.6%，并未偏离稳步增长的轨道。
二是中国政通人和，社会稳定。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吸引投资和扩大贸易的重要保障。
三是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基础。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99.1万亿人民币，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量、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和产量、国际外汇储备等稳居世界第一。网上商品交易规模、手机等智能移动终端均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末，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超过3.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里程2/3以上；高速公路里程超过14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拥有健全的农业体系、最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服务业体系也在不断开发和建设中。
四是中国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领先，以及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等积累起来的优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口红利的弱化。2019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16亿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14.4部/百人。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220亿GB，比上年增长71.6%。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4.5亿户。5G商用稳步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五是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发展经济、抵御和应对国际经济冲击具有巨大优势。2019年中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2万亿元。出入境旅游人数均超过1.5亿人次。
六是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布局已经初步确定，有利于发挥和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和协同发展。
七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腾挪空间比较大。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依然较高，与主要国家有较大的利差，存款准备金率也比较高。中国的货币政策有较大的调控空间。中国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比较低，财政政策也有较大的调控余地。
八是中国对改革开放重要性的认识和坚定决心，以及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实际举措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将使要素的配置更加优化，使用效率更高。同时，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企稳趋势不会改变，并预计仍将实现年均6%左右的增长率。
“十四五”时期，中国需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开拓创新，努力干好自己的事情，并与世界各国抱团发展。
就国际方面而言，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并存，中国既要有不怕竞争的自信，也要有赢得竞争的招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稳步发展。
一要充分认识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潮流，坚定保持好战略定力。
二要协调和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包括国际组织、世界各国政府、相关政党团体及广大民众，努力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进入新的更高水平的全球化轨道。
三是既要充分利用和改善现有全球机制，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又要积极创新、参与并充分利用区域和多边机制，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
四要充分认识和发挥好大国优势，努力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就国内而言，一是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攻坚克难，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区域和多边合作机制，创新发展自贸区等。
二是要注重科技创新，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培养和聚集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的潜能。增加研发投入，特别是对重点前沿基础科学的研发投入；加大对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先进储能、先进半导体、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5G通信、量子信息技术等研发投入；注重教育，特别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专业的教育；进一步加强教育科研的国际化合作与交流，将教育科研、企业创新创业与实际结合得更加紧密，创造各种便利先进实惠的条件和环境，特别是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引进、培养、挖掘、使用人才，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三是加快建立和不断完善能够使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依法经营、高质量运营的体制机制。
四是要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鼓励生育、尽量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退休年龄等人口与劳动法律法规。加快社会养老保障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五是要采取措施有针对性地逐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特别要关注关心关爱占人口5%的最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让他们共享全球化的好处，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处。
六是要切实建设好高质量的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应急体制机制，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郑京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十四五”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三大背景，数字化、大国博弈、治理重构等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加速变革，世界经济格局将深刻调整，我国的发展环境也将呈现阶段性变化，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呈现以下十大趋势。
一、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态势
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疫情后需求恢复相对滞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接续将会存在巨大摩擦成本，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扰动，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中长期“L型”或者“W型”衰退。为对冲疫情冲击，各主要经济体出台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进一步推高全球债务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很难摆脱“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模式，疫情期间的部分非常规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常规措施。预计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观杠杆率将分别达到255%和270%，债务和经济增长的缺口进一步拉大。
二、国际经济大循环调整加快
预计“十四五”期间，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中国份额明显提高、美国相对稳定、欧盟显著下降的格局（见图1），中、美、欧经济占比将分别达到18.1%、21.9%和19.3%。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产业链网络化布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预计将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进一步增强其产业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强化，原有的“大三角循环”分工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
图1 美欧中占全球经济比重（%）
三、全球治理向多极化方向加快重构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责，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顾化”，全球化遭遇回头浪。全球多边治理机制进一步削弱，区域和双边机制更加重要，各国间处理国际公共事务将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冲击下美国加速“退群”，世界朝向“零大国时代”发展演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新冠肺炎疫情显现了市场在面对危机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力不足，进一步凸显了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共识进一步减退，国家作用重新得到强化。“大政府”时代可能回归，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将会更多，产业政策可能再次被重视。中美之间对抗将进一步加剧，并向多领域蔓延，各领域脱钩的风险大幅上升。
四、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调但结构优化潜力巨大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概率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据测算，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可超过14000美元（见图2），将迈过高收入门槛线。此次疫情将加速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进程，并带动增长中枢进一步下调，“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0%～5.5%左右（见图3）。我国经济总量将更加接近美国并逐步实现赶超，“十四五”末期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显著缩小，并将在2027年超过欧盟，在2032年超过美国（见图4）。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创新引领特征强化，消费需求仍将是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60%左右，投资率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见图5）。我国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和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
图2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预测（美元）
图3 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测（%）
图4 中美欧占世界经济份额变化预测
图5 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预测（%）
五、数字经济成为国际竞争主战场并引领产业变革
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经济成为引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新战场。课题组测算，2019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为6.6%，对经济的间接影响达到11.0%，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器。同时，产业结构高端化步伐加快。服务业比重将继续提高但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制造业比重仍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十四五”时期，预计第二产业比重将由2019年的39%下降至35%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将持续提升至60%左右（见图6）。在数字化带动下，制造和服务加快融合，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产将逐渐成为主体形态。
图6 三次产业结构趋势预测
六、经济社会复杂性提高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
老龄化进入加速期，劳动力供给将继续下降。到2025年，预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0.5%，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4.0%，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减少2000万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见图7）。与之伴随的是，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储蓄率降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加重。“十四五”仍是我国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将进一步显现，风险释放的压力将持续增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诸多短板和问题，将成为“十四五”时期补短板的重点。
图7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变化趋势
七、要素集中化网络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5%左右，“后城镇化时代”很可能提早到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将成为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要素进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区域集中化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预计2025年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达到32.5%，2035年接近40%（见图8）。城市群和基础设施布局更趋网络化，进一步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的需要，推进一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治理改革，适度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和密度，积极推进城市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建设网络型城市。
图8 我国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变化趋势
八、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更加凸显
“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国将总体处于污染物排放的“拐点”后阶段，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现，预计到2030年前碳排放总量将可以达峰（见图9、图10）。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峰后生态环境压力减小，绿色发展实现从外部性负担到新竞争优势转变。生态环境将作为可创造财富的资源带来发展增值，绿色发展将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和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我国绿色发展将从“运动式”走向“制度化”，并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不断创新国际绿色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绿色治理协作持续升级。
图9 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煤炭消费量变化趋势
图10 我国主要能源消费量达峰趋势
九、对外开放面临更多非经济因素影响
中美经贸摩擦可能走向常态化极端化，严重压缩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空间。不排除美国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对我进行全方位打压，包括滥用“长臂原则”对我国部分企业实施“金融制裁”，扣押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软硬兼施拉拢西方国家强化“瓦森纳协定”对我实施技术和相关产品禁运，将我排除出美元结算体系，拉拢其他国家对我国进一步孤立等等。中美之间角力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应对中美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疫情后“去中国化”力量更趋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美西方国家对我技术和投资限制进一步增强，我国技术升级步伐可能进一步放缓，甚至存在被迫陷入“技术闭环”的风险。
十、伴随中等收入群壮大收入分配调整进入关键窗口期
“十四五”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望提高2～3个百分点，社会财富积累将不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更趋明显。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计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比已超过30%（见图11）。初步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6亿人，国内消费市场将超过美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并增大我国回旋空间。但也要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警戒线且近年来有所回升，如果“十四五”时期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收入差距长期保持高位，将加剧社会阶层固化风险。
图11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算
转自：大行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