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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利养懒汉”似乎已成我们观察欧洲福利社会的一个固定判断。这样的认知将福利与钱多钱少直接挂钩，容易忽视福利所体现的分配原则。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福利病”一直困绕着瑞典。
瑞典《每日工业报》的一篇报道曾做过这样的计算，瑞典人从年初工作到8月14日，其间全部所得都要用来交税，8月15日以后的工资才能归自己所有。一个月收入1.3万瑞典克朗的职员，其所得税率为33.8%，加上雇主税（雇主在发给职员月工资的同时，要向国家支付职工的养老保险和病假补贴等），总税率就达到65.3%。
另一面是，他们又享受着全世界最好的福利。以至于瑞典20世纪90年代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医院里的病人要比工厂里的工人身体更健康。
笑话归笑话，瑞典的福利体制还是一直维持下来了。这些年来虽有不少改革，但总体上看，瑞典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依然在全球名列前茅。
谈到福利，人们就会想到有多少本钱。瑞典的高福利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似乎关键就在于今后的钱是多还是少。
这是一个误解
它根深蒂固、深入人心。
美式平等与瑞式平等
这不仅仅是所有社会保障措施的出发点，更是人们内心深处坚守的道德原则。在这个原则中，平等是核心，是生命。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原则，瑞典的高福利模式才能走到今天。
对于福利，人们的普遍理解是：只有把蛋糕做大，大家才能多分。一个像瑞典这样慷慨的福利是需要很多金钱来支撑的，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慷慨下去，但钱多有钱多的活法，钱少有钱少的过法。钱多了要公平分配，钱少了，更不能放弃公平分配的原则。
实际上，经济的蛋糕做大了，并非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公平分配的机制。而社民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公平分配的福利体制，却确保了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
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一个多世纪以前，瑞典的两极分化也十分严重。贫穷、拥挤、饥饿和疾病随处可见，而与此相对立的是高居普通民众之上富人阶层，他们享受着繁荣和财富。有权势的贵族、高级政府官员、军官和教授被平民冠以“Ni”（您）这样的尊称。工人每天要辛辛苦苦工作12小时，而政府官员每天只要很轻松地工作四五个小时就够了。（《瑞典》，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社民党执政后，通过高税收，让富人多缴税，国家再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对财富重新分配，进而实现了平等。
这个体制有两个层次，一是高额的累进税率，收入越多者交税越多，这样的税收制又被称之为“为了平等的征税”。瑞典的高收入富人必须缴纳的最高税率甚至可以超过收入的80%，一度激起过强烈的反弹。
瑞典有个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名叫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她笔下的“皮皮”为全世界的儿童所喜爱。林格伦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士，但1976年她却站出来反对社民党的税收政策，原因是按照当时的累进税率计算，那一年她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竟高达102%。
林格伦为此写了一篇童话，讽刺政府的税收政策就像“皇帝的新衣”。据说在当年的大选中，社民党在执政40年后而落败就与林格伦的这篇童话有关。
在高税收的压力下，一些富人纷纷移民国外。即使如此，这一基本的税收原则却一直没变，虽然政府会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做一些调节。
第二个层次就是全民享有的福利，即无论收入、职业、地位有任何差别，大家都享有同样的福利。
我刚到瑞典工作时，因为职业的原因，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瑞典政治、经济新闻，常常会读到“全民”这个词。比如，全民就业政策、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养老保险……等等，起初，我并不十分在意，以为这只是表明了社会保障体制的广泛覆盖性而已。其实，这只是看到了一面。
后来，我有机会向一位瑞典朋友请教，他给我解释了很多相关社会保障的规章制度，比如，去医院看病怎样付费；怎样计算养老金；怎样领取家庭补助等等。他还送给了我一本厚厚的小册子，书名叫《我们的保障――我们的社会权利》，这本书有点儿像“社会保障问题解答”，里面详细地写明了社会保障的各种类型及其相关规定，还有一些范例，有300多页之厚。听了朋友的解释，也认认真真地看了这本小册子，对瑞典的全民社会保障体制才有了初步的了解。
朋友还给我讲了一个全民医疗保险的例子。他说，如果有三个人，一个是收入较少的工人，一个是收入较多的教授，另一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他们假如患有同样的疾病，将享受完全同样的医疗服务，花同样的钱买药，住同样的病房，做同样的检查和手术。”
瑞典法律规定，夫妇均享有产假，总共16个月产假中，父母双方各有3个月专属产假，另10个月可自由分配。
那一本厚厚的小册子就成了对“平等”这个词的最好注解，而所有那些社会保障规章支撑起来的就是平等。
社民党的元老卡尔松曾经说过：“追求平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
瑞典社民党2001年的党纲共计3万余字，全文由曾在瑞典工作过的外交官高锋先生译成中文，“平等”这个词出现了94次之多！
党纲开宗明义，首先表明，“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自由、平等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团结的社会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
党纲还说，“自由以平等为前提。平等意味着尽管各人情况不同，但都有同样的机会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和影响社会。平等要求人们有个人选择的权利，有进行不同发展的权利，而不因为上述不同而有差等，或导致在日常生活中和在社会上、在权利与影响方面的差异。”
对各国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与之配套的法规做一些比较，你就会发现，最后与瑞典的差别很可能就在这个平等上。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都曾对瑞典模式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不少国家派人派团去瑞典学习，但很少有能够真正学到的，原因其实也在于他们无法做到像瑞典那样的平等，无法像瑞典人那样执着地追求平等，甚至有时已经到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