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丨陈家喜 陈硕：数字时代的西方政治参与变革：社交媒体的影响及限度

伴随数字媒体的迭代发展，基于web2.0技术的社交媒体开始不断扩展，类别不断增加，包括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Whatsapp、LinkedIn、Google+、Pinterest、Snapchat、Wechat等在内的社交媒体深入社会交往与政治过程。社交媒体通常用于描述各种软件的集合，其目的是帮助个体和社群收集、交流、共享信息以及相互协作;社交媒体也常常与“社交互联网”“社交网络”“社交网站”“用户生成内容”“web2.0”“众包”等概念混用和互相指代(Fuchs，2014)。通过Facebook进行在线政治讨论、辩论、请愿以及为竞选捐款，利用Twitter与政治人物频繁互动，推动政治短视频在大选期间广泛传播，借助于社交媒体开展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等方式，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平台。

在一般意义上看，政治参与是公民用以影响不同层面的政府包括机构、政策或官员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包括进行竞选捐款、说服他人、参加竞选活动等。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个体主义社会的出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消费社会的兴起、社会休闲方式的多元化、政党卡特尔化的趋向以及政治效能感的缺失等现象，加速了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冷漠的扩散和政治参与危机。人们通过放弃投票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代议制政治机构被认为既不能提供成功的政策，也不能解决对选民真正重要的问题(Norris，2000)。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分散化和原子化，人们不太愿意结社以及与他人互动，市民社会不断受到侵蚀，政治系统的信任水平急剧下降(Inglehart，1977;Putnam，2000)。不论是政治投票率的下降，还是党员数量的锐减，以及公民结社意愿的降低，都是西方政治参与度下降以及政治冷漠蔓延的有力证明。

社交媒体在深刻改变数字时代社会交往模式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参与形态。许多研究者对于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社交媒体将个人交互性置于首要位置，它们将电子邮件、聊天、公告板和新闻媒体采访等功能整合到同一平台，进而重塑了整个政治沟通的(Bucy ＆ Gregson，2001)。社交媒体显著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公民随时随地可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政治信息源，或是与政治人物直接联系并获得实时反馈(Gainous ＆ Wagner，2013)。

面对数字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的兴起能否帮助西方国家走出政治参与的危机?能否重构政治参与的格局?如何认识数字工具驱动下的政治参与的演化趋势?文章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拟从象征性赋权、社会化沟通、互动性代表以及个体化政治四个层面，解构社交媒体对于现代西方政治参与实践的深刻影响。同时，文章也对社交媒体影响政治参与的限度和消极面进行了探讨。

一、象征性赋权与政治效能感

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参与政治过程与影响政策的立体性行动，而公民的政治参与行动又深受媒体环境的影响。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公民相对处于消极、被动和被灌输的角色，容易受主流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传播的信息所左右，而这些主流媒体又往往由主要政党和政治精英所主导。社交媒体的出现在形式上为公民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有助于改变这一消极被动的角色。布茨和格瑞森(Bucy ＆ Gregson，2001)提出，传统媒体在性质上是单向和被动的，是劳动大众和中产阶级的主要信息渠道。相比较而言，社交媒体形态更活跃和更直接，具有象征性赋权(symbolic empowerment)的特征，行动者、政治积极分子和公民意识较强的人士可以借助社交媒体参与政治过程，促进信息沟通并鼓励参与。更具体地说，社交媒体的象征性赋权体现在社交媒体上投票、开展在线志愿活动、给当选官员发电邮、参加在线政治讨论等方面(Gainous ＆ Wagner，2013)。

在线投票在世界各国政治选举中的迅速扩展，可被视为象征性赋权的有力证明。自2000年以来，全球有十多个国家进行了在线投票选举的探索实践。2006年的美国国会选举被认为是在线竞选实践的一个里程碑，拥有竞选网站的候选人的百分比达到美国参议院候选人的96%和众议院候选人的86%(Jeff Gulati ＆ Williams，2007)。随着竞选网站成为标准的沟通和筹款工具，越来越多的政治候选人尝试通过在线工具进行政治宣传，社交网站成为有效动员选民的重要工具。目前，美国有3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允许军人和海外选民以电子方式进行投票;其中22个州要求家庭投票系统使用纸质选票或提供可验证的纸质记录。一些国家利用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附件、数字传真或门户网站发放选票。例如，爱沙尼亚于2005年启动了互联网投票计划，该国现在有24%的选民使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所有公民都拥有智能身份证，能够以无法复制的方式进行选民身份验证。在最近一次的欧盟议会选举当中，爱沙尼亚223870人(占选民的25.4%)参加了投票，其中共有155521人选择在线投票，在线投票人数超过投票站投票人数的一倍还多。

社交媒体改变了长期以来信息控制的权力关系，包括谁控制信息、谁消费信息、谁发布信息以及信息如何被理解等问题。相对年长者而言，精通网络信息技术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的政治赋权获益更为明显(Schlozman et al.，2010)。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YouTube、Facebook、MySpace等社交媒体开始普及，并很快成为政治参与的低成本工具以及培育政治参与技能的有效平台。竞选期间，65%的18～29岁的社交网站用户至少在线从事过一项政治活动，比如加入政治团体，获得有关候选人的信息;社交网站用户就政治问题与好友进行交流，通过各种形式分享彼此的观点(Vitak et al.，2011)。2012年，几乎一半的美国人使用社交网站，而在当年的选举周期当中，超过一半的登记选民在竞选季观看政治视频，36%的人在网上观看政治广告，40%的人在线观看候选人演讲、新闻发布会或辩论的录音;15%的社交媒体用户表示喜欢或是会分享政治新闻和评论，20%的人表示会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政客(Dim-itrova ＆ Bystrom，2013)。上述数据伴随社交媒体的普及而不断提升。同样来自皮尤的数据显示，2017年，34%的美国人参加了某一社交媒体社群，39%的社交媒体用户参与了政治或社会问题的在线讨论，69%的人表示社交媒体对于提醒当选官员关注特定问题非常或比较重要，56%的人认为社交媒体有助于为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发声。

社交媒体的赋权功能不仅限于年轻一代的网民，它们也为政治边缘群体提供了表达的平台。信息化时代的数字鸿沟既体现在不同阶层的公民选择不同的数字阅读偏好，也体现为数字媒体的掌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差别。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订阅时事通讯和行政简报，白领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订阅科学和政策期刊。掌握传统媒体的政党和政治精英凭借既有的资源、经验和权势，也很快成为数字媒体的掌控者和左右者(Bucy ＆ Gregson，2001)。即便如此，社交媒体的政治参与活动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效能感，从而改变他们在政治过程中的被动角色。尤其是，社交媒体为被主流政治拒之门外的边缘群体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渠道。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寻找同道中人，组织抗议和参与选举，支持政治候选人和政党(Tucker et al.，2017)。从这一意义上看，社交媒体有助于消弭由于经济社会地位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参与差异，构建大众民主的合法化机制，提升政治体系的回应能力。

二、社会化沟通与公民直接参与

政治参与是公民实现民主权利的重要渠道，而公民直接参与又被认为是提升民主质量、构建强势民主的重要基石。在强势民主理论看来，政治是公民的行动，而不是为公民做出的行动。行动是其首要美德，而参与、委托、义务和服务———共同审议、共同决策和共同工作———则是其特征。积极的公民进行直接的自我管理，他们并不必在每个层次和每个事件上进行具体管理，但是在做出基本决策和进行重大权力部署的时候他们必须经常充分地和详尽地参与(巴伯，2006)。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论是公民直接参与还是强势民主都往往由于缺乏可行的参与机制以及必要的技术支撑，更多地停留在价值倡导和理论呼吁层面。

社交媒体的出现为公民直接参与，特别是在线直接参与，提供了廉价便捷的技术手段，有助于形成以网民为主体的参与模式。卡斯特斯提出，新兴社交媒体推动政治沟通模式的变化，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化沟通形式”(a new form of socialized communication)，即“内容上自我生成，发布上自我导向，接受上自我选择”(Castells，2007)。具体而言，社会化沟通形式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大众传播，通过互联网连接潜在的全球受众;二是多元模式，内容数字化和社交软件允许以任何形式对任意内容进行重新格式化，并通过无线网络发布;三是在内容上自我生成，在发布时是自我导向，在接收时是自我选择，在众人和众人之间进行交流(Castells，2007)。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可以在线加入政治团体，下载候选人应用程序，通过网上交流工具分享政治观点，滚动浏览主页新闻来查看朋友活动并点评朋友的帖子，参与有关政治问题的积极对话。这一公民参与形式也直接驱动网络竞选主战场由网站转至社交媒体平台，政治候选人借助于社交媒体与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进行密切的互动，宣传自己的政纲。

社会化沟通理论突出强调了社交媒体赋予个体公民自主传播的渠道和自由表达的机会，有助于避开主流媒体发布的“权威观点”，从而形成来自底层的舆论洪流。在2009年至2010年爆发的美国茶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社会化沟通功能得到充分的展现，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在茶党运动集结力量和沟通信息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09年2月，奥巴马宣布房屋负担改革计划，激起保守人士的不满，他们在“茶党”的集体旗帜下凝聚起来，并利用“TaxDayTeaParty.com”、“ChicagoTeaParty.com”等社交网站，呼吁全国各地的茶党人士举行抗议活动。根据威廉姆森等人的观察，茶党基层组织是小型、松散的关联网络，它们利用在线组织工具Meetup进行沟通联络。截至2010年7月，Meetup上列出的16个茶党团体拥有500多名成员，此外还有几百个其他较小的茶党团体。这些团体相对独立开展活动，定期举行集会、研讨会、候选人筹款，以及烧烤或读书俱乐部会议等活动(Williamson et al.，2011)。这一草根性、自发性的公民直接参与行动，借助于社交媒体工具的技术支撑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并对随后的美国中期选举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社会化沟通方式也被政治候选人加以利用。他们利用选民自发参与的热情来助推选举的进程，社交媒体成为政治动员的利器。2006年11月，在法国总统的初选阶段，塞戈莱纳·罗亚尔出人意料地击败政治对手，从法国社会党党内选举中胜出。在罗亚尔的竞选活动中，大批政治支持者借助社会媒体平台表达对她的支持。由于选举前，社会党开放党员线上登记以及初选投票权，导致大约70000名新的支持者和成员名单加入该党。尽管罗亚尔在大选中输给了共和党领袖萨科齐，但在大选结束时仍有约25万名支持者在她的竞选网站“Desirs d’Avenir”(渴望未来)上注册，在她的竞选论坛上发布了150000多条政治建议，此外还有1300多个博客支持她(Vaccari，2013)。社交媒体的廉价性让更多的普通人成为信息发布者，单个党员、个体政治候选人以及地方性小党都可以制作自己的网站，发表不同的政见主张，从而激发政治支持者的参与热情。

社交媒体还强化了个性化竞选的趋势，政治候选人通过社交网站获得个性化的信息发布平台，与选民频繁互动，交流个人信息。在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奥巴马竞选团队建立起名为“My.BarackObama.com”的社交网站，成为选举动员的重要工具。这一社交网站允许奥巴马的支持者创建团体、计划活动、筹集资金、下载工具及相互联系，让富有激情的支持者“廉价而有效地”直接参与竞选运动。该网站还包含一个名为“FightTheSmears.com”的页面，用于转移网上潜在的破坏性谣言，比如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谣言。到2008年11月投票时，“My.BarackObama.com”的活跃用户已经超过161000人，志愿者在该网站上创建了200多万个人资料，组成了35000个小组，发布了40万个博客。他们还在70000个人筹款页面上筹集了3000万美元，并计划了200000个线下活动(Katz et al.，2013)。在201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奥巴马总统接受提名的演讲再次引起政治支持者的热情支持。在演讲期间，政治支持者每分钟发布超过5万条相关推文;为期三天的活动共发布了近1000万条直接相关推文，此外还有无数条相关但不容易分类的推文(Gainous ＆ Wagner，2013)。

三、互动性代表与政治对话

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不仅取决于参与的频率还取决于互动的程度，特别是政治代表与公民之间的沟通状况。对此，科尔曼和布鲁勒(Coleman ＆ Blumler，2009)提出，民主不是象征性的或表面上的协商，而是要在决策过程中真正听取公民的声音。任何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互动的政策能否成功，都取决于反馈循环在多大程度上是双向的，以及政府是否愿意并能够做出相应回应。政府代表在社交媒体上与公民的互动(reciprocal communication)，塑造了一种公开透明、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的形象，让公民更清楚理解政府是否愿意回应他们所表达的意见。格雷厄姆和布罗斯玛等(Graham et al.，2013)还详细阐释了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代表功能。首先，代表和公民之间的沟通是一个双向过程。代表们不仅需要咨询还需要对话，需要想方设法与公民进行日常政治对话，需要构建起共享和信任的空间，以便与公民的互动顺利展开。第二，这一对话必须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代表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在选举期间的偏好集合。最后，当选代表应对自己负责。政治人物通过定期向公众说明其决定的理由，积极主动地承担自己的责任。

社交媒体有助于弥合政治人物和公民之间的距离，形成以两者之间互动交流为中心的沟通模式。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政治人物和政府代表往往选择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在广播电视上发表讲话，以及通过巡回演讲等形式与公民进行互动。上述沟通形式不仅因成本较高而无法经常使用，而且还停留在单向沟通层面，无法及时准确地获知公众的感受和回应。社交媒体为政治人物与公民间的持续沟通提供了便利工具，它让政治人物可以更为直接和快速地接触到更多的公民:他们只要在社交媒体上建立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接收到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并随时做出回应和互动交流。社交媒体为政党及政治人物提供了低成本和直接沟通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寻求选民对其政策选择的即时反馈。政党通过建立社交网站开展在线调查，举行选民和政治人物的对话会，创建支持者讨论社群以交流分享竞选观点，随时与众多选民保持联系，并对他们的偏好做出即时反应(Gibson et al.，2003)。

相对于其他社交媒体而言，Twitter的双向沟通功能较为显著。它具有促进双向通信的三种工具:提及、转发和主题标签。一是用户可以通过使用“@”来表示提及。在Twitter上发布带有“@”后跟名称的推文意味着Twitter用户直接向其他用户发送消息。提及可以将对方的注意力作为目标，这是进行对话的重要条件。二是使用转发，即转发其他人发布的消息，使用户可以将信息传递给其他人。三是主题标签，用于标记有关特定主题的推文。通过使用主题标签，其他用户可以关注专注于一个特定主题的对话，从而激发小组讨论(Boyd et al.，2010;Small，2011)。

社交媒体的互动性特征改变了数字时代的竞选活动，推动现代选举进入互动式选举阶段。格雷厄姆和布罗斯玛等基于对英国大选的观察发现，Twitter可以帮助普通民众建立与公众人物、政治家、权势人物更为直接的联系。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尤其在选举期间偏爱Twitter，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依赖于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2010年英国大选期间，22%的候选人通过Twitter向公众传达信息。接近一半的自由民主党候选人、32%的工党候选人以及20%的保守党候选人都是Twitter的热情传播者，积极将Twitter纳入其沟通策略;在选举活动期间，政治候选人会通过Twitter来发布政治信息和竞选广播，还会在Twitter上响应他们的支持者，并与他们进行互动(Graham et al.，2013)。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特朗普将Twitter的政治功效发挥到了极致。到大选日，特朗普在Twitter上拥有1300万粉丝，而希拉里·克林顿只有1000万。特朗普及其政治盟友账户的每一条推文都会通过大批粉丝的转发而被放大。与此同时，无论是线上、线下、报纸还是广播，特朗普都是新闻议程的制定者，在2016年8月，CNN、CBS、MSNBC和NBC的Twitter账户提到特朗普的频率几乎是希拉里的三倍(Persily，2017)。另一项针对美国国会议员与公众使用Twitter的研究也发现:国会议员与公众、政治支持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形成一种政治反应态势: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会牵引国会议员的注意力;但在注意力分配上，国会议员更可能对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支持者率先做出回应，其次才是普通公众;主流媒体可能追随政党支持者的议题偏好，进而在社交媒体上引领国会议员的议题议程(Barberá et al.，2019)。不难看出，越来越多的政治候选人注册和使用Twitter与选民讨论政治问题、交换辩论、维持互动关系，Twitter已成为西方政治沟通的重要工具。

社交媒体有助于在政治代表和公民之间建立持续的沟通渠道、不断反复测试政策主张并及时反馈给公民，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因此，社交媒体为政治领袖和政客提供了自我展示的新平台。美国商业杂志CEO最新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19年上半年，Twitter受到世界各国政要的青睐，按照粉丝量排名前五位的政治人物分别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1.067亿)、美国总统特朗普(6130万)、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4820万)、希拉里·克林顿(2470万)、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1380万)。对于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将Twitter看作与选民保持经常性沟通的理想工具，通过即时频繁的信息互动，进而吸引更多选民关注和支持。在政治个性化时代，政治人物不仅要满足公民的诉求还要分享他们的公众形象以及个体甚至隐私信息，由此导致政治与私人、公众与个人之间的边界日趋模糊(Enli ＆ Skogerbø，2013)。许多政治人物不仅在Twitter发布政治活动信息，关注政治新闻报道，还推荐流行音乐和热门电影，分享日常生活照片和视频，以吸引公众注意力。

四、个体化政治与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如抗议、游行、示威，以及更大规模的抗争、暴动和革命，常常被当作非常态的政治参与。当人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和法治化途径进行利益表达时，一般不会选择非常态的政治参与。除了常态参与渠道不畅之外，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个体化、原子化、碎片化的阶段，也会加剧集体行动的频繁出现。兰斯·班奈特(Bennett，2012)提出，社会分裂和群体忠诚度的下降推动个性化政治(personalization of politics)时代的到来，处于这个时代中的个体围绕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包括从公平贸易、不平等、发展政策到环境保护、工人和人权等议题而被动员起来。这种大规模、个性化的集体行动通过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进行沟通协调。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没有采用正式组织、明确领导人、集体认同以及等级制度，而是借助于开放式的通信架构进行动员。这一架构又有赖于高度个性化的社交网络，包括Facebook和Twitter，以及创意生成器、行动平台和“全球广场”虚拟公地，等等。

班奈特和塞格伯格也有类似发现。他们提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上个世纪末，群体成员资格和制度忠诚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崩溃趋势，推动后工业民主国家年轻一代的社会政治方向朝向个性化转变。在个性化行动的形成过程当中，环境、权利、妇女平等、贸易公平等主题具有很强的感召力，组织行动的思想和机制变得更加个性化。他们认为，在当代社会呈现结构碎片化和个性化的背景下，社交媒体成为促成集体行动的催化剂。大规模运动形成的“个性化沟通”有两个要素:一是易于个性化的思想形式，如2009年出现的伦敦退休保证金抗议活动，以及后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中的“我们是99%”。这些框架已经包含了对需要改变情况的原因解释，不需要再以说服、推理或重构的方式来弥合抗议者对于共同问题的感受差异。二是能够共享这些主题的个人通信技术。无论是通过文本、推文、社交网络共享，还是发布优兔群像(Youtube mashup)，个体在朋友或信任人之间的交流过程通过数字传播从而进一步强化个性化特征(Bennett ＆ Segerberg，2012)。

个体化时代的到来构成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潜在动因，而社交媒体为原子化的个体形成有机联合体提供了技术支持。詹妮弗·拉森等人以2015年巴黎“查理周刊”事件为例探讨了Twitter在激发个体网民参与抗议活动中的动员作用。2015年1月7日，持枪歹徒在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办公室杀害了12人。恐怖袭击发生四天后，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为什么有些人决定参加抗议活动而另一些人不参加?研究者们对于抗议期间Twitter用户数据的分析发现，Twitter通过发布消息、转发消息以及指向网页的共享链接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在这一关系网络中，那些与有强烈参与抗议动机者建立牢固而直接联系的用户，更有可能亲身参与抗议活动(Larson et al.，2019)。

社交媒体不仅有助于个体公民表达其政治主张，还有助于他们相互联系进而形成放大化的个体化政治。一方面，社交媒体提供了促进公民集体行动的两种机会:一是降低组织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因为所需的信息可以轻易快速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和检索;二是允许人们协调而不共享相同的物理空间，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访问在线数据。安德鲁·查德威克(Chadwick，2009)提出，Web2.0平台构成了“颗粒状”的参与环境，可以集成越来越少的活动以吸引具有不同政治参与和承诺水平的人。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有可能激活社交主体的联网能力，进而产生病毒式的传播效果。病毒式传播的信息是那些在“正确的时间”被“正确的人”掌握的“正确的想法”。具体地说，网络潜力创造了一种共享智能和集体知识，个人与社交网络中的其他人共享信息，放大了原本可能无法获得吸引的信息，这些信息像病毒一样在网络中传播，从而形成“病毒式传播”(Jenkins，2006)。也有研究者将这种病毒式传播归结为社交媒体对于传统政治信息传播方式的改造。比如，它们基于交互式Web2.0应用程序的社交媒体，创造了“多对多”的沟通结构，有别于传统的“一对多”结构，后者只允许少数用户如精英群体、传统主流媒体向公众广播。这种“多对多”的沟通结构支持庞大的用户网络即时创建和分发自我生成的内容，包括如文本、照片和视频，并通过社交平台实现“病毒式”传播，即几乎实时地在对等网络中实现水平传播(Tucker et al.，2017)。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在许多集体行动中得到印证。在2010～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当中，Facebook和Twitter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成为中东和北非以及全球范围内实时后勤协调、信息和人员间讨论的关键来源”(Lotan et al.，2011)。

五、结论与讨论:社交媒体能重塑西方国家政治参与的格局吗?

一般认为，影响政治参与的四个决定因素是社会经济地位、人际网络、效能感和公民义务观。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与较贫穷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相比，较富裕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参与。政治发言权一般集中在拥有最多资源的人手中。从人际网络来看，人际网络越广，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也越愿意花时间与朋友谈论政治问题。从效能感来看，人们越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政治环境，他们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从公民责任来看，越多的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参与，他们就越会选择政治参与(Pattie，et al.，2003;Coleman ＆ Blumler，2009)。

不管承认与否，影响政治参与的传统因素正由于社交媒体的出现而发生重大改变。社交媒体的出现似乎成为拯救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参与危机的一剂良药，它所具有的及时性、廉价性、互动性和分享性特征，让普通公民找到一个可以实现自我表达、展示和分享的技术工具，也让他们有机会直接参与到线上政治沟通、对话、捐款甚至投票，从而消除了政治参与的社会经济门槛。公众在各国大选期间通过使用数字媒体讨论政治，与政治候选人互动以及组织线上支持行动，从而提升了他们的政治效能感。此外，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以及其他民间抗议活动当中，公众通过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参与政治对话，协调在线和离线活动，进而极大地扩展了行动者的人际网络。

然而，过分夸大社交媒体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也是不客观的。并不是所有研究都认可社交媒体对于政治参与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不能简单地看待社交媒体使用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普遍的正相关关系。首先，社交媒体并不必然促进公民之间的交流以及公民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对话。社交媒体进一步提高了公民接触公共事务信息的机会，但是这些信息往往都是由熟人“推”给他们的。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人可能有相似的兴趣和态度，个人的社交媒体网络往往包含在信息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弱联系”(Zúiga et al.，2012)。但是网络规模的影响在于网络结构异质性和公共政治行为者的联系，换言之，仅仅连接到更多的人可能不会导致更高的参与水平。只有当数量的变化导致质量的变化时，即当连接数量的增加导致网络组成的某些变化时，网络大小才重要(Tang ＆ Lee，2013)。政治冷漠的个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对公共事务高度感兴趣的熟人联系，后者可能成为偶尔的政治信息来源。虽然接触社交网络与在线政治表达显著相关，但与线下政治参与如投票、签署请愿书或打电话给政治家等关联不大(Baumgartner ＆ Morris，2010)。此外，“沉默螺旋理论”也认为，如果人们认为他们可能与朋友、家人和同事的观点不一致时，就不太可能与他们分享自己的观念。这一点在社交媒体上也有类似的证据。

研究发现，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并没有促进人们对于公众事务不同观点的辩论;如果人们发现社交媒体上的朋友和粉丝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不太可能再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这些观点。换言之，社交媒体没有为那些可能保持沉默的人提供新的论坛来表达意见和参与辩论。与此同时，随着算法工具的广泛使用，各大社交网站会有意识地向用户推送与其偏好相近的新闻内容和观点，让用户处于自己偏好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中，很难看到自己不愿看到或者明确反对的新闻信息。

其次，社交媒体可能从促进政治参与的工具演化为控制政治参与的工具。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选举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西方政党及竞选工作者开始监控、预测和管理公民在线参与的数据信息。

政党利用选民数据库获取和使用有价值的数据，其中就包括选民在各类社交网站上展示的品味和偏好;还可以通过所谓的“数据辅助指导”和“计算管理”来密切监控其在线支持者如何回应不同的内容和请求(Kreiss，2012)。这些监控数字技术帮助政治行动者在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有效分配资源，进而最大限度地提高选举的成功率。此外，社交媒体上的计算宣传还扭曲了线上的政治参与，机器人、虚假账户、僵尸网络等在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频繁出现，大量的自动化账户可以由一个人操作，通过主题或标签集中影响政治交流的过程(Bessi ＆ Ferrara，2016)。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政治网址的总曝光率中的一半来自虚假新闻中，在Twitter上暴露和分享的80%假新闻来自“超级共享者”和“超级消费者”;最有可能接触假新闻来源的个人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年龄较大且对政治新闻高度关注(Grinberg et al.，2019)。自动化和匿名性使得对某些候选人进行大规模宣传，同时压制另一些候选人，进而形成在线政治表达的假象。

最后，社交媒体这一新的数字技术还深受政治制度的影响，社交媒体政治的美国模式并没有在其他国家得到完美复制和扩散。美国被认为是数字媒体在政治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国家，最近四次总统选举都被视为数字化的选举，从电子邮件、博客、网站，到社交媒体、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深深嵌入到政治选举的各个环节。研究表明，在以现代化大众媒体为中心的竞选时代，美国技术并没有像现代化范式那样顺利和广泛地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不仅新闻管理、民意调查、负面竞选和电视广告等大量营销技术的批量导入并未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出现，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现代媒体技术的扩散导致了信息通信模式的同质化(Plasser ＆ Plasser，2002)。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除了主流社交媒体技术公司注册在美国之外，还与美国典型的总统制、两党制、多数选举制、个人主义政治等政治制度因素密切相关。社交媒体的廉价性、互动性、草根性和个体性，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形成了良性互促的耦合关系，进而得到广泛深入的应用。相比较而言，欧洲大陆国家的代议制、多党制、比例代表制以及集体主义观念，对于社交媒体的应用限制显著。因此，尽管现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所有政党和候选人都认识到需要建立和维持专业的网络形象，美国的数字政治可能为其他国家的政治行动者和专业人士提供了示范和灵感，但它并没有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在线政治传播的实际发展和结果提供可靠的实证指南(Vaccari，2013)。虽然许多欧洲大陆的政治人物羡慕美国能够产生“社交媒体总统”“推特总统”，但目前尚没有一位西方领导人能够成功复制美国同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