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的新冠病毒免下车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和司机交谈。图源：Getty Images
前阵子大家都在商量，“能做些什么？”“真实影像”的邱嘉秋问我，要不要开一档播客，做个公益节目。他是出了名的热心加四通八达，行动力也超强，给我一句“聊聊国际疫情吧”，马上联络了蜻蜓FM，就把节目定下来了。
我也是刚好想跟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聊聊。剧情反转，中国的疫情仍在发展，世界的疫情处处焦点。人被限行，声音继续旅行。每周联系两位在海外的华人朋友，谈谈“命运共同体”的不同面貌。
节目上线的第一位“声音旅行者”是中韩混血儿朴春兰，毕业于复旦大学，目前在上海工作。春节时，她带着原籍武汉的新婚丈夫去韩国，那一天是一月二十三号，武汉封城。二月他们又回到上海。春兰从韩国带来的故事，最让我震惊的是科技之下，人可以变得多透明。韩国政府实际上有能力监控境内所有人活动。第一、第二号病例，都是在入境时就被追踪。人们能够在网上查到确诊病例们去过哪里，电影院里坐在第几排第几座，甚至可以下一个手机APP，走在街上如果一百米内曾有病人到过就会响起警报。可是！也有政府无法检测的。韩国对宗教信仰特别宽容，组织林立。有些异端团体，成员规模吓人，但名单不为外界所知。等到这些团体成为病毒传播源头，政府还是没办法马上拿到名单，要去某头目亲戚葬礼上偷礼金名单——我眼前出现了憨豆007画面。
一个人要变得多透明，才是对集体安全？一个集体要多克制，才能让个人自由？传说隔着口罩也能识别人脸了。这个问题可能很快不需要再问了。接下来几篇，我会告诉大家播客声音之外的更多故事，伊朗一个家庭的抉择，美国的口罩全球史，还有意大利，我在当地的朋友由内至外观察，是什么限制了他们对恐慌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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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播客重点内容，多谢黄瑞的文字整理。
政府效率与个人隐私之间的权衡
Q：你们一月二十三号回到韩国发现街上戴口罩的人多吗？大家的防护意识如何？
我们刚去的时候街上有一些人戴口罩，但当时不觉得是因为疫情，因为韩国人日本人平时就爱带口罩，但是到后期大概二月初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戴口罩，可能有七成这样子吧。而不戴口罩的人可能是自己没有这种意识，也有可能是现在买不到口罩，因为韩国媒体说最近韩国国民是口罩大乱了，供不应求。它每天产量是一千两百万，但是韩国的人口是五千多万，然后医生又要求每天用一个换一个，所以就是完全不够。
韩国民众排队购买口罩。图源：Kim Hong-Ji/路透社
Q：那你的意思是，现在韩国并没有全都呆在家里隔离，而且也不是强制每个人都要戴口罩？
没有，因为说实话，政府没有办法强制每个人都去戴口罩，还有隔离的话，除非你是密切接触者，一般情况下不会被隔离，现在大家都是正常上班，正常的作息。但是学校是推迟了三周开学。
Q：这次韩国疫情让我们很惊讶，因为几年前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在韩国的防御情况是比较好的，甚至我看到有之前的报道说，在美国的霍普京斯大学有一个全世界按照国别来排的防疫指数，韩国是排在亚洲的第二名，大家认为韩国在防传染病这一方面，过去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2013年在韩国爆发MERS的时候，政府更多的是被骂的，因为两个月之内有186个人感染，38人死亡。当时国民觉得当局的反应特别迟钝，而且当时的这些卫生官员，他其实没有太大的权力去干预一些政策，加上当时政府觉得可能会损害个人的隐私。所以他对这些确诊者的一些信息都不予公布。所以这点给当时的公众带来了比较大不便之处。
供图/朴春兰
Q：所以这次韩国病例暴增的时候国民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呢？
在初期的时候肯定的声音比较大，正面的评价比较多，包括一些传染病的专家觉得第一和第二号病例都是在入境的时候就被控制和隔离了，能达到这样的防御级别是比较难得的，所以当时是比较正面的。那包括一些西方媒体、国际媒体都是觉得韩国政府的这个行业监测比较得当，他的信息的公布也比较及时和透明。
Q：你说韩国实际上对于病例，对于人员流动的监控做得非常的到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你现在去保健福祉部的官网上面看，前几十个病例，点一下他的税号，都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包括他坐了哪一班交通工具，然后哪家餐厅吃饭，然后哪个电影院坐了哪一排看了哪个电影。他们主要是通过信用卡记录还有监控录像，然后手机的那个GPS定位，还有公共交通卡的一些定位来追寻确诊者的行动轨迹。
供图/朴春兰
Q：他们过去没有确诊之前的记录都可以看得到？
对，只要是在韩国境内的话。
Q：那他们确诊之后呢？他的情况，比如他是谁，特别是关于他是谁，这个会被披露吗？
不会，只会有性别跟年龄。
Q：所以一方面这个隐私被极大地侵入，但另一方面还是保护他们是谁这个问题，这样一来韩国人会不会突然发现：“哦，原来我们每时每刻都是可以被追踪到的”，还是说实际上大家对这个事情并不意外。
因为现在是特殊时期，所以他们对这个是持正面的态度的。有调查机关专门针对文在寅政府就披露确诊者行动轨迹这件事做过一些民意的调查，好像是六成支持这样的做法。这就要谈到MERS时期，当时有很多官员或者政府有这方面的顾虑，譬如公布他的行动轨迹是不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侵犯，所以他们当时犹豫了很长时间，没有去公布这些人的行动轨迹，但最后这些行为都被解读成比较犹豫、不果断，这是一种比较负面评价。
Q：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政府对于每个人的行踪掌握地非常得好。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强制每个人去戴口罩，不能强制每个人隔离在家里面。
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手机APP可以看我附近有没有确诊者，然后他到了一个有确诊者行动过的地方一百米之内他们的手机就会响，会有警报音，很神奇，这样的话好像完全没有隐私了，你的行踪也是在被监控的。但是这个情况下可能是自己生命安危比较重要，大家就会愿意去用这个软件。
顶层防护被邪教冲破
Q：我们知道韩国从2003年SARS以后进行了疾病管理的改革，然后2013年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以后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称它为亚洲顶层防护，最终是架不住邪教的崇拜仪式是怎么回事呢？
嗯，其实韩国对宗教特别宽容，是宗教自由度特别高的一个国家。新天地教，我们在中文语境下叫它邪教，但是在韩国我们说它是异端，异端跟邪教又不是一个概念。异端是非主流的宗教，它不是正统的宗教，那邪教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它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其实它们做的事情是阻碍了社会规范。
新天地教会教主李万熙为教会造成的疫情传播下跪道歉。图源：Shim Hyun-chul/韩国时报
Q：为什么它突然发展成韩国新冠疫情的最大源头，并导致它的教主出来下跪认错。
其实在我二月十号回来之前，疫情都还在掌控之内，当时只有二十几例，然后我记得是二月十二号到十五号是零增长，后面开始出现一些不明传染源的病例，一直到十八号第三十一例病例的出现成为了韩国疫情的一个分水岭。三十一号的病例是新天地教会的一个信徒，他是在二月十六号和九号的都有去新天地的大邱教会去做礼拜，当时他是不知道自己是病毒携带者，然后在十六号做完礼拜之后的第二天，他到医院发现自己是新冠病毒的确诊者，然后大概在五天之间吧，病例从二十几人飙升到六百零二人。
Q：对，它甚至超过了在中国境内的单日增长的病例的速度。
对，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统计显示是六成的病例都是跟新天地教有关的。
Q：这段时间在韩国，大家对于公共聚集有什么看法？
呃，其实是在那个第三十一号病例出现之后，大家才有意识不去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
新天地教会的一次集体礼拜活动。图源：CNN
Q：你能不能说说大家现在对这个邪教的态度呢？
呃，其实韩国各种教派特别特别多，很多人也是对这种邪教不太能理解，因为这些邪教没有太高调，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新天地的教徒很多是隐藏自己的身份的，他不会跟身边的人说自己是新天地教徒。这点给疫情控制带来了挺多困难，包括后面有一些官员，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新天地教徒。
Q：这很有意思，哪怕韩国的监控系统再严密，但是你的教徒身份，你的信仰是无法识别的。
对，包括后面政府要求新天地把他们所有教徒的名单给他，新天地说他们有二十四万教徒在韩国，在大邱这边有九千多，他说他只能给大邱这边的，因为他害怕泄露信徒的隐私。刚开始是只给了九千多个人的名单，后面是在政府要求他把二十四万的名单都给他，他还去这个教主兄长的一个葬礼去拿礼金上面的名单，然后再一一去检查。
Q：那你觉得如果把大邱区的这些教徒都确认了隔离了，韩国的疫情是不是能控制？还是现在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失控的地步了？
现在政府的说法是这要看这一两周，因为当时的礼拜十二月十六号，然后目前看百分之八十八的人都是集中在大邱跟庆尚北道一带，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波，可能等这个十四天结束之后，如果疫情没有再暴增的话，基本上可以得到控制。
疫情期间的韩国特色
Q：因为你自己是从首尔后来又回了上海，你会不会对比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对于防疫的措施或者心态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吗？
嗯，我觉得刚才你也提到了个很矛盾的点，大家想知道确诊者的行动轨迹但又不想自己被暴露。我觉得在韩国的话，这种矛盾的经历其实比较多。一方面，你自己希望可以得到保护，但是你又不想政府去强制你做些什么，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是政府效率跟自己所谓自由之间的一个权衡，那可能在中国这一方面是比较有效率的，然后执行起来可能没有太多的犹豫。
Q：那从韩国应对疫情的整个的措施来看，你觉得有什么韩国特色吗？
我觉得不是从疫情本身来看，是从外界来看的话，韩国这个国家希望疫情变成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韩国特色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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