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餐厅杂工到相声学徒，半路出家的程浩洋在相声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十年。如今，他是剧场的二线演员，在行业迭代的夹缝里，在相声与脱口秀间，密谋改变。
“演员应该多注重形象，为每一位喜欢咱们的观众负责。我就发现这半年老得特别快。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手机的精准推送。我这手机一打开，就是植发的广告，还有纹眉啊、去鱼尾纹、保温杯，足力健老人鞋。不过我这足力健老人鞋不算早，杨老师的更早，直接推送骨灰盒。”
“还有皮肤保养，我这人鱼尾纹重，我就在家抹雅诗兰黛眼霜，海蓝之谜，娇韵诗，马应龙……我还翻一些护肤小知识，觉得防晒很靠谱，我就出门打个伞。现在男生出门打个伞没什么呀，但很多人都瞟我……我不就是伞上有点蕾丝花边吗？”
而后是对服务行业店员的模仿，服务态度过于客气：
“宫保鸡丁里的辣椒，微辣中辣重辣您要哪种？牛肉丸子您要几分熟，做成牛肉刺身吗？花生米单数还是双数？”
浩洋的包袱没有诗书礼易春秋，也不唱探清水河和锁麟囊。他表演时腔调自然，没有相声演员常有的“口风”（节奏），文本内容也更贴近当代。
为什么年轻人们都穿着老爹鞋，女孩都幻想拥有一个爱马仕包包？男生为什么不能打伞，服务行业为何全面反人类化？
从挪揄当代年轻人对奢侈品的追逐，消费主义对人们生活无缝隙的入侵，到讽刺狭隘的性别规训，夸张再现服务行业的现状。沿着段子文本继续深入，在浩洋的这场相声表演中，可窥见脱口秀的端倪——有价值观体现和对社会的态度与观察。
图 | 程浩洋（左）与搭档杨佩霖在表演中
作为逗哏，浩洋有自己的“人设”，个人风格强烈：贫嘴，欠揍，并不使劲儿，带着点轻巧的阴柔。与搭档杨沛霖的一捧一逗也很流畅。但用相声的语言技巧和框架做器皿，盛入更脱口秀式的文本和表达方式，这场表演不免让人困惑，行得通吗？
观众的反应是真实的。模仿餐厅店员点餐那段，观众们爆发出阵阵轰笑，气氛轻松。有人放下手机，笑得咳嗽起来。
笑声之后，或许会有观众回想着思索更多。相声不再是一个很遥远、传统的东西，它真实，准确淋漓，又可触摸。掌声和笑声中，浩洋鞠躬下台，那道墙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即使没人能说清它消失是因为具体哪一个包袱，在哪一个瞬间。
“你的话过于形式化，不够润，太硬了。就像‘您刚才呀，说得那些观众不太了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还是挑起来说的。听着很完美，但还得在形式化和口语化之间找到一个圆润的点，要有自然聊天的感觉。”
在后台，浩洋解开大褂扣子，褪去了舞台上的讨喜和笑容，皱着眉头，严肃甚至略带压迫式地和杨佩霖沟通演出时双方存在的问题。
从8点20分下台直到晚上10点半谢幕，浩洋长久地坐在后台监控室里，透过电脑看其他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时不时用手机记下自己的感悟。
监控室的电脑屏幕上，演员们重复着“欣子”，“啊你叫孙子”这样的包袱。浩洋在嘴里嘀咕着，“像车间生产出来的东西，谁讲观众都会笑，但也只是配合演员笑一下。”
这是目前整个相声行业的问题：相互贬低的“三俗梗”和“伦理梗”，演员说得起劲，观众笑得开怀，一片虚气腾腾的热闹。缺乏对社会的观察与回应，没有思考，不够锋利，无法从伪饰的现实中看到真相。
在浩洋看来，相声演员最可怕的事情是“演”，“扮演”一个相声演员。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用僵硬不自然的语调，一遍遍重复着谁都会说的段子，“就像是被相声演员‘附体’。”
图 | 程浩洋（左）与搭档杨佩霖
从“扮演”一名相声演员，到顿悟自己的刻意与遮蔽，浩洋用了八年的时间。
2011年，浩洋拜师高晓攀，成为嘻哈包袱铺的一名相声演员。与期待的鲜花掌声相违背，浩洋创作的段子没有亮点，演出没有自己的风格，和原搭档也未碰撞出火花。
在剧场，浩洋是一名边缘演员，演出机会少，多半是替场救急时才会被想到。剧场服务员甚至不认识他，看他入场时拦住他要票，“我是演员”，浩洋说。“我还是老板呢！”浩洋只好给师傅打电话，这才进去。
一个月演出4、5场，一场演出150块钱，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窘迫时，公司财务打电话给他：“程浩洋是吗？这个月你得补交125块钱，把保险补上。”
八年，时代迅速变化，喜剧行业也随之振动。2017年起，两档脱口秀节目的火爆为脱口秀线下演出强势引流，以笑果文化为代表的一众脱口秀厂牌迎来了行业春天，即使是三四线城市的小厂牌，演出也场场爆火。严峻的市场冲击下，相声行业却如一潭死水般寂静。
相声演员们说着70多年未变的段子，有些老前辈固步自封，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反应冷漠，对尝试改变的新演员不够宽容。
娱乐迭代，众声喧哗，底层演员浩洋随波逐流，被推搡着往前走。想抓住点什么，却找不到自己的语言去叙述。
他心急如焚，迫切想要转变。首先是外在。2018年，青年相声演员们“被偶像化”，饭圈文化进入相声行业，“德云女孩”的涌入让相声成为20年来最火爆的一年。像郭麒麟、孟鹤堂这些颜值高的演员更容易被观众记住，而后偏爱。
为了让自己好看点，浩洋用半年的时间瘦了40斤，穿衣打扮也更讲究。但收效甚微。外貌好看确实会吸引观众，内容的缺失却无法因此消弭。没有演出，生活过得拮据，在同行和观众中也未得到认可，浩洋觉得自己已然被行业抛弃。
极度绝望中，他尝试去学脱口秀。
反复看了多遍《吐槽大会》后，浩洋立刻去北京脱口秀俱乐部报名了开放麦。几场开放麦下来，浩洋形容，“太傻逼了，还不如说相声呢！”但无意中，脱口秀为他的困惑打开了一个出口：
相声表演包袱铺垫过于冗长，段子不够新颖，难以引起共鸣。观众在进步，甚至走在演员之前。与相声相比，脱口秀演员保持着高密度输出，更新快，创作有思考的厚度，也有与真实生活契合的温度。或许在语言技巧上有些缺失，但这种表演与社会同频共振，是在走近生活。
受脱口秀启迪，浩洋观察内心，尝试着把自己的看见写成段子。看见的第一个人便是自己——自己作为边缘演员的困顿。浩洋没有想到，往日不被看见的委屈，受到的冷漠与刺痛，竟变成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2019年2月16日，嘻哈包袱铺的开箱年会上，浩洋吐槽了身边所有人，第一个就是他的师傅高晓攀：
我和我师傅打电话，我师傅接上电话，“喂（四声）！谁啊。”
“我是程浩洋。”
“程浩洋？谁啊？”
“师傅，您有八个徒弟，我排行老七。我叫程浩洋，您还记得我吗？”
台下炸了，笑声阵阵延绵不绝。浩洋知道，自己走对了。
图 | 程浩洋与杨佩霖在表演中
浩洋声音带着少年气，常在观众起哄“退票”时露出委屈的神情，蹲下用双手捂住脸，既而又忍不住咧开嘴笑起来。他有一张没有受过苦的脸。
浩洋成长在河北保定的一个小农村，一条从记事起就充斥着谩骂和争吵的胡同小巷。贫穷放大了暴力与眼泪，又残忍地将关切抹去。浩洋记得父亲的发怒，记得他是怎么提起手边的椅子向母亲打去。也记得母亲的出走，无星的黑夜，母亲背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乡下土路上，夜晚和恐惧那么长，这条摇晃的路似乎永远走不到头。
没钱，争吵，借钱，骂街，日子被豢养在狭窄的院子，没有什么新鲜事。浩洋逃避着回家，变成街坊邻居眼里那个懦弱阴郁的少年，也变成网吧的常客。在学校，老师不让做什么他偏要做什么，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这给浩洋一种奇异的满足感，哪怕这种笑是别人眼中的出丑，滑稽，不伦不类。
在老家漂了几年后，2009年，浩洋18岁，跟随父母来到北京打工。父母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前门一个地下通道里做清洁员。一家三口挤在狭小的操作间，但好在解决了住的问题。
有时吃过晚饭，浩洋一个人坐在天桥上，晚风撞到他身上。在20岁出头的年纪，他坐在桥上惆怅，“人生这么长，我干点什么好呢？”
他什么都干：给新装修的房子刷漆、贴壁纸，当过餐厅后厨的服务员，卖过衣裳，做过洗浴中心的擦鞋员。
2010年，郭德纲早已火遍全国。公交车的广播上放的是“郭德纲又出新段子啦！”带着好奇，浩洋上网搜郭德纲，听郭德纲的段子，太可乐了，比打游戏有意思多了。浩洋记性好，听了一宿，所有的段子清晰地印在脑中，一字不差，他需要的只是动嘴把它演出来。在休息时，他开始给餐厅其他员工演，大伙乐了，他也开心。
“但一个我这样的人，社会最底层的人，怎么能和郭德纲搭上关系呢？不敢想，从没想过。”相声继续听，服务员继续做，直到同事递给他一张报纸，报纸中缝的广告上印着，“嘻哈包袱铺招学员了。”
接到回复的电话是在11月份，冬至后，浩洋开始了学员生活。他不怕吃苦，人也机灵，每天下午五点上完课，他留下来干杂活，检票，擦桌子，搬东西，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也不想什么尊严。等表演开始，就站在最后面默默看演出。
在嘻哈包袱铺做学员的一年没有任何收入，20多个人里，只有他一人坚持到了最后。2011年，浩洋拜师，正式成为一名演员。
图 | 程浩洋与「真实故事计划」合作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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