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中国新素食运动”是笔者提出的一个假设，它基于两个事实：第一、素食运动的一个标志是“素食主义”作为“肉食”（或者用2010年后出现的话来说是“动物源/性饮食）的对立面出现。素食主义并非仅仅是服务于“养生”或者“修行”的一个途径，相反它是所有路径（修行养生、营养健康、环境保育、社会公正、农业生计、粮食安全等）的汇合点，并且形成了以践行和推广“素生活”（而不是附属于比如佛教群体）为特点的鲜明的社群。
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笔者认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蔬食主张，以及因为传统或经济原因而以蔬为主的饮食习惯不能算作是“素食运动”，但是我们在2010年代所看到的素食发展则可以。
2010年代素食媒体层出不穷，最大的素食公众号的“粉丝”数量可以达到三四十万。这些乘互联网东风的自媒体为素食运动在全社会大声地鼓与呼。与此同时，全国素餐馆以前所未有的增速出现，截止2019年10月中国大陆地区的素菜馆达到了2224家（来自“素食雷达”数据），2010年代的增速可以达到之前的数十倍（见下图）。
这一波中国大陆素食运动的引领者基本都是2009年前后开始接触到食物议题，从而导致素食运动在2010年代的兴起。这场运动受到西方营养学研究、公共卫生学、环境科学、动物伦理、生态农业、反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启迪与影响，借助西方科学最新成果和互联网媒体反对源自西方并在中国迅速增长的工业化肉类生产和消费，部分融合同时期兴起的灵修、“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同时力图突破宗教话语，在后工业文明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谋求构建新的大众话语系统。
第二、这一波“新”素食运动是相对上一次发轫于清末民初、1910年代的中国近代第一波素食运动而言，有意思的二者虽然相差正好100年，它们面对的机遇、挑战乃至试图突破和建构的话语却极其惊人的相似，然而又对于各自时代的命题有着不同的呼应。
1910年代以伍廷芳、孙中山为代表的第一波现代素食运动的先驱恐怕难以想象，他们的思想和实践需要整整100年之后，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后”、“80后”、“90后”为主体的后代那里得到回响。
尽管有着诸多相似，两波运动的最大分别在于：第一、1910年代的运动由彼时的政治精英、革命领袖、商业精英主要推动，而2010年代的第二波运动的主导则在民间。第二、清末民初的第一代素食推动者关注的是建造现代国家以及改造国民性，使新的民族国家在当时零和（zero sum game）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他们的反对者（认为素食传统使中国落后的人）其实是一体两面。
“人类世”（Anthropocene）正在面对的生态危机（来源：anthropocene.info）
而2010年代的第二波运动则发生在中国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体系、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最大的食物生产和消费国之际，是对日益凸显的消费主义弊端、全球健康危机和“人类世”（Anthropocene）的生态危机的回应，与同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战略有某种程度的呼应，故其本质应是谋求人类普遍价值、合作共赢（win win）而不是竞争的，当然实际操作中是否偏离则在运动参与各方。
第一代素食运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消亡，比较当时推动者对国家未来的想象和接下来100年中国国运的曲折，不禁令人唏嘘。如今第二代素食运动未来前景如何，还需在未来岁月中去了知，但这一波运动的结局不仅仅事关中国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存续和竞争力，更在一定程度上关系人类文明的整体命运。
本文不求“中立”“客观”“全面”。仅以运动参与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回顾201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新素食运动的进程、反观其得失，并且对未来发展作出展望。
Part 1
素食与“主义”
素食成为“主义”是拜外来文化所赐。香港大学历史学者梁其姿在其论文《建造或转化素食中国》（To Build or to Transform Vegetarian China）中提到在传统中国社会“素”对于士人阶层而言意味着使身心“轻盈”、利于养生的食物，固然以植物为主，但并不完全排斥肉类。乃至在佛教语境之外，汉语语言并无对植物源食物和“肉食”二者之间做清晰的划分。
与之相比，西方社会的这种植物源和动物源食物的两分法则是源远流长，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到古罗马到阿拉伯世界，都有在宗教之外基于对人的身心康乐、生命伦理提倡对肉食的摈弃。在印度次大陆，素（为行文方便以此字代表植物源食物）腥（同样为行文方便代表动物源食物）两分历史更为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在古印度传承下来的种姓制度里，高种姓崇尚不伤害、非暴力（ahiṃsā）的理念，认为肉食伤害食者的身心。同样源自古印度的耆那教和佛教在这方面则更进一步。
而素食成为“主义”则要等到19世纪的西方社会。词语的演变反映了社会思潮的演化。Vegetarian一词在1849年被创造出来，结合了“蔬”（vegetable）和“支持者（-arian）。而Vegetarianism（素食主义）中的-ism（主义）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是如此阐述的：“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
由此可见，当素食成为主义它就有了一套自己的思想，无论营养健康、心灵修炼、生命伦理、生态可持续都成为此素食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而非相反。这种自洽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社会士人阶层的养生“素”以及汉传佛教“戒杀”所引申出来的“净素”都有相当的区别。
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甚至说“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并且说“至于中国人饮食之习尚，则比之今日欧美最高明之医学卫生家所发明最新之学理，亦不过如是而已。”他主张对肉食要加以限制，并盛赞“夫素食为延年益寿之妙术，已为今日科学家、卫生家、生理学家、医学家所共认矣。而中国人之素食，尤为适宜；惟豆腐一物，当以肉食同视，不宜过于身体所需材料之量，则于卫生之道其庶几矣。”
2020年代的中国素食运动同样有着非常深厚的国际渊源。与伍廷芳等第一代先驱一样，第二代素食运动也刻意突破佛教语境和佛教信众的圈子，受到当代科学和哲学启迪并且在它们当中寻找理论支撑。
从世界范围来看，1970年代有两本划时代的著作奠定了今后全球素食运动的格局。首先是发行量达300万册的Frances Moore Lappé1971年的《小星球的餐食》（Diet for a Small Planet）。该书指出全球饥饿问题并非由食物不足导致的，而是与肉食生产有极大的关联、并试图将个人食物疗愈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成为环境素食主义的开山之作。
紧接着1975年，牛津毕业的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出版了《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从生命伦理的角度反思西方工厂化养殖体系的伦理困境，并且使得牛津学者 Richard D. Ryder 创造的“物种歧视”（Speciesism 或 Specism）的概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球动物解放运动的理论源泉。它的意义在于使得对动物生命的关怀突破了传统宗教（比如大乘佛教的“慈悲”）、灵性修炼的话语系统，找到世俗价值的落脚点。
然而19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国大陆仍处在“文化革命”至“改革开放”初期，与全球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反消费主义文化尚无对接点，农业生产和公众健康的优先考量仍在高产（数量而非质量）和改善营养不良（“胖了点”在那个时代是一种对于生活质量改善的赞许）。消费主义的弊病、健康与生态双重负担以及全球素食运动的传播一直要到市场经济改革十余年之后的2000年代逐渐展现影响。
-未完待续-
本文编辑精简版首发于2021年《碧山》杂志，全文收录于2020版《良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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