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纪念碑——《薛暮桥年谱：1904—1952》跋 | 比较

作者 | 范世涛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薛暮桥年谱：1904—1952》起源于为《薛暮桥回忆录》补充脚注的尝试。从脚注发展为三部曲（1952—1976年卷和1977—2005年卷尚在定稿过程中），并非科学计划的产物，而是无知无畏的意外结果。

薛暮桥（1904年－2005年）

2005年7月薛暮桥去世后，我们合作编辑了20卷本《薛暮桥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在编辑过程中注意到《薛暮桥回忆录》存在不准确和不全面之处，有必要通过脚注的方式加以订正补充。2013年夏我们着手这项工作。经过半年努力，形成一份3万字左右的编者脚注稿。在脚注写作过程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脚注体例过于拘束，对前人未解决的复杂问题无法展开论证，《薛暮桥回忆录》中未涉及的内容也无从注释。所以，2014年初，我们干脆将编者脚注稿与编辑《薛暮桥文集》时写的工作笔记合并，一起组织在年谱的体例下。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形成8万字左右的薛暮桥年谱草稿。我们计划再用半年时间，也就是2014年夏完成《薛暮桥年谱》。事实上，这项工作持续进行9年，完成的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在工作重心转向薛暮桥年谱后，我们很快陷入泥潭之中。薛暮桥本人使用的笔名千变万化，作品版本繁多，回忆和研究文献时间模糊、矛盾重重，档案记录复杂而分散，口述访问对象通常只了解薛暮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历史文献发掘工作看不到尽头。我们为有责任解决而事实上难以解决的无数问题而困扰，完成时间遥遥无期更令人沮丧。

幸好，这项工作带来的不只是困扰和沮丧，还有发现的快乐。薛暮桥早年的文学作品让我们感到惊奇。这些文学作品并不足以使薛暮桥变成文学家，却可以改变薛暮桥的经济学家枯燥乏味形象。薛暮桥投身工人运动时，面临工人不切实际的工资待遇诉求和反革命政府围捕的双重压力。他回忆被捕入狱后，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这与我们关于工人运动的认识不同，也为理解薛暮桥在劳动就业政策方面的贡献提供了帮助。浙江陆军监狱的气氛惊悚肃杀，而同一牢房的张秋人在被枪杀前仍读书不辍。薛暮桥和一群难友在张秋人烈士影响下，以用功读书应对这段困厄时光。这不同于暴动、越狱等暴烈行动，代表了另外一种革命类型。诸如此类的发现让我们感到喜悦。如果说困扰、沮丧是我们面对繁杂多样问题感到难以解决时的心情，喜悦则是我们点点滴滴解决问题感到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时的心情。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是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喜悦的痛并快乐旅程。

回想起来，我们一旦确定采用年谱体例研究薛暮桥，“闪电战”计划变成“持久战”也就成为必然了。这来源于三个根本方面：

首先，薛暮桥本人作品和经历的复杂性。

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薛暮桥始终保持勤奋多产，这些著述常用笔名或公文方式发表。查找、识别和确立薛暮桥作品本身是繁难的艰巨工作。

薛暮桥生前自编论文集是我们工作的起点。通过他自编论文集作品和原始发表记录的比较，我们识别出来一组薛暮桥常用笔名和公文。根据这些笔名和对应公文类型（如《大众日报》社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文件），再结合作品内容和发表途径，我们发现一批罕为人知的薛暮桥作品。薛暮桥曾提到、但长期未找到的少数作品，我们一一设法找到了，发现这些作品也是用笔名发表的。比如，薛暮桥谈及，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他经陈翰笙介绍，到宋庆龄创办的国民伤兵医院服务，并将所见所闻写成《伤兵医院服务十日记》，发表在《民众周报》。我们逐期核查《民众周报》，发现有关上海国民伤兵医院服务的文章只有《伤兵医院服务三日记》一文，作者署名“黎明”，其中谈到伊罗生、史沫特莱、汉堡嘉夫人、何香凝等人，与薛暮桥、陈翰笙的回忆一致。这表明薛暮桥所指的其实是《伤兵医院服务三日记》，“黎明”是薛暮桥的笔名之一。根据“黎明”这个笔名进一步检查，我们找到更多署名“黎明”的作品。是不是署名“黎明”的文章就一定是薛暮桥写的呢？不一定。其他人也可能使用“黎明”作为笔名。我们进一步收集信息，反复斟酌后，确定其中一部分为薛暮桥作品。借助此类考证，目前我们新发现薛暮桥1952年前的作品230多篇，较《薛暮桥文集》收录的篇目多出一倍半，而薛暮桥使用过的笔名达40个左右。

除了高产且笔名众多，薛暮桥作品版本也纷繁复杂。薛暮桥在新四军中完成的《经济学》一书1939年出版后不胫而走，风行各根据地乃至国统区。在西柏坡工作时期，此书又经刘少奇和华北人民政府审阅推荐，成为中学教科书，一直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本出版。现在，浙江财经大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文献馆已经收集这本书90多种版本。如果扩展为完整的薛著《经济学》版本档案，版本数字将在百种以上。这是薛暮桥作品版本复杂性的一个典型例证。

实际上，他的不少作品都出现日译、英译和翻印版本，虽不象《经济学》一书这样复杂，整理起来也并不容易。薛暮桥作品的版本复杂性还表现在内部刊物和政府公文中。我们走访近20家中央部门和省市档案馆，每家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薛暮桥作品的记录版本或转发、翻印版本。这表明薛暮桥作品曾成为指导本地或本部门工作的文件，并在地方或部门档案中留存下来。这种作品档案版本的丰富性， 折射出薛暮桥的身份复杂性，他的言论和作品在政策实践层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虽然薛暮桥作品的版本复杂性是其影响力的有力证据，但一一调查的工作量过于巨大，我们最终采用抓大放小、适可而止的原则进行了简化处理。

识别和记录薛暮桥作品还只是年谱研究写作中的一小部分工作，探寻和记录他在著述之外的活动同样是复杂的工作。为了弄清他的活动，我们需要熟悉薛暮桥学习、工作或密切相关的组织机构、人际和权力关系。这些机构性质不同，类型差别很大，以1952年前而论，主要包括无锡东林学堂、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沪杭甬铁路、上海总工会、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杭州市总工会、浙江省陆军监狱、南京省立民众教育馆、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徐州省立民众教育馆、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新知书店、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会、新四军教导总队、华中抗大第五分校、华中抗大总分校、工合国际委员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山东省工商局、实业厅、山东省政府、山东大学、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中国人民银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私营企业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熟悉这些组织及其人际、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我们一一识别薛暮桥在这些组织中的身份和所发挥的作用，记录下来成为年谱的内容。鉴于这些工作远远超出我们的知识范围，只能边干边学，这也使研究和写作不可能在短期完成。

其次，年谱体例要求应有尽有。

如果我们选择写一部薛暮桥的传记或专题论文，可以在既有的文献基础上撰写。如果感到有些作品或活动不那么重要或不容易查找，可以略过不提或用一笔带过的方式处理。年谱体例的应有尽有原则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将自己的主观性降至最低，充分发掘和利用薛暮桥的全部著作和活动记录。即使我们觉得微不足道的细小问题，也要用各种办法努力解决。正是在这个与大大小小的问题斗争过程中，我们才对薛暮桥经历和作品的复杂性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对其思想背景和行动旨趣有了更多的理解。

年谱体例要求应有尽有，但何谓应有尽有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其实是一个指导探索和发现过程的方法论原则。薛暮桥曾回忆说：“人民银行初成立时，银行负责印发票子，由总理决定怎样分配，我起草电报。”他还说过，在1949年前后，国民党报纸曾经有这样一个报道：周恩来手下有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发炮弹，是杨立三；一个人负责发钞票，是薛暮桥。我们长期认为这是难以求证的说法，直到后来在中国人民银行藏档中找到薛暮桥写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五封信函手稿原件，才改变了认识。比如，1949年3月19日，薛暮桥在给薄一波、南汉宸的信中写到：“一波同志，并告汉宸同志：屡接来电，知平津票币印制可能完成预定计划，各地所需票币亦能按时供给，不知最近情况有无变化？周副主席对此极为关心，嘱最（原文如此。应为“我”——引者）修函询问。各地票币需要状况，前已络续电告。华野中野所需一百亿，及中原地方所需二十亿，希望能按约定时间（十五日，二十日）分两批送出，以供前线急需。西北所需十亿，亦希望于月底以前陆续送出，并酌给部分小票。东野所需五十亿，请与子恢同志约定于本月底及下月初陆续拨付。四月份各地所需票币，除华东华北地方开支外，当在二百亿至三百亿之间，亦请早行准备。” 这从侧面印证了薛暮桥“负责发钞票”并非虚言。不仅如此，我们还在石家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藏品中发现薛暮桥为华北财经办事处起草的两份工作文件——1948年1月撰写的《对于整理货币的意见》及《对于整理货币的几点补充意见》，证明薛暮桥是统一货币和人民币发行的主要政策设计者，同时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主要的货币政策执行者。但薛暮桥在西柏坡、香山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工作时期的货币政策实践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只能期待中央财经档案的进一步整理和披露。这可以说明我们以应有尽有为原则所取得的进展，也说明达到这一原则的要求决非易事，而更像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探索过程。

第三，年谱要求以日为基本的记录单元。

年谱体例类似日记，要求活动或思想精确到日，以月或年为记录单元只是不得已的条件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是，现有薛暮桥的回忆和研究文献几乎都无法达到这样的时间精确程度。即使回忆和研究文献提供了具体时间，通常也需要根据更早更权威的文献加以复核。因此，写作年谱过程也是对既有文献进行时间确认和精确化处理的过程。

文献中的时间模糊混乱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薛暮桥表示自己“受业于陈翰笙”，因而我们在年谱中需要记录薛暮桥与陈翰笙的主要关联。其中一个主要的关联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该会由陈翰笙筹备发起并始终担任理事会主席，是民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主要经济研究团体。薛暮桥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在1934至1938年主持研究会日常工作并主编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杂志。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成立时间是年谱必须记录的重要事项。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回忆文献是1980年、也就是该组织成立半个世纪左右之后才出现的，当事人的回忆时间模糊且相互矛盾。有人说研究会1932年在南京成立，有人说1933年在上海成立。我们经过反复调查，结果发现早在1932年9月30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章已公开发表，但直到1933年12月才完成在国民政府的全部立案手续。当时会址设在南京的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夏在上海增设会址。当事人的回忆混同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筹备、正式立案和增设会址过程中的不同事件。

时间的精确化处理过程异常艰苦，而年谱的呈现方式通常是简单的。我们可以举山东货币奇迹的例子来解释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财政收入难以弥补战费支出，国统区、沦陷区和根据地为弥补严重财政赤字，均通过货币发行弥补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山东根据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对敌货币战，所发行的北海币不仅独占根据地市场，且币值远较国统区和沦陷区稳定。这被称为山东货币奇迹。薛暮桥正是山东对敌货币战的主要领导人。从1979年起，他多次谈及一位美国记者（有时称美国经济学家）高度赞扬山东货币战，但并未指出年份和美国记者姓名。为解决美国记者姓名和访问时间问题，我们一一检查了20世纪40年代访华的著名美国记者资料，但并没有找到有关记录。经历数年困扰之后，我们偶然得知美联社和《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记者罗尔波（Edward Rohrrough）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访问山东解放区。随后查核罗尔波文献，终于在1946年4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找到他访问薛暮桥的报道。罗尔波在文中表示，“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学家对日货币战，甚至比战场上的战争更为成功”，“在对日货币战中负重要责任的薛暮桥，对这过程最为明白”。这就确定下来，薛暮桥所指的美国记者正是罗尔波，我们在年谱中引用了罗尔波的文章并注明来源。我们还发现新华社记者李普大体同时在美国朋友的关切下访问了薛暮桥，对山东货币奇迹进行了专题报道。这样，关于山东货币奇迹的最初报道就摆脱了回忆录的模糊性，得以在清晰的时间框架下记录下来了。

总之，《薛暮桥年谱》遵循应有尽有原则，以日为基本记事单元，对薛暮桥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著述进行了记录。这一目标是简单的，研究和写作的道路却是曲折漫长的。

1935年薛暮桥曾用笔名写了一首小诗，诗中写道：“时光刻刻不停，推着我们前进！”“必须披荆斩棘，开出一条路径！”从《薛暮桥年谱》密集的记录中，读者可以发现，薛暮桥在早年就建立了明确的时间意识，无论外界条件怎样困厄，决不虚度光阴，他通过坚韧持久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时间纪念碑。我们将继续追随薛暮桥的脚步，在痛并快乐中完成《薛暮桥年谱》三部曲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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