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26日，星期一，阴历冬月十五，广州越秀。
凌晨六点，一轮满月急匆匆地落了下去，太阳却还没有出现，天地间忽地陷入了至暗时刻。
一辆早班的无轨电车拖着长长的辫子吱吱嘎嘎地从远处开来，在黄花岗公园的站点停下。车门打开，车内微弱的灯光照在路旁一个机关大院大门的牌子上，那牌子上写的是：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
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是五年前由广州和武汉的两家省级科学院合并而成的。合并后的第三年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兼任了这个中南分院的院长。不过李达并没有到此履职，他以后也不会来了，因为他已经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了武汉的“三家村黑帮”之首，然后就被批斗、辱骂甚至殴打，折磨了两个多月以后，1966年8月22日，李达死了。
李达死前的一个月，他给北京的老朋友写了一封短信：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7月19日。
此时的中南分院，没有院长，只有书记。书记是一个军人出身的老革命，开国少将陈志彬。
陈志彬其实并不老，此时也只有49岁，但资历老，他13岁就参加革命了。
陈志彬参加革命时，大他五岁的周小舟还是一个中学生呢。
此时的周小舟住在中南分院南边的梅花村，他是从四年前的6月被发配到这的。这位曾经省委第一书记，现在是这个分院的排行倒数第一的副院长，说是分管总务，但现在一切都停摆了，他也就没有什么事可管的了。
但他并非无事可做，因为每次批斗会都少不下他，和李达一样，他也是被批斗的那个。
此时，知道那个一大代表李达的中国人可能寥寥无几，但又有谁会不知道“彭黄张周”中的周呢？
早七点，天空微亮，梅花村22号的那个小屋的灯光在晨曦中渐渐地黯淡了下去。
七点半，嘈杂的人声响起，人们有的去上班，有的去学，也有的去揪斗黑五类。
八点，一群戴着红袖标的青年学生兴冲冲地闯进了梅花村直奔周小舟的宿舍而来。他们来到了梅花村，在22号的门外高喊：反革命分子周小舟给我滚出来！
如果是往常，不用喊第二声，周小舟就已经战战兢兢地从屋子里一路小跑地出来了，然后被红卫兵们连推带搡地押走，但今天，屋子里如同一潭死水，没有回应。一个红卫兵急了，飞起一脚，将门踹开，一干人等蜂拥而进。
几秒钟后，从屋子里传出来一阵叫骂：死了？！扫兴！自绝于人民！打倒周小舟！……
1912年的11月11日，夏历的十月初三，立冬后的第四天。
虽然也是“双十一”，但此时的女人们多数还裹着小脚，且也没有马云的淘宝，所以那一天与其它的日子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查《历史上的今天》，那一天化学家黄耀曾出生在江苏南通，农学家杨立炯出生在江苏溧水。然而一个比他们二人名气更大的人却没有上榜。
那年的“双十一”，湖南湘潭黄荆坪乡狮龙桥村的小地主周庭拔，杀猪宰羊，谢天谢地谢祖先，因为他终于在生了三个女儿之后，得到了一个儿子。
此时的周庭拔正在湖北钟祥县当公务员，因为他的堂兄周纫秋在那里当知县，此时虽然已经是民国了，但县官还是叫知县，并没有叫县长或县委书记。
周地主先是在他堂史的手下当了一阵子颇有油水的税监，也就是县税务局长，再后来，他当上知县的秘书并县政府办主任，当时还叫师爷。
1918年，周知县被解聘了，周师爷自然也就跟着回乡再就业了。那时乡下也没有乡镇企业，他想来想去，就挂牌行医、设馆授徒。但这个半路出家的大夫并没有几个人认可，于是他自己先病了。然后，他拿自己练手。1926年，卒。
周庭拔死的时候，14岁的小周同学在周纫秋家的私立学校读书，那时，一个大家庭的子弟们往往会由族人中家境好的出一间大一点的房子，再请个先生来上课。特别有钱的还会请好几个，周有光回忆说他们家光是给他的两个姐姐就请了三个家教，一个教国文，一个教英文，还有一个教音体美。
周家那时一共有26个年龄相仿的子弟同一个屋顶下求学，多年以后周纫秋回忆说：“我子侄26人，学业成绩，时政见解，生活俭朴，数怀求第一。”
周怀求，就是小周同学的本名，但知道他这个本名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知道的都是他的笔名周小舟。
就像知道鲁迅的比知道周樟寿的多，知道胡适的比知道胡洪骍的多，知道列宁的比知道乌里扬诺夫的多一样。
24岁时，正是小周最春风得意的时候，那时的他是被延安派往南京的谈判代表，因为谈判桌上所表现出来的出色口才，他为大他19岁的湘潭老乡所欣赏，于是很快成了老乡的政治秘书，也就是专写议论文的秘书。
在当了一年秘书以后，老老乡对小老乡委以重任，派他作为自己的特使赴山西阎锡山处就职。
两个老乡再次亲密接触，已经是16年后的1953年底了，这时年仅41岁的小周已经是老老乡的父母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而此时的老老乡也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家了。
从1953年起，老人家每年都要回老家住上几日，小老乡自然迎来送往，这让老人家很是开心。
1956年6月，老人家到湖南视察工作，十分满意湖南的大好形势。他对小老乡说：“苏东坡讲‘驾一叶之扁舟’，那说的是‘小舟’，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
1959年6月，老人家终于想到要回出生地看看，于是我们看到了那首《回韶山》：“别梦依稀悼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走前，老人家对小老乡说：“小舟，那个地方倒是很安静啊。我退休以后，在那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他领导人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老人家指了指韶河上游的滴水洞方向，他的祖辈曾居住在韶山冲西南约10里的那个幽静的峡谷里。
老人家的这个要求，作为父母官怎么可能不满足呢，说盖就盖。
周小舟本来是想等这几间“茅棚”建好后再请老人家来的，但没过几天，老人家先请他上庐山了。
庐山虽然不是五岳之一，但庐山却有着五岳加一起也比不了的神密，因为庐山是座政治山。
但周小舟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的异样，他在想能多一个机会和他的老乡说一说心里话也挺好的。
周小舟是1959年的7月1日上的庐山。
一上山，他就先去了老人家住的美庐，那个当年宋美龄住过的别墅。那天老人家的心情很好，拿出了自己刚刚出炉的一首《登庐山》给小老乡看。小老乡看完，不客气地指出了其中至少六处的不通或不妥，老人家边听边点头，然后一一照改，又重录了一遍，并把日期由6月改为了7月。
能看领袖没发表的诗，还能上手去改，改了那么多地方还不急眼，这至少说明两位老乡的关系此时还很铁。但20多天以后，小周下山时，已经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从庐山下来二十天后，周小舟的“省委第一书记”被撤，下放到浏阳县大瑶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
1960年春，周小舟到一个水库工地上去参加劳动。路上看到上千的男男女女毁掉现成的油茶林和松林，开什么“花果山”。此情此景使周小舟直掉眼泪。周小舟来到了指挥所，对组织指挥的干部说“共产党员能这样吗”？
尽管他此时身处逆境中，但仍然耐心说服教育公社干部，公社党委终于作出决议：坚决制止毁林开荒，坚决制止大兵团作战，实行“四定一奖”的包干责任制。
面对遍地“浮夸风”的严峻现实，周小舟常常夜不能寝，公社干部劝他想开些，他说：“把农民搞成这个样子，能睡得着吗？”
1961年的7月17日，老人家再一次登上了庐山。这回他在庐山一住就住了两个月。这回夫人也跟来了，没事就拎个照相机到处拍照，然后就有了《为李进同志题照》。
李进，其实是李进孩的“缩写”，李进孩是江青的本名。
可能是写诗时想到了自己的小老乡，老人家特地召见了虽还是正省级却已经是副科职的周小舟上山，并给他看南朝梁文学家丘迟的《与陈伯之书》。
老人家还像当年当乡村小学的老师一样，在这篇文章上划了重点段落让小老乡重点阅读：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
我琢磨你离开旧主去投靠新主的时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内心考虑不周，在外受到谣言的挑唆，一时执迷不悟，不辨是非，行动失去理智，才有了今天的结局。圣明的的老主子是可以宽赦你过去的罪过而重在要你立新功，不计较过失而广为任用人才，以赤诚之心对待天下之人，让所有心怀动摇的人能消除疑虑安定下来，这你是都清楚的，不须我再一一细说了。
如何才能“迷途知返”呢？老人家动之以情，晓之以利，谈了一个通宵，意思是只要你写一个检讨，站出来揭发老彭，仍然可以回湖南当你的总督大人。周小舟流着泪对老人家说：“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信，我怎么能批彭总呢？”
老人家长叹了一口气，沉默了良久，挥了挥手说，“你走吧！”
1962年4月28日，周小舟离开了大瑶公社，6月，他来到了广州，但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不参加党组会议，排最后一名。
文革开始后，周小舟首当其冲，备受凌辱，挨打受骂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最让他痛心的是他不得不将他珍藏多年的文物手稿付之一炬，他一边烧，一边放声痛哭：“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
1966年12月25日夜里，挨了一天批斗的周小舟坐在孤灯下痛哭了一夜，12月26日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刻，无望的他吞下了一大把的安眠药。
那一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他选择这个特别的日子也许是想以自己的死来劝谏什么人。
先秦的时候有士大夫屈平、史子鱼，晚清的时候有士大夫王鼎、吴可读，他们都采用了一种极端的劝谏方式：尸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