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随波逐流WHU“，作者张路黎。
价值观是文化深层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一个文化群体的衣食住行、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社会规范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同时，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所抱持的价值观也形塑了他们对另一种文化的认知。因此，在文化间交往过程中，只有当不同文化群体在价值观层面形成了富有解释力的相互理解，群体间的互惠性理解才可能发生。
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一批社会科学家在不同的思想路径上推进着不同文化价值的相互理解。其中，形成了重要影响力的有马克斯∙韦伯的跨文明比较研究、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国民性研究、心理人类学研究和价值导向论。学者们不断尝试着不同文化价值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形成了解释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范式。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跨国资本流动的迅猛发展，跨国企业的迅速增多，对世界各国间文化差异的认知成为企业界、金融业、政界和国际组织的迫切要求，也是管理学、经济学等应用型的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由于企业管理、资本流动和跨国合作的需要，企业界和政界急迫地需要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可信赖的，统摄全球的理论，如航海中使用的世界地图与指南针一样，帮助“鲁滨逊”们在全球市场的航行中识别地球村中每一个角落的文化特征。马克斯∙韦伯式的深度个案比较研究，文化人类学基于一时一地的民族志研究显然无法满足这样一种时代要求。1966年，一位曾做过工程师的企业管理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受命于当时全球最大的跨国企业IBM公司，展开了一项跨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价值观比较研究的新探索。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在基于40个国家116000个样本调查的数据基础上提炼出识别国家间文化差异的4个价值维度，在1980年以《文化的效应——国家间与工作有关的价值观差异》之名出版，由此开创了社会科学界国家间文化价值维度分析的范式。
霍夫斯泰德文化价值维度分析范式有三大特点。第一是文化分析方面的系统性。第二是实证性，即在每个价值维度上都可以进行国家间的量化比较。第三是简明直观。这首先表现在其理论建构上简明性，这使得不同学科的学者，甚至学术界以外的公众都能很快了解其理论中的逻辑思路。其次表现在其观点呈现上的直观性，霍夫斯泰德在为每个国家在不同维度上确定分值的基础上图绘文化差异，形成了一幅幅区分全球文化差异的“世界地图”。
首先,我们要了解霍夫斯泰德关于文化的定义和文化的结构説。工科出身的霍夫斯泰德将文化定义为“集体的心灵程序”。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另外两个著名的关于文化的定义。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1871）中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与习惯的复合整体”。这个定义是比较全面的，但是这似乎是在説只要是人造的全都是文化的，如果以这个概念为基础展开文化间的比较研究，容易落入材料的海洋，很难对文化间的差异进行系统分析。后来我在读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1973）的时候，我发现格尔茨毫不留情的把泰勒关于文化的界定称为“泰勒式的大杂烩”。格尔茨特别肯定马克斯·韦伯，他説“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格尔兹的定义意味深长并且有系统性。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格尔兹开创了解释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使用格尔茨关于文化的定义作为质化研究基础，从一种文化的表象中层层剥出其背后的深藏的意义之网。然而，人类学家探寻到的“意义之网”无法量化、饱受主观性的质疑，又常常让读者感到晦涩难懂。这无法满足想要赢得全球市场的营销者、管理跨国企业的企业家们的需要。企业界需要的是一张简明易懂又“精确”的全球文化的地形地貌图。霍夫斯泰德关于文化是“集体的心灵程序”和著名的“文化的洋葱图”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在这种理论想象中，人类普遍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在每一种文化中被编程之后，形成一种文化中的个体“共有”的人格。这种“共有”的人格具有相对于其他文化群体的独特性。那么，如果我们要识别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只需要搞清楚这些“集体的心灵程序”是什么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集体的心灵程序”，霍夫斯泰德建构了一套系统性的理论。他认为文化的内核就是“价值观”，在价值观的外围是一系列实践活动，第一层是仪式；第二层是英雄；最外一层是符号。价值观对这些实践活动起着决定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因果关系，即我们只要弄清楚不同国家间价值观层面的差异，就能用这些差异来解释文化实践层面表现出来的各种差异，如图3所示。霍夫斯泰德研究成果的大众普及版《文化与组织》一书的主要章节正是这样结构的。霍夫斯泰德用六个价值维度凸显出国家间的文化差异。这六个价值维度是：“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VS“低权力距离”；“高不确定性规避”VS“低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VS“阴柔气质”；“长期导向”VS“短期导向”和“纵容”VS“放纵”。霍夫斯泰德先在每个价值维度上为不同国家确定分值并且排序，以此説明每个国家在每个价值维度的两极偏向上的差异，再用这些差异来解释不同国家在组织管理、经济发展、亲子关系和教育方式等文化实践层面的差异。
下一步我们就要追问了，这些识别文化差异的价值维度是如何提炼出来的呢？不同国家在同一个价值维度上的分值和排序是如何确定的。下面我们就通过解剖一个价值维度——“长期导向”VS“短期导向”的提炼和确定过程来説明这两个问题。选择这个维度进行“解剖”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这个价值维度是霍夫斯泰德在出版了《文化的效应》第1版以后，经过与长期生活工作在香港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H. Bond）长达7年的合作之后提炼确定的价值维度，可以代表霍夫斯泰德价值维度研究的成熟范式。第二，这个维度是基于华人价值观调查（CVS）所获得的数据发现的一个新的价值维度。这个CVS调查的量表是在华人群体中开展初始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华人价值观调查所覆盖的全球23个国家中，长期导向一极得分最高的国家是中国。因此，我们从中国人的视角容易看出这个价值维度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种种文化实践是否具有解释力。
彭迈克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他从1974年开始就在中国香港工作生活，在东亚和西方的比较心理研究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贡献。在与霍夫斯泰德合作开展跨国价值观调查时，两位学者希望尝试发展出一套“去西方文化偏见”的价值观调查量表。基于这个目的，彭迈克邀请了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华人社会科学家，请他们用汉语提供至少10种华人的基本价值观，去掉重复的条目，加上彭迈克自己对于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文献的阅读，形成了一个40个条目的问卷，这个问卷就华人价值观的调查表，见图4和图5。
（图片来源：Connection C C . Chinese Values and the Search for Culture-Free Dimensions of Culture）
（图片来源：Connection C C . Chinese Values and the Search for Culture-Free Dimensions of Culture）
研究者让被调查者在每个题项后的9点量表上圈出自己对每项价值观的偏好，问卷完成时间为5分钟。调查覆盖欧美、拉美、中东、东亚、南亚和非洲的23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被调查者为100名学生，其中男生50名，女生50名。
这项研究在数据分析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即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中的共变关系，发现几个导致文化间最大差异的公因子，在这几个公因子的基础上提炼能凸显文化差异的“价值维度”。之后，计算出每个国家在每个公因子的正极与负极之间的得分，这就是每个国家在不同价值维度上的分值。依据这个分值，可以将调查所覆盖的各个国家在同一价值维度上排序。
在华人价值观调查中发现了4个维度，其中前三个与霍夫斯泰德的IBM调查发现的三个维度：“个人主义”VS “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VS“低权力距离”和“阳刚气质”VS“阴柔气质”显著相关。霍夫斯泰德和彭迈克都认为在华人价值观调查中发现的第四个维度与IBM调查所发现的四个价值维度均没有关系，是一个新的维度。在1987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中，这个维度被称为“儒学工作动力”（Confucian work dynamism）。之后，霍夫斯泰德认为华人价值观调查所测量的国家中，除东亚国家外，其他国家在历史上并未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为使这个价值维度具有跨文化的解释力，将之更名为“长期导向”VS“短期导向”。“长期导向”一极包括4个价值观：坚韧、节俭、尊卑有序和知耻；“短期导向”一极也包括4个价值观：礼尚往来，尊重传统，维护面子和稳重。
霍夫斯泰德和彭迈克认为这个价值维度可以解释东亚经济在20纪60年代以后奇迹般的崛起，他们在1988年合作发表了论文《儒家文化连接：从文化根源到经济发展》（The Confucius Connection: 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在社会科学界获得了相当大的反响。
霍夫斯泰德在2012年与保加利亚的社会科学家明柯夫（Michael Minkov）合作，选取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第5轮中的10个题项的数据对38个国家展开了分析，对“长期导向”VS“短期导向”进行了一次再验证。2015年，霍夫斯泰德的个人网站发布了关于“长期导向”VS“短期导向”价值维度的世界文化地图。
至此，我们可以对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分析范式的研究步骤进行一个概括了。第一步，探索性研究，基于文献和访谈，设计跨国价值观测量的量表；第二步，实施十个以上国家的跨国问卷调查；第三步，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第四步，提炼文化价值维度，结合既往的社会科学文献为维度命名；第五步，为不同国家在同一价值维度上确定分值并且进行排序；第六步，图绘国家文化差异。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霍夫斯泰德的价值维度比较研究范式具有系统性、简明性和直观性的特点。这不仅为不同学科的学者使用其研究范式带来了便利，更让企业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能轻松地使用其研究成果。因而，这一范式不仅在当前关注价值观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领域占据了主流地位，其研究成果在企业界和政界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但是，如果我们从本土的眼光来看，霍夫斯泰德的“长期导向”VS“短期导向”价值维度对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否具有解释力呢？并且，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霍夫斯泰德的价值观比较研究范式是否能帮助不同文化中人听见对方？
2003年，旅居瑞典的华人社会科学家房晓辉在《跨文化管理学》国际期刊上用英文发表了对“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价值维度的质疑。房晓辉老师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本土视角对“长期导向”VS“短期导向”维度中包括的价值观念一一进行了解释，认为位于“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两极的价值观念存在着意义上的交叉性，因而无法构成一个价值维度上对立的两极。对于房晓辉老师用英文发表的论文，霍夫斯泰德罕见地未予回应。直至2012年，当霍夫斯泰德与明柯夫合作发表“长期导向”VS“短期导向”价值维度的验证性论文时，他才用几句话回应了房晓辉的质疑。霍夫斯泰德认为房晓辉仅仅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中国语词进行了语义层面的分析，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明其间具有相关性的研究数据。从霍夫斯泰德和房晓辉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价值观比较研究中，全球性视角与本土化视角的直面撞击。霍夫斯泰德在处理每一种价值观念时，无论是来自西方文明中的价值观念，还是来自其他文明中的价值观念，他都是将之作为一种“泛文化”，或者説具有全球普适性的价值观念来使用的，如形成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又如形成于中国的“礼尚往来”；而房晓辉对“长期导向”价值维度中包含的价值观念的解释都源自其产生的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实践。持全球性视角的研究者与持本土视角的研究者面对同一文化事实，却有各自的视域，无法展开有效的对话。在价值观的全球比较研究中，如何解决全球视野与本土解释力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科学家需要解决的斯芬克斯之迷。
霍夫斯泰德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説：“我其实一直都是那个要付出超常努力才能被接受的小男孩”。自1966年开始踏上价值观跨文化比较研究之路以来，直至2020年逝世，霍夫斯泰德走过了历时56年的跨文化研究之旅。1980年，霍夫斯泰德《文化的效应》第1版出版以后，很快获得了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界的关注。在社会科学界，围绕着霍夫斯泰德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范式，始终有验证者，也有反对者；有追随者，也有质疑者。他的研究启发了心理学家特安迪斯（Harry C. Triandis）对“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价值维度的探索；管理学家豪斯（Robert J. House）关于全球领导与组织行为有效性的研究；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后工业社会价值特征及演变的研究。不仅如此，他所开创的研究范式得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的继承和发展。在调查的组织实施方面，由英格尔哈特开创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已发展成为有600余个题项，覆盖120个国家，每5年开展一次的历时性、非商业性的社会调查。从研究量表的设计和维度提炼方面，以色列心理学家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从价值观的概念界定、分析层次和数据处理三个方面进一步精致化了霍夫斯泰德开创的研究范式。应当説，霍夫斯泰德及其追随者都致力于追求价值观比较研究的客观性、可量化和可验证性，尝试为地球村提供一幅度量精确的文化地图。然而，无可回避的问题是，每一个地方的价值观念都根植于其所形成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之中，深植于该文化体系的信仰和思维方式之中，并且在含义上与该文化体系中的其他价值观念交织互文，因而具有内涵上的独特性。霍夫斯泰德范式中的这些全球普适性的价值维度如何能度量出不同地方文化价值的千差万别？如果不能解决价值维度的全球普适性与每个地方价值观念的独特性之间的矛盾，貌似精确的全球文化地图究竟是提供了精确的理解，还是导致了精致的误解？诚如单波老师所説：“比较 ( comparative) 一词的拉丁词根，意味着平等地汇聚在一起，比较的逻辑不是分离的逻辑，而是以和谐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尊重彼此的差异。” 现代诠释学告诉我们，拉开间距，才是理解的开始。认真对待每个地方文化价值的独特性，而不试图将其强拉进若干个“普适”的价值维度中进行量化比较，正是通向有解释力的价值观跨文化理解的开端，也是建设“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的需要。（参考文献略）
线上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张老师都一一予以回应。
有同学提出，霍夫斯泰德、英格尔哈特和施瓦茨总是将地理要素作为形成价值观差异的一个潜在因素，总是会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去寻找文化差异。这似乎会让我们将文化差异误导性地简化为地区差异，进而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我们在认知这种文化差异的时候，基于地理边界所认知的学术的惯性是合适的吗？它究竟是促进了文化理解还是加重了文化隔阂？
对此，张老师分享了世界价值观的文化地图，世界上的国家被划分进若干个不同的文化圈之中，但这些文化圈和地图上的地区边界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理论形成的过程来讲，从霍夫斯泰德到英格尔哈特和施瓦茨，这些社会科学家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和社会科学的传统建立某种勾连，并争取学术共同体承认。这张地图的边界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划分文化圈的做法是正确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发现了文化差异并不可怕，关注文化差异并非一定会陷入文化相对论，我们感知到差异的时候，正是跨文化理解开始的契机。如果认知主体能形成开放的心灵，作为一个开放的主体和充满差异的他者对话，跨文化理解就可能发生了。
线上听众还提出问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理解我们是谁，如何理解他们眼中的我们，但是如果当我们去努力的理解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去追寻本土性的时候，虽然没有像施瓦茨那样在西方的框架下进行修修补补，但是这种另起炉灶是不是又会成为一种自说自话？
针对这个问题，张老师谈到，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末写作的关于文化自觉的一系列文章中，就讨论过相关的问题。费孝通先生是在中国迈入全球化的进程的大背景下提出文化自觉的必要性的。建立文化自觉其实正是步入跨文化对话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我们都能将对话和理解看作是一个过程，这个问题就将不复存在。越是建立文化自觉，就越能进行文化对话。
还有同学向张老师提问，近几年对霍夫斯泰德的批评越来越多，他仿佛成为了一个靶子，那是否有人在批判霍夫斯泰德的研究后，提出新的理论路径呢？对此，张老师回应到，对霍夫斯泰德范式进行质疑，并且提出自己的理论范式的学术群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本土心理学派。他们基于中国本土的概念，运用西方心理学的范式进行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是，以翟学伟老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本土心理学这种“本土概念+西方测量”的范式所研究出来的成果依然不够本土。翟学伟老师自己发展出了一套研究中国人心理和行动逻辑的方法，挺有意思。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翟老师的那本《中人国行动的逻辑》。
张路黎老师认为，本土心理学范式和翟学伟老师的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价值观研究中的本土契合性的问题。但是，又缺乏跨文化的可比性与对话性。目前能在价值观比较研究中解决本土性与全球可比性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可能只有马克斯∙韦伯开创的研究范式。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后继者少。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单波老师对读书报告进行了总结，认为价值观念的全球理解如何可能是一个极好的问题，使价值观念比较转向对话关系层面，其前提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的价值观都是具有互文性的，差异的价值观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霍夫斯泰德的比较研究存在可质疑之处，即无法仅凭几个IBM职员的观点来判断国家的价值观差异，同时价值观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转化，价值观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变化的。当我们质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向价值观的跨文化对话，深深地理解价值观的差异，反思自我的价值观，丰富自己的价值观。虽然理解不一定导致接受，但理解一定是差异化共存的基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