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第一哲学家”，原作者梦轲，来自豆瓣网。
《现代性与大屠杀》书评：大屠杀——现代文明的另一面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开篇就提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能单单只被看做是犹太民族事件，或是“欧洲基督教徒反犹顶点”这类单元素的集合，因为这样它便不具备社会学意义。同时，大屠杀也并非人们优化的期望是一种广泛而常见的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一个具有“回复性”和“普遍性”的极端。事实上，大屠杀揭露了现在文明的另一面，它与文明的秩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能离开彼此单独存在。
所谓官僚体制是指一种由等级划分的机构组成的大规模组织，在这些办事机构中，人们具有某些职责，并且必须按照规则、规定以及那些有更高地位的人所实施的强制手段来执行。官僚体制作为西方体制化的创新，跟传统体制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高度效率性和正规的结构性。制度化了的规则和规定让组织内的人员能够寻求最优的手段完成任务。（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
马克思韦伯认为官僚制度是处理大量文书工作的最有效手段；其次官僚制度强调可计算性/量化性，这有助于人们对成功做出估计；第三，制度性的法规让官僚体制以高度可预测的方式运作；第四，官僚制度通过非人的技术来代替人力实现管理。官僚体制中的成员就像机器一样在体制中高速运作着，排除个人思想，极少带有自己的判断。
而在大屠杀中，作为工业社会现代化的高度组织成就，官僚体制也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费恩戈尔德提到，奥斯维辛实为现代化工厂体系的一个延伸，这条生产线上，“人”是原料，“死亡”是最终产品。
纳粹组织中的更名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具有行为的组织意义，也是对现代化管理的冷静描述。官僚制度对于效率的追求刻板而盲目；每阶段针对新危机都有不同的目标，目标确立后领到却不直接告知执行方式，而是由专家通过对可行性和成本的测算来制定出最优方针。
而在纳粹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正常人，不存在通常社会意义上的病态或者失常。他们听从组织的命令，依赖组织的惯例、纪律。在这里暴力被赋予权威，行动被例行化，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在这个组织中要求清除个人独立性，牺牲个人利益，取缔一切到的需求。
由此还创造出一个“道德中间地带”，有一群“中间人”，他们的道德完整感未被破坏，他们只是站在中间，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由于对自身的行为结果缺乏直观的认识，很多人就此堕入了一个道德空白，他们对自己所执行的命令可能导致的结果熟视无睹。而大屠杀的成功都要归功于官僚体制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这只“道德催眠剂”。
而里茨尔也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中提到，“在今日麦当劳化过程中出现的形式理性的不断扩散也支持了鲍曼的观点，即类似纳粹大屠杀这样的事件还可能再次发生。”
附：屠杀中的现代性
梦亦非
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是我今年所读的书中最过瘾的一本，无法读快，持续地读了很久。数个月前我在与世宾的谈话中抓到一个关键词：暴力。让我暗下决心将这个词作为我做学问的中心词核，于是有意识地搜寻一些与暴力有关的书籍。于是碰到了这本书，这本书虽然有着大多数译本的含糊不清的翻译特点，但总体上来说仍然吸引我深读下去，并且在阅读中震惊。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历来被看作是德国人与犹太人的事，被看作人类文明进程中出现的一次反常事件，纳粹份子被看作变态的没有人性的例外。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鲍曼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这次大屠杀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现代理性必然出现的结果，党卫军也是非常正常的人。我们对大屠杀的误读被作者所纠正。
大屠杀的得以实现，反犹主义当然是重要引线，但仅有反犹主义不会导致大屠杀，它必然要有现代作为第一推动力。在整个西方的文明进程中，犹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创造并推动了现代性，而对现代性恐慌的西社会要把带来现代性的犹太人清除出去，讽刺的是，这种清除中使用了现代性的理性、技术与手段。
现代性必然以理性为核心词。大屠杀得以顺利进行，就因为在迫害者与受害者之间达成一个默契：理性。只要任何一方是非理性的，大屠杀就不可能进行下去。纳粹的理性在于他们把屠杀过程分解为一个个程弃阶段，每个人只负责某个阶段，与受害对象产生足够的距离，如此一来每人都在屠杀，但没有人具体地直接地屠杀，也就是说，现代工厂的分工制与管理方式高效而低价地维系着大屠杀。没有现代官僚管理方式与技术方式，不可能让纳粹进行大屠杀。从逻辑性出发，纳粹们理性地实施着各各步骤，没有人在屠杀，但所有人都在屠杀，这就是“无人统治”。
在大屠杀之前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公众的同情心与道德。因为犹太人在正常社会中处于某个特征明显的社区，这足以构成公众的“异类”，所有人都有“异类恐惧感”，这一点被纳粹所运用，当他们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异类恐惧感让公众对此事保持冷漠态度。但是，毕竟有许多犹太人融合到普通社区与生活中，那么，纳粹采取的方式是：定义——剥夺与没收——集中——饥饿——灭绝。当那些人被定义为犹太人，就足以让公众对他们保持警惕，犹太人的财产被没入工作被剥压，意味着社会切断了人们的契约，然后被集中起来时，就切断了他们在公众视线中的存在，饥饿又让屠杀成为“人道”的选择，于是屠杀得以发生。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荒谬的，但却又让下一步显得再合理不过。
纳粹的现代性管理方式、公众的道德冷漠只是两个方面，要最后让屠杀得以高效地产生，必然要犹太人人的配合，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直到把大家都送进毒气室为止。犹太人之所以要如此配合，也是因为“理性”，在“自我保全”的理性的正确选择中，每个人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惨杀视而不见，因为每人都会认为“我会躲过”。之所以很少有犹太人逃出集中营，那是因为他们在集中营中的自我管理很有成效，此外，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接纳他们，至少是道德中立地把他们当作了异类。
所以大屠杀非常顺利地进行。如果不是德国战败，这种再“正确”不过的大屠杀一直会持续下去，因为社会已经进入现代，有了足够的现代性技术与思想，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理性，理性让所有人只努力于保全自己。
这就涉及到了道德问题。纳粹首先让犹太人在身体距离与精神距离上消失与公众视线之外，让公众的道理不再进行判断与选择。在纳粹内部，岗位职务与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而在犹太人内部，自我保全的压力压倒了道德的选择。在整个社会的道德处于缺失状态之下。大屠杀，名正言顺地发生。
所以“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产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产生了“密切合作”的集体行动。最正确的理性得到的后果是最不正确的，所以说现代文明必然会产生屠杀，恐怖与和平成为文明这枚硬币的两面，就看哪一面会偶然地落在了上面。
如果说要解除屠杀的未来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要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这是唯一的方式。
齐格蒙·鲍曼，1926年生，“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生于波兰，后居英国，主要著作有《现代性与矛盾》、《后现代性及其不满》、《全球化：人类后果》、《现代性与大屠杀》等等。从照片上看，一个睿智而清瘦的老头，正在吸着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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