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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山的极光,打亮俄制《切尔诺贝利》?|勉强推荐

乌拉尔山的极光,打亮俄制《切尔诺贝利》?|勉强推荐 真实影像
2022-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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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加上有与他们有共同特点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政府,其公信危机积重难返,无论如何落实“公开化”与改革,早已赢不回民众的信任。最终,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集体爆

拉尔山脉至土耳其海峡是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

乌拉尔山脉的激光

1957年,一份前苏联报纸上发布了一篇题为乌拉尔山脉南部的极光》的报道,向人们解释克什特姆远处的乌拉尔山脉出现奇怪光线的原因与极光有关。

事实上,光来自放射性废料电离。附近20多个村庄的居民被疏散,后来几年里的大规模去污染工作,让当地居民意识到不太对劲——幸存者柳德米拉·莫罗佐娃告诉《今日俄罗斯》说:“我父亲和不少当地人被动员起来进行清理工作,他们把所有的土地都犁了半米深。到了晚上,父亲的朋友们就会来我家洗蒸汽浴。”(据澎湃新闻)

军方获取辐射读数,拆毁木屋,连房子连带下一层的土也一并没收二十多万人不明就里地生活在核尘污染之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场灾难的规模一直是国家机密

也是因此,被“极光”报道所掩盖的克什特姆(Kyshtym)马雅克核废料爆炸事故,作为历史第三严重的核事故,成为引发苏联民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的导火索之一。

莫斯科的骄傲

二十年后,1977年,莫斯科发生了20世纪下半叶最大的火灾之一,曾经世界上最大的酒店、被称为“莫斯科的骄傲“的罗西亚大饭店(俄罗斯大饭店)燃起大火,造成巨大伤亡。

莫斯科是很骄傲。

火灾后苏联媒体集体失声。直到第四天,《真理报》才不痛不痒地发表了一篇相关短文,外媒对这场火灾一无所知。调查后的完整报告,被搁置暂缓发布。死亡人数等在一年后被允许公开。其间产生的信息真空,让谣言和毫无根据的所谓报道不断传播扩散,更有关于争夺领导接班人的说法。这场大火继续消磨了民众的信任,也成为了定时炸弹之一。详见:《四十五前的今天,全球最大的酒店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起火,至今成谜》

塔西佗陷阱

加上有与他们有共同特点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政府公信危机积重难返,无论如何落实“公开化”与改革,早已赢不回民众的信任最终,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集体爆发。

塔西佗是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他曾告诉高高在上的罗马皇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后来被引申为一种现象,指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无论再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社会均将给予其负面评价,民众会不相信它的说法。 

这就是政治上的“塔西佗陷阱”,民众的信任是有积分的。如果官方的说法前后矛盾,违背常理判断出现明显漏洞,调查过程不透明,民众的信任积分则会一直下降,直到对公权力的信任完全丧失,即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俄制“切尔诺贝利”的诞生
到了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切尔诺贝利。
前有2019年的HBO《切尔诺贝利 Chernobyl》,豆瓣收获了9.6分,2021年,俄罗斯也出品了自己的电视剧——《切尔诺贝利 Чернобыль》(也译为《切尔诺贝利:深渊》)则连6.5分都不到。可是,拍还是要拍的,起码是自家门口的事。
同样,拍摄自己的影片,也是俄罗斯观众在看完HBO版后一致的感想,莫斯科回声电台前主编阿列克谢·别涅韦克多夫曾在社交媒体上说:需要拍这个的不是美国人,而是我们,您明白吗,梅津斯基曾任俄罗斯文化部长,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助理及俄乌谈判中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
于是,我们“勉强推荐”系列里就出现了今天这部俄制“切尔诺贝利”
人们总是会对事实细节报以强烈的信任,如果说全架空、完全虚构的故事会被当作茶余饭后的玩笑;那么对于历史有保留地还原,根据真实事件艺术化的改编,则会影响观众对于真实历史的判断与看法,从而潜移默化创造“历史”。
HBO版所展现的,不仅在于其灾难影响范围之大,也包括了苏当局的不作为,以及对真相的无视和掩盖。当然,此剧集无论反映了多少事故事实,从题材的选取角度来说,都不可能完全抛开政治因素。
而看到俄制版本的创作背景,要回到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的土地——今天这里还正被战火围绕——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观众来说,早期苏联当局的谎言早已不是什么历史秘闻,也并没有什么遮掩的,今天的俄罗斯历经改革和发展,确有其明显的现代性和开放性的进步一面
两个版本的电视剧其实都涉及到了几乎所有俄罗斯都了解的事实本身,而普遍认为HBO版还原度更高:
事故当天三十多小时后,距离核泄漏只有三公里的普里皮亚季,疏散工作刚刚开始,且除当地居民以外的民众一无所知。第一批进入现场的消防队员已经被送进医院抢救,但由于消息封锁,不仅消防员与家属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症状,就连收治他们的医院也对此一头雾水。
两天后,苏联晚间新闻播出了20秒有关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的通知,对可能的辐射伤害则绝口不提。民众在此时才对事故有了大概概念,后续苏联当地的众多新闻报道以“警惕外国势力抹黑”为主要导向。
关于事故的消息第一次出现在苏联《消息报》上,
措辞与晚间新闻完全一样。
之后对于事故的调查与问责,出具的多份调查报告都呈现出从上到下系统性的信息混乱。在事故的后续处理方面,对于事发时的拖延和隐瞒,政府的说辞为他们也是被欺骗的对象。
但其实在爆炸发生不到12小时内,莫斯科已接到了全部通报,并不存在因信息误导导致的错误决策。且封锁消息的指令是从中央下达的,由于莫斯科也同时选择了向各加盟国政府隐瞒真实消息,反倒导致了乌克兰白俄罗斯两个直接当事国没有就事故做出合适应对。
无论是政治上的推诿和官僚,还是经济上的虚报数据,再到工程质量和作业步骤的客观缺陷,以及出事后集体失声的媒体,都从各个方面显示出苏联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失灵。参与后续清理工作的大量工作人员落下终身残疾,他们的后续生活也没有任何保证。痛苦没有结束,对于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模糊结论除了表达失望情绪之外毫无用处。
切尔诺贝利 Чернобыль (2021)
相对于HBO的迷你巨制,俄制《切尔诺贝利 Чернобыль》把视角放小,主角是参与当时扑救行动的消防队员阿列克谢。从他的角度与经历讲述,对个体来说的灾难后果和其所反映的宏大历史。
剧集所描述的灾难较为切实,提供了本国视角,但单一个体经历与呈现出的痛苦则比较克制。感情主导,对事实缺少全面深刻的回顾与反思。
在此剧之前,来自本地的事件剧集几乎缺位。2014年的一部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剧集制作播出,内容是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谍战故事;2018年的《切尔诺贝利:禁区》则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动作片。唯一一部纪实作品来自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及根据她同名作品改编的纪录片《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它成为包括HBO版《切尔诺贝利》主创团队在内,所有试图了解当年事故的人的必读资料,然而阿列克谢耶维奇长期以来的“异见者”身份,和她在写作该书时遭遇过的压力,同时也构成了对现状的另一重反讽。
2018年中国大陆也曾制作一部名为《切尔诺贝利之春》(B站可看)的动画短片,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谨此纪念事故中的死难者。
作为灾难亲历国,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事件而拍出的影视作品,给观众带来体验不及他国深刻,这对现在的本国观众,是否属于另一种的谎言?就算不能说,历史一定程度上“被重复”了,但我们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们追不上事实。
追不上的事实
回望历史与当下,古罗马的“塔西佗陷阱”仍不过时,甚至一次又一次映照现实。
从俄罗斯宣布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声称“这次袭击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东部的平民”,到认为可以“1小时22分拿下基辅”,俄乌冲突中的真假消息目不暇接。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紧跟着表示俄军从乌克兰基辅等地区撤离是出于好意,是为了给俄乌和谈营造良好的氛围。“我们在士兵方面遭受了重大损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原话为:“We have significant losses of troops. It's a huge tragedy for us.”)另外,佩斯科夫还在采访中再次否认了乌克兰和美西方在布查“平民被杀”事件上对俄罗斯的指控,称那些场景是伪造的。
反观国内状况,俄罗斯众多城市持续出现反战示威游行。在持续的约束和整肃背景下,民众不顾风险举行抗议,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众对本国政府公权力的信任,不敌物价不断上涨带来的生计不安。
这时,即使出现一个地区性小范围事件,经过透明、合理的处理完全可以在可控范围内做出及时反应;但期间选择持续严管媒体,民众对于政府信任不足,又缺少原本媒体的第三方视角,等到的官方报道甚至违背公序良俗,政府看似严格管控发声渠道,实则一而再再而三地透支民众的信任,一点一点继续深陷“塔西佗陷阱”。
谎言的代价不仅是眼前看到的麻木,更是丧失社会信任机制,同时给民众带来源源不断,因疑惑而产生的迷茫与痛苦。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桑玉成在前几日写道:“我本能地感觉到,当下的社会,就像我们人类平时会生病一样,也病了。”,
‘塔西佗陷阱综合症’趋于严重,且不断进入恶性循环之中。社科界、决策咨询机构关于公信力、信任度、认同、形象等关键词的课题、研讨会、文章、期待得到批示的专报呈增长态势。”桑玉成补充道。
我们也回望人民日报在2017曾用第五版整版讨论“塔西佗陷阱”,并提出“用中国话语解释公信力问题”,“陷阱”一词须慎用”:
这个词所说的原意,并非只是批评当时的皇帝,也指向群众的主观好恶。群众在具体事件上对政府的态度,实际是在对政府整体看法的语境中产生的。这种语境的影响,人们在谈论所谓“塔西佗陷阱”时常常会忽视。
中西文化对政府的观念有很大区别。
西方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石是资本力量对国家机器的俘获,政府本身并不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政府实际上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他们将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对立起来: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政府最大的危害是对自由的约束,同时又强调自由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权利。于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被塑造成一种以矛盾对立为主的关系。
而中国国家建构的基础是5000年的文明传承、百余年的民族解放和自强运动、近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国人理解的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目的是防止任何个体和集团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在中国文化中,更强调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性而非对立性。
由于这种差异,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往往行不通。如果试图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为中国政府公信力问题寻找对策,就更会南辕北辙
国家的发展基石之一即为社会的信任机制,民众对公信力的信任并不会让矛盾消失,但会在问题出现时,提供一条可行有效的解决渠道,继而形成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而当把视点聚焦于具体的人,听了太多谎言,是否就再也看不到真相了,靠怀疑与猜测出的所谓后续或事实。消磨着关注耐心的同时,也在消磨着人们对真相的渴望。坚持关心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则更需要个人斟酌。

  作者:潘千一  
  编辑嘉琳 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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