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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模式最早引起西方广泛关注，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名叫马克维斯·查尔德斯（Marquis W.Childs）的美国记者通过在瑞典的深入调查采访，写了一本书。书名是《瑞典：中间道路》，副题长一些，叫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建设性妥协的故事”，（Sweden: the Middle Way――The Story of A Constructive Compromise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见下图）。此书于1936年出版，在美国引起不小的轰动，第一版重印九次，第二版重印五次，当年就成为政治类读物的畅销书。“中间道路”一词随之成为一个国际流行的政治词汇。
其时，美国正深陷大萧条之中。《纽约先驱论坛报》当时的书评将此书喻为“多少年来从未读到过的最振奋人心的政治新闻”。很多美国记者注意到，当年民主党在费城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时，罗斯福总统参加新闻发布会，桌上就放着一本《瑞典：第三条道路》。
我第一次读到查尔德斯写的这本书是在刚到瑞典的时候。记得当时房东要卖旧书，我从中翻出一本留下。这是1948年出的第四版第一次印刷的版本。书很薄，只有170多页。
初读此书，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详细描述了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历程。我这才明白，住处附近的那些超市连锁店原来并不是“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合作社。比如，成立于1899年的瑞典消费合作社（KF）拥有超过300万的社员、900余家合作社商店，是瑞典最大的零售集团之一。这样的经济结构与我从小到大所学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概念不完全相符。由此，我对瑞典模式产生了兴趣。
2006年，我开始结合多年的驻外经历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为上海《东方早报》撰写专栏文章，专栏起名叫“洋镜子”。当时担任编辑的单雪菱女士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她在看了我最初的几篇有关瑞典的文章后，就建议我能系统地向国内读者介绍瑞典模式，因为中国发展的“风向标”已经开始由侧重效益转向侧重公平。由此，我写了数十篇有关瑞典模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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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开始给《东方早报》写专栏文章时，我读到一篇比较瑞典与美国两种模式的文章，作者是美国人。他在看了一组经济数据后，断言美国穷人与瑞典穷人过着同样的生活，并因此而高兴地说，瑞典模式原来也不过如此，美国人“大可不必因为他们未能生活在奇迹般的瑞典王国而感到失望”。
这篇文章以经合组织的数据为参考，对两个国家不同阶层的收入做了比较。结果是，瑞典社会最低端10%人口的收入大约只有美国中等阶层收入的38%，也就是1000多美元，而最高端的10%富人的收入是美国中等阶层收入的113%；美国社会最底层10%人口的收入是美国中等阶层收入的39%，也是1000多美元，但最富的10%则高达210%。这就是说，从收入上看，美国最富有的人群要比瑞典最富有的人群富得多，而底层的收入两国相差不多。
看到这个数据，我首先想到的是我20世纪90年代初在瑞典学习时的房东。他叫诺迪鲁斯，是位退休老人，每月退休金约6000多克朗，当时约合1千余美元。从收入上看，他应当算是那个数据中10%的最穷者。但诺迪鲁斯住着一幢两层小楼。他的两个儿子全都是大学毕业，老大是博士，老二是工程师。后来我还了解到，老人的邻居是一位大学教授，虽然收入要比他高五六倍，也住着一模一样的“独幢别墅”。
在美国，像我这位房东一样每月只有1千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难靠自己的积蓄来供孩子读名牌大学，肯定住不起这样的房子，更不大可能与大学教授相邻。
诺迪鲁斯之所以能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瑞典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时实行了一项“人人有房可居”的政策，为像他这样的无房户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和补贴。
还有一个原因，诺底鲁斯虽收入不高，却足以支付起房贷，因为他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一分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一大笔钱，他没有“后顾之忧”。他享受的福利是美国穷人很难享受到的。
如果单讲美国穷人的社会福利待遇，也许看上去还不错，至少是不会有温饱问题，但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人愿意当穷人的。最关键的是，他们上升为中产的渠道越来越窄。比如，收入只有2000多美元的家庭，虽然可以享受到一些福利，但很难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哈佛、斯坦福这样一些名牌大学。
我在2014年的美国之行中了解到，相比于10多年前我在美国工作时，蔬菜、肉类和衣物之类日用品的物价几乎没涨，但大学学费和汽油费这两项却涨了很多。
很多华人家庭省吃俭用，都是为了孩子将来上大学之用。有的中产家庭的孩子虽然考上了外州的名牌大学，却因无力支付高昂学费不得不改上本州的公立大学（通常上本州的公立大学可以减免学费）。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数据：在美国最好的146所大学里就读的大学生有75%来自占1/4的上层社会，而只有3%来自占1/4的下层社会。
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说过，不能否认，美国学校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收入。
当然，在美国上大学是可以贷款的，但怎么偿还这笔贷款也越来越成为问题。《纽约时报》2014年6月24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那些负债上学的年青人的窘境：“较之以往，現在有更多学生得到了数额更大的贷款，仅过去十年，教育负债就翻了三倍，攀上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2万亿元）。数量空前的一批大学生，带着埋过膝盖的财务赤字毕了业，开始了他们的成年人生活。”
在瑞典，大学是基本福利的一部分，全部免费，甚至连外国学生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待遇。直到2011年，瑞典高校才开始向非欧盟国家的学生收取8900欧元至17800欧元不等的学费。
对比瑞典与美国，有一个更为重要却常常容易被忽视的不同之处。在瑞典，中小学为全体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不论家庭收入多少。而在美国的很多州，只有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才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也许你会说，社会福利的基本功能就是确保温饱。无论是瑞典孩子还是美国孩子，只要衣食无忧，他们就可以安心完成学业。可实际的情况是，不同的社会福利理念和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和未来社会的平衡的影响是不同的。
我在美国的亲戚住在一个中产社区里，他有位邻居原先经营一家店铺，经济状况不错。可没想到一场经济危机袭来，店铺关了门，贷款还不起，房子被银行收走，一家人只好搬到附近简陋的公寓中去住。几个孩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性格越来越孤僻，不愿参加集体活动，学习成绩下降。因为他们越来越感觉自己不属于原先那个中产孩子的群体了。
福利在瑞典是每个公民都可以享有的基本权利；在美国，它仍然是一种对穷人的救济或补助。接受政府救济与享受公民权利的感觉当然不会是一样的。
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这种比较其实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生活水平的不同基础。美国人更依重的是收入——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主要是靠收入来决定；瑞典人依重的是社会福利，这是要靠更为公平的分配来实现的。（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二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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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是较早实行福利体制的国家。早在1847年，瑞典就通过了《穷人法》，也就是“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瑞典历史上第一次将贫穷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将社会福利问题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从而为现代瑞典福利体制奠定了基础。战后，瑞典模式逐步走向成熟，开始建立起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和人人有房可居的社会保障体系，福利从救济转向公民基本权利。
如果仅仅从收入上看，瑞典与美国的差距的确不小。美国就业者平均年收入是26，000多美元（2011年），而瑞典是26，000多克朗（2012年），按当时的比价约合4000多美元，远低于美国。但是，全民免费教育值多少钱？全民医疗保险又值多少钱呢？所有这一切加在一块儿，又给瑞典人的生活水平带来了什么呢？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
有一点似乎也应当提及，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用金钱来购买生活水平，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如果在统计收入的数据时，考虑到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恐怕在不少看上去收入还比较高的国家中，将会出现更多人口被划入贫穷阶层的现象。因此，仅仅比较瑞典人与美国人的收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理解瑞典模式，需要理解它的福利体制与其他国家福利制度的差异，更需要理解主导这种模式演进的政策目标和理念。
近年来有关福利的讨论，大都集中在福利国家是否可以继续维持高水平福利，能否承受全民医保等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上。其实，这还是在比较体制的优劣或政策的可行性。
世界上所有的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公民可以享受到的福利条件也不同。各国有各国的国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福利水平也不同，对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影响当然也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福利是一种手段，一种维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无论福利制度是怎样出现的，或被动或主动，它都是对社会不平衡的一种校正，都起到了一种社会稳定剂的作用。
福利因此而蕴含了一种理念。
我的朋友高锋、时红夫妇前两年将瑞典社民党自1889年成立以来通过的所有党纲编译成书——《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从这些党纲中可清晰看出，社民党是怎样按照党的理念把瑞典建设成一个福利国家的。
瑞典社民党第一次明确提出福利政策，是在1920年的党纲中。党纲“政治纲领”的第九条简明扼要地写着：实行事故保险、医疗保险、妇婴保险和失业保险。实行养老金制度，对残疾人、孤儿、寡妇给予抚恤金。
到了1944年，社民党又在修改后的党纲中增加了福利制度的内容，而且更加具体。比如，实行社会保险，以便在失业、事故、疾病、伤残、生育、失去家庭抚养者、年老或者其他收入损失的情况下提供支持与保障；采取措施提高住房水平，减少住房拥挤；进行定期体检，首先是对儿童与母亲；对儿童实行免费牙科保健，等等。
社民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长期执政后，这些福利政策逐步得以实现，瑞典成为福利国家。
瑞典社民党之所以会把这些具体的政策写进党纲，因为它体现的是社民党一贯追求的理念，即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从这些不同时期的党纲看，通篇都贯穿着追求平等的理念，从建党初期到今天始终不变。收集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这本书里的，还有社民党党纲委员会前主席考克对党纲的简评。
考克认为，1975和1990年的党纲把平等作为社民党的一个主要目标。2001年的党纲虽然多次讲述在同等条件下的选择自由，但亦是从平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而2005年通过的社民党国际纲领，标题就是《一个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
对瑞典社民党深有研究的高锋先生在对这些党纲做解读时说，平等要求在社民党内占有中心地位，因为社民党代表了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的利益。人人得到福利和大家都有机会影响社会，这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也是其福利制度建设的思想灵魂。
以我在瑞典的生活经历来看，所谓平等，实际上就体现在“全民”这两个字上。
全民指的就是平等、普惠，在这个体系中，农民、工人、干部、军人……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无论你的官职高低，无论你生活或工作在沿海还是内地、山区还是城市，都可以得到大体相同水平的福利待遇。
瑞典福利制度的发展史表明，在现代国家中，福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再分配来达到社会公平。福利政策和福利水平都很重要，但福利体制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目标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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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瑞典等欧洲国家的福利体制，现在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过高的福利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甚至导致经济衰退、创新动力缺失。一些欧洲国家的确正在出现这样的问题。
希腊、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近年来先后陷入债务危机，原因之一就是用于福利保障的公共开支越来越多，预算赤字不断上升，国民经济无力支撑。
毋庸讳言，在全球化的今天，欧洲的高福利面临着巨大挑战。
一是众多新兴国家加快了竞争速度，欧洲国家想要继续保持原有的福利水平，成本更高；其次，新一代欧洲人，特别是那些与老欧洲国家在道德理念上有一定差距的新欧盟成员，最终能否与老欧洲保持精神上的同步，将是一个长期考验。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瑞典、丹麦、德国等高福利国家仍会坚持一定条件下的福利主义路线。你无法想象，这些民族会因激烈的经济竞争而放弃自己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道德根基。
欧美国家开始建立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主要是为了应对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它们通过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改革，调整分配结构，建立福利体制，缩小了贫富阶层的差距。
但是，追根溯源，这些福利体制以不同的模式出现，显示的是不同历史传统中形成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简单地将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归结于过高的福利，容易忽略社会公平原则背后体现的精神追求。这是我们今天在观察欧洲国家福利体制改革时必须注意的。
希腊危机的起因，既有过于安享福利，甚至挥霍过度的因素，更有欺骗的因素。2009年希腊政府的计划预算赤字本为GDP的3.75%，而这个数据刚刚公布了没几个月，就改为6%。最后的结果更吓人，是12.7%，远远超过了欧盟3%的规定。
后来揭露出来的事实表明，希腊政府在美国高盛公司的协助下，自2002年以来，就用造假的手段掩盖了债务风险。
其次，无论是从对工作的态度来看还是从节俭勤奋的生活习惯来看，希腊人与瑞典、德国和荷兰等信奉新教的民族相比，也是有很大不同的的。
希腊的问题首先是道德问题。
或者说，希腊已经穿上了欧盟的美丽外衣，但在内心深处却缺少老欧洲的精神。其实，很多“新欧洲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希腊的问题不是福利主义的失败或者破产，而恰恰是因为缺少福利主义的传统精神和道德基础。
欧洲一体化的先贤们追求的“欧洲理想”就建立在这样的传统精神与道德基础之上，这也是“欧洲梦”中最核心的部分。
在瑞典有关社会福利的理念中，福利一词与安乐享受是没有关联的，它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一种制约和平衡，从一开始就源自于一种反挥霍和反奢侈的传统信仰。它包含着崇尚公平的传统精神，同样也包含着“工作着是美丽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吃苦耐劳、勤奋工作对于老一代瑞典人、丹麦人、德国人、荷兰人，以及所有那些具有新教传统的欧洲人来说，并不全是为了养家糊口，更是一种个人价值的体现。否则，瑞典人早就会把福利的老本给吃光喝净，也搞不出那么多世界一流的产品。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以瑞典模式为代表的“中间道路”为什么会对世界发展形成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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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瑞典工作时，正好碰上政府开始实施战后最大规模的改革。这场改革激发了经济活力，同时也确保了福利水平和公平分配的原则不受损害。
改革的起因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1992年9月，瑞典央行一度将基础利率提高到500%，试图阻止克朗大幅下跌。这场阻击战以失败告终。1993年，瑞典政府开支一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7%，创下世界纪录。西方媒体的报道大多认为瑞典模式已走到了尽头。
20年过去后，瑞典模式“东山再起”。瑞典与丹麦、挪威和芬兰等北欧国家显示出强劲增长活力。从1993年到2010年间，瑞典的年均GDP增长率为2.7%，年均生产率为2.1%，而15个欧洲主要经济体的相应数据为1.9%和1%。
2013年年初，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特别报道，专门介绍了这几个北欧国家的成功经验，标题就是《下一个超级楷模》。
文章说，如果作为一个拥有中等才能和收入的人重新选择在全球的出生地，你可能会想成为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北欧各国盘踞各类排行榜的榜首，从经济竞争力、社会健康保障直到幸福指数。他们即避免了南欧的经济僵化，也远离了美国极端的贫富差距。根据这家杂志提供的数据，瑞典政府的支出占GD的份额已经减少了18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仅为22%，远低于美国。其预算赤字仅为GDP的0.3，而美国则为7%。
很多经济学家将瑞典的这场改革视为“向右转”，主要是因为瑞典政府当时采取的一些措施——削减政府开支、限制福利政策，以及对原来由政府垄断的产业实行私有化——增加了市场经济的成份。
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大政府的基础，也不是以大幅降低福利水平为代价。相反，改革的成功，使瑞典得以维持相对较高的福利水平。
这场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混合性，它又一次显示了中间道路的包容性与务实性。比如，20世纪末瑞典实施的养老金体制改革，就采取了一种混合方式，既部分地保留了原来人人享有的“大锅饭”成分，又部分地采取了以个人缴纳为主建立自负盈亏保险账户的方式。
同期推行的中小学学券制，则借鉴了美国的作法，将教育经费以学券方式发放给学生家长，由家长为孩子选择学校，从而鼓励了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的竞争。而中国吉利对瑞典名牌沃尔沃的收购则被视为经济体制开放性的一种体现。
看来我们以往对高福利的看法是有些偏差的。观察一种发展模式，既要看它是靠什么理念来支撑、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也要看到它是否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灵活性。
一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往往在于其开放的程度和兼容并蓄的能力，改革的成功既取决于对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的继承，更取决对全球化竞争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恐怕不能简单地用“向左转”或“向右转”来定性。
恰如《经济学人》文章所分析的那样，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可以把竞争型资本主义和大型政府结合在一起。”
瑞典前财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佩尔·努德（Pär Nuder）曾用“大黄蜂”来比喻瑞典模式。他认为，高福利的瑞典看上去就像大黄蜂一样，身体硕大，负担不轻，但照样能高高飞起。
在全球福利排名榜上，瑞典等北欧国家名列前茅，但在高科技和竞争力的排名榜上，这几个国家同样位于领先地位。据欧盟委员会最新公布的2013年欧盟创新能力排行榜，瑞典连续三年位居欧盟27国创新能力排行首位。（根据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五大经济体是瑞士、瑞典、美国、英国和荷兰，瑞典还是排在美国之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2014年5月27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欧洲在创造就业方面远超美国》，有助于我们理解福利与发展的关系。
克鲁格曼将矛头直指对欧洲高福利的偏见。他说，有人认为，欧洲的社会福利网已经成为了一个“吊床”，它削弱了主动性，助长了依赖性。但是后来，有趣的事发生了：欧洲的就业状况开始大幅改善，而美国却一落千丈。在就业方面，法国表现不错，瑞典、荷兰等其他高福利欧洲国家的表现要更胜一筹。（美国与欧洲在福利方面的差距，是导致美国社会大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中产阶层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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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福利问题，很容易让人想到投入的多少，或者说如何把蛋糕做大，似乎只有高投入、大蛋糕才会有好的福利。实际上，福利问题的关键在于基本原则的确立，比如确定共同富裕为基本原则。
在瑞典社民党看来，医保之类的社会福利既有商品的属性，又不完全是商品，因为它包括了公民应当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
福利的投入可多可少，但公民享受权利应当是公平的。
瑞典社民党建立福利体制开始就着力于如何确立分蛋糕的公平方式，而不是等蛋糕做大了再去研究怎么能够更公平地分配，再让已经分到了大块蛋糕的利益集团把自己的蛋糕让出来。
不要以为“蛋糕”做大就可以自然而然实现公平分配。只有在一个公平分配的体制中，更多的投入才能对社会稳定和进步显现出更多的正能量，否则它就有可能带来负能量。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体制建立的难度大，基础低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更重要，即分配不公。有一部分人虽然也为蛋糕做大尽了力，却又眼看着大块大块的蛋糕被别人分去。如果走到这一步，社会就会出现分裂。如何分蛋糕的问题，就会转变为该如何让那些已分取大块蛋糕的人让利的问题。
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福利体制不差钱。在瑞典，医保开支不够也是个永恒的话题（疫情中这个话题又成为热门），老百姓永远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抱怨，尤其是看病等候时间长。但瑞典模式保证了医疗等福利资源的分配是基本公平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互信因此就多了一些，即使有抱怨，也不大可能闹出大麻烦来。
只有公平的福利，或更均等的福利，才能营造出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减少城乡、性别、阶级和贫富的差别，并有助于巩固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培育出更多的并忠诚于国家的中产阶层。
公平是通过政策实现的，公平更是通过精神追求而实现的。人类对公平社会的追求永无止境，这种追求深藏在道德和价值观之中。
福利模式的不同，与文化、道德和价值观的基础不同相关。我在翻阅有关瑞典模式的研究材料时，想到更多的是我看到和接触到的一个个活生生的瑞典人。的确，我们需要理清福利体制演化的历史脉络和变革的细节，需要了解模式发展进程中人们生存状况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人的道德观、价值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想或梦想的实现，需要一种执着的精神追求。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因受历史、文化、信仰以及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了解这些不同，可以开阔眼界，让我们知道“天外有天”。了解这些不同，更有助于我们汲取经验教训，看到别人的闪光之处，意识到我们的问题所在，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从不同模式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人应当追求的目标，坚定我们的精神追求，坚定我们推进共同富裕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