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题

1958年、1962年：我经历的两次逃难

作者：范文发

那是一个甲子前的事了。

说起像我七十岁出头这种年纪的国人，绝大多数是在和平环境里长大的，基本没有遭遇过逃难的经历。

而我恰恰经历过了，而且还经历了两次。

先说说第一次的“逃难”。

那是1958年7月。父亲所在的陕西省建筑公司归并到福建省建设厅，全家从西安迁移到福州。才刚来几日，母亲都还没整理完细软杂物，我们几幢单元楼的小孩子却已经混熟：相聚在一起“捉强盗”“打水仗”，武的玩累了玩文的，“下象棋”“说故事”，不亦乐乎。

但公司里按上级指示却悄悄地搞起了备战，派了年轻职工轮流挖战壕（是掩护人的壕沟）。后来还进行了实地演练，要求全公司的职工、家属听到警报马上跳进战壕里蹲下藏身。大家看着壕沟里的积水，谁也不愿意下去，嘻嘻哈哈的没人将它当回事。

可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让大家认真当回事的紧急通知来了：公司要求职工一早在食堂召开大会。因父亲在北京，母亲便去参加。任务十分紧迫：海峡对岸叫嚣反攻大陆，为躲避战火，要求部分职工（多数是女职工）、全体家属马上回去整理简便的行装，当天中午十二点必须在篮球场集中，乘车去船码头，疏散到山区村落。

这一下让平静的宿舍区炸开了锅！公司原是从上海迁到西安的，所以大部分都是上海人。大人们经历过杨树浦发电厂遭遇的“二六轰炸”，甚至目睹过日本人轰炸大世界游乐场的血肉横飞，于是，面对这一次突然降临的“疏散”，自然而然地与“逃难”重合起来。于是，女人们都蜂拥至篮球场上，一时失魂落魄，大呼小叫，甚至腿软气短，熟识的、不熟识的泪水统统都流在了一起，甚至相互抱头痛哭。小孩子见大人们的惨状，以为是末日，跟着一路哭喊，惊天动地！

公司的转业军人毕经理可是行伍出身，见这帮人枪炮还未响，就一个个吓成这种熊样，又好气又好笑。他随即登上水泥领操台，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喝一声：“立正——向前看！”女人孩子突然听到号令，立马中止了哭泣，目光集中到了领操台。毕经理开始训话：“福州全市有几十万人，为什么单单让我们公司疏散？这是省、厅领导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建设者的关心与重视，大家要加倍地感激才是，哭啥嘛哭？哭，仗就不打啦？各自赶快回去整理行装，谁耽误行程就处分谁！”

大人孩子于是默默地散开。

母亲回到家里也是乱了方寸，一会儿往网兜里装铁锅，一会儿又取出铁锅换铝锅；一会儿往脸盆里塞碗碟口杯，一会儿又换成大米白面。见姐姐傻站着，便支使她快往皮箱里装有用的东西。谁知姐姐竟然将汗衫短裤毛巾鞋袜塞满了一箱子，急得母亲又翻出来重装：“我的首饰盒这么值钱的东西你不装？你爸爸的英纳格呢？这么贵重的物品你也忘记带！”帮不上忙的我还将军棋小人书偷偷地塞在网兜里，被母亲一一翻捡出来：“炸弹都要落到头上了，还顾得上玩？”

十二点之前，扛箱提包的人又重新集合到篮球场上，黑压压的足有两百来号人。负责疏散的老贾领着二十来名男职工，分插在人群中，将人群分成几组，平均四、五个职工管理一个组近五十号人。有几位年轻女士衣着靓丽，抹着口红，更有甚者还脚登高跟鞋，一摇一扭的，她们肯定对战争逃难不甚清楚或记忆不全，这样的打扮可不是去疏散逃难，而是去上海百乐门开Party啊？老贾急了：“哎哟哟，看看你们穿成什么样了？还著高跟鞋，这怎么出行？”

女士们对自己的装束浑然不觉过分：“老贾也是的，少见多怪，坐船去怕什么嘛？”

“下船了怎么办？还要爬山涉水钻林子，穿着高跟鞋谁来抬你们走？”

“哎哟，要死快了，把我们拉到什么鬼地方去？要我们到山里去当白毛女啊？我们不走了！”

“好，你们敢不走，我去跟毕经理说，扣你们的工资，连带你们老公的工资也一并扣脱！”

“死老贾！算我们倒霉！”这几位漂亮的女士沮丧地往回走，去换鞋子。

移时，开来了七八辆大卡车，老贾让人端来了木板凳放在车后厢盖下，好让女人孩子踏着板凳上车。大家按着组别各上各的车，秩序井然。卡车沿着福新路五一路向台江开去。大人们望着远去的宿舍楼有些茫茫然，而小孩子看着沿街的玻璃窗为防炮弹震动都贴着米字形的白纸条时，争辩着是像美国旗还是英国旗？一路叽叽喳喳喜笑颜开，宛若是学校组织的春游、秋游，快活得像群小鸟。

到了船码头。老贾给各组分发船票，大人票8毛儿童票4毛。谁知我们这一组少了一张儿童票，补回来的儿童票又是下一班的船，让谁家的孩子留下坐下一班船？我当年9岁，同组的小孩多数是3岁、4 岁的，数我最大。于是，就将我从组里扣下，编到乘下一班船的另一个组里。我嘴上不说，心里直犯毛：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让我和妈妈、兄姐分开，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母亲上船时回头叮嘱我：“在船上不要乱跑，跟着领队叔叔，我们两只船也只相隔半小时。”

我点着头答应着，心里却胡思乱想开了：敌机会不会朝闽江上扔炸弹？会不会先炸中母亲乘的船？我又回头朝码头外面的马路上看，这时候敌人要是打进福州城了怎么办？若是把我抓住了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我不敢往下想。慌里慌张地跟随着大人们上了船。心里埋怨着老贾：就为了省4毛钱，让我远离亲人孤单单的一个人坐船，算什么事嘛？

船要开五个多小时，才能到疏散目的地——闽江岸边的小山村源口。 

船上一人一个座位。熟识的阿姨叔叔们借用农民的装鸭子竹笼，盖张报纸，围坐着在上面打起了扑克牌来。嘴上还交流着打仗的事：“我敢保证，这两天敌机肯定要来轰炸福州市！”“听说没有？进攻福建的都是老蒋的精锐部队！”听这一说，我就着急，思念亲人的迫切显然让我坐不住。

这五小时真的比五年还长！

我跑出船舱，来到船舷边，紧抓着铁栏杆网格，望着江水激起的浪花，在自己的脚下一片又一片的聚拢又散开；对岸的山丘连绵不断，天空的云层越来越密，我仔细地观察天空，会不会有敌机隐藏在云层里？说不准突然窜出来朝船上一阵扫射？我赶紧将身子移到船舷的铁板后面，完全是自己紧张着自己。不一会儿下起雨来。雨水漂湿了我的头发，我也不离开，好像我只有不停地盯紧着浪花，才能让船只走得快些，才能更早的见到家人。

这时带队的叔叔寻到我：“小家伙，躲这儿来了？让我好找！”他看我苦着脸，知道我想家人了，就笑道：“几个小时的事，你就苦成这样，没出息！”说着拉起我的手：“走，给你吃蛏子炒米粉。”

我挣脱他的手：“我不饿！”

“好香的！”

“我不要吃！”

见我这样，他摇摇头走了。

我实在是没有胃口。

就这样，我在焦虑、恐惧中，站立了五个小时。天色渐暗时分，船慢慢地靠近源口的码头。远处是黑樾樾的山丘，岸边泛白的沙滩上站立着几个黑影。我一眼就认出了母亲与哥哥，便响亮地叫着。说是源口码头，其实连个建筑物都没有，只是搭上一条长木板，让乘客登岸。

我高兴地拉着母亲的手，但母亲没有笑容，我方才知道，母亲为了等我，没跟同一组的人走，但姐姐却跟着大家走了，这让母亲十分担忧，怕姐姐走失了。

还好，一位叔叔将手提皮箱的姐姐从黑暗中领了出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母亲不让姐姐拎皮箱了，说下船走木板时，差一点被挤到江里去。说着便把一只包裹给了她，母亲自己拎皮箱；哥哥负责提网兜；我夹着几把大蒲扇。这班船的一行人，一脚高一脚低的跟着当地一位老乡走。

因为大家手里都有东西，有些孩子没人牵，黑暗中孩子跌倒的声响此起彼伏。我都摔倒了好几次，幸亏都是沙土地，也没摔破皮肉。只是母亲将几把大蒲扇从我手里拿去，让我空着两手不容易跌倒。

当走到半山腰的一户人家，门口映出微弱的光亮。带队的老贾喊道：“范总工、戴总工家属就住这一家。”他还对着我们轻声补充道：“这一家条件比较好。”

房东大嫂手提油灯领着众人沿着木梯上了阁楼。阁楼很大，里外两间，一半堆着粮食农具等杂物，一半腾出来供我们住。戴师母一家四个孩子共五人住在里间，我们四人住在外间。幸亏都带了蚊帐来，母亲与姐姐一顶，我与哥哥一顶，从此，蚊帐成了我们的避难所。

听到楼下叫声（闽北山区的话无法听懂），以为在叫别人；直至听到楼下有敲碗声，才知道叫我们下楼吃饭。母亲将装满毛豆炒罗卜干的搪瓷茶缸也带下楼去，知道它十分下饭。到了楼下，见房东大嫂已经盛好七、八碗米饭摆在灶台上，旁边是一脸盆黑乌乌的水煮空心菜。见状，大家端着碗都不愿意夹菜，知道不会好吃。母亲忙不迭地拿出搪瓷茶缸，先往我的碗里拨了一些，又向众人说：“罗卜干炒毛豆下饭！今天临走时现炒的，放了不少油和糖呢。”

我在黑暗之中吃着饭，怎么嘴巴里的东西自己会动的，正纳闷间，发觉嘴唇腮帮子也有东西在爬，忙叫母亲看看。母亲拉我到油灯下，这一看不要紧，吓得母亲差一点打掉了自己的饭碗：“哎哟，蚂蚁！啥地方来的介细多蚂蚁？”随即拖着我到门口台阶上，要我吐出来。我哪里吐得出来，已经吃到肚子里了。

母亲叹道：“也就是挂蚊帐的这一会儿工夫，搪瓷缸里就爬进去了这么多蚂蚁。”众人见到这触目惊心的现身说法，伸出舌头惊讶不已，庆幸自己都还没碰过搪瓷茶缸里的“美食”。于是，纷纷放下了饭碗，谁也吃不下饭去。我则不然，有了这次误吃蚂蚁的经历，后来到广东，很自然地就能随着当地人一起吃白灼或油炸蚂蚁了。这是后话。

那天晚上也不洗脸不洗脚，大家都是和衣躺在蚊帐里。小孩子一躺倒便呼呼大睡，大人估计就会彻夜难眠了。

第二天早上，天已经亮了，但大家还是不敢跨出蚊帐来。戴总工的小儿子只有两岁，摇摇摆摆地跑到外间来。姐姐眼尖，看到他的小光头上有样东西，还会动，吓得叫出声来。母亲定睛一看：不得了，竟然是只壁虎！于是从蚊帐里伸出手来，用大蒲扇将壁虎从他的头顶上掀掉。母亲又赶紧将手缩回蚊帐里，怕壁虎找她算账。

于是，大家都不敢走出蚊帐来。可厕所总要上吧？我们几个男孩子率先从蚊帐里走出来，下楼去方便；母亲姐姐她们硬着头皮从蚊帐里钻出来，顶着大蒲扇，生怕壁虎掉到自己的头上。

下了楼，都不想再上楼。房东都已经下地干活去了。我们老小九个人站立在门外，才想起要洗脸刷牙。见一口井旁有吊水桶，可谁也不会用竹杆吊水，你试我试都不行。这时有一位山里的半老女人，她说的话我们还能听懂一半。她跑过来帮助我们吊了一桶水上来。但我们看到上面漂浮着树叶水草，都觉得不卫生，不敢用。她于是做起了我们的生意：“这口井浑，是不干净，我可以挑干净的水来，一担水两毛钱行不行？”母亲就和她讨价还价起来，最后落实到每担一毛四分。从此之后，每天给我们早晚各挑一担水来。

原来公司统一安排由房东提供伙食。但当地人的节俭和我们的习惯出入太大，比如房东炒菜，是用毛笔似的布条蘸点油在锅底涂沫几下就算是倒了油，我们显然没法适应。于是，只有自己买米买油开伙仓。这样，就与挑水女人有了更多往来。

这个挑水女人叫阿黄，做事十分守时，早晨在我们洗脸刷牙前两桶清水就担来了；下午也不会误了母亲她们的做饭。有时还挖个竹笋送来，改善一下我们的伙食。后来熟悉了，阿黄就领着我们上山挖竹笋，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我们可以钻进橄榄树林里，捡拾漫山遍野的青橄榄，那橄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总是挑选最饱满最漂亮的，有一点划痕都是不要的。母亲她们采购柴米油盐也由阿黄来指点，陪着乘坐摆渡船去闽江对岸小镇。

日子久了，才知道阿黄的身世。她告诉母亲，她是浙江缙云附近的人，十四岁时被人拐骗到了这里，逃了几次均被抓回。后来成家有了孩子，也慢慢死心了。二十多年没有回去过，和家人早断了联系。母亲听了十分同情：“现在寻找也来得及，家里还有什么人？”

“离家时阿爸早没了，有一个阿妈，还有哥哥妹妹。要找，我也不知道怎么出去？除了对岸小镇，其他地方都没走过。”

“那你为什么不找当地派出所帮助？”

她只是摇头，母亲知道阿黄在当地有家庭，肯定有顾虑。

“不急，让我们帮你想想办法。”

母亲真的就把阿黄的事放在了心上。

家属们在源口呆了半个多月了，福州的情况心口相传地进入到耳边：有说是福州已经全部军管了；有说是福州已经被炸得一片废墟了。总之，大家必须安心呆在山里，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传归传，说归说，大家也只能半信半疑听天由命了。

源口的生活是枯燥的。唯一的浪漫也就是晚饭后全家散步到码头上，注目着每天早晚一班来回的渡船。因为源口是个小站，有时会有二、三位下船客，有时会有三、四位上船客，有时上船下船客都没有，渡船也就径直开过去，不在源口停靠。

一天傍晚，我们吃完饭来到码头边，看着渡船的靠岸。突然发现父亲出现在几位下船客的中间。他先看到我们，向我们招手。这真正是喜从天降。原来父亲北京回来后，方知道全家已经逃难。他处理完公务，第三天就买了船票来了，原先还担心下船后不好寻找，谁知我们就在岸边等他！

晚上，我们坐在几顶蚊帐里，由父亲介绍福州的情况，父亲告诉大家：福州很平静，没有打仗的迹象。于是，母亲便要求回福州。戴总太太见我们要回去，也坚决要同我们一起走。父亲说：“自己家属我可以作主，别人家属就不好作主了，以后追究起责任来怎么办？”戴总太太说：“有什么事情我自己负责，我现在就可以写个承诺书。”说着，就要找纸找笔。父亲说：“既然这样，就一起走罢。”

第二天不不及，就买了第三天早上的船票。母亲事先留足了做饭的米，余下的米面油盐全部留给了房东；临时买来的锅碗瓢盆都送给了阿黄。阿黄央母亲留心她浙江寻亲的事，母亲满口答应。阿黄千恩万谢，泪水不断。

第三天一行人悄悄地上了船，不敢惊动公司的其他家属。就像逃犯似的钻进了船舱，希望轮船快快启航，生怕后面有追兵过来，截住不让回福州。然而，当渡船启动了之后，望着岸边熟悉的房舍、满山的翠竹，一股依依不舍的情绪还是涌上了心头，那毕竟是呆了一个多月的避难之地啊！

福州，依然如故。

父亲时不时带着全家坐着三轮车去聚春园享用佛跳墙、鸡汤蚌，到新街口百货四楼品尝肉燕扁食、芋泥甜点。后来逃难家属陆续回来。除了白天能听到炮击马祖岛的轰鸣，其余的一切都归于平静。至今我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当时公司要兴师动众组织这样一场“疏散”？到底是听从了哪位领导的指示？现在要追根，恐怕连问的人都没有了。

至于阿黄的事，母亲想简单了：阿黄连父母的名字、家里的地址都说不全，按当年的条件怎么找？母亲托公司劳资部门帮忙，科长只是搪塞，碍于脸面不好一口回绝。本来嘛，这样的民间寻亲，与公司劳资部门何干、人家又如何来帮忙？母亲又去求派出所，派出所根本不接受：不是管辖范围的事管不着！母亲又四处打探有否与公安系统熟识的人？有否熟悉浙江缙云的人？又往缙云县政府、公安等写信，也不见回音。

几经周折终是落空。

母亲特别内疚，写信告诉阿黄：寻亲事一时半会还没有着落。可阿黄不识字，根本没有回信来过，也不知道接没接到母亲的信？致使好长一段时间，母亲老是犯嘀咕：真对不起阿黄！她肯定是天天在等我的消息……

时隔四年，海峡对岸又重起战火，这便有了我第二次逃难的经历。

1962年4、5月间。大饥荒尚未过去，对岸叫嚣“反攻大陆”的声浪此起彼伏，每天的炮声震耳欲聋。我们知道马祖岛（对岸占领）离福州马尾只不过15海里，但不清楚这声响是我们往马祖岛打炮、还是马祖往我们这里打炮。原先每天只打半个小时的炮；后来，打炮的频率越来越密，有时上午打了，下午又接着打，让人猝不及防。我们住的房子，厨房是建在外面的，与住房隔了一条长廊。有一天中午，母亲正在厨房炒菜，冷不防炮声频响。母亲根本没防备中午也会打炮，吓得扔掉锅铲，赶紧往家里跑。一锅菜全成了黑炭！

过了四月，福州的天气已经有点燥热。晚饭过后，总见母亲与邻居们低声议论：女人们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老小安全，尽管当年各家食品都捉襟见肘，却在讨论如何多存点战备粮？或者多买些小虾米干海带，危难时，也可以拿出来对付一阵子。男人们则是高屋建瓴考虑大局，高个子高秘书消息灵通，此时总见他面对众人侃侃而谈：军队已经下发了作战动员令，这场大仗箭在弦上，我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首先准备30万人打3个月；不行，第二步准备50万人打半年；再不行，就准备300万人打1年......

高秘书的发言，牵动着大家的心绪，冒着热汗久久不愿散去。

进入五月，形势似乎更加严峻。广播里甚至播出了对岸反攻大陆的各级指挥军官的名单；福州城里来回奔驰的军车、徒步列队的士兵明显增多。我们大院的孩子们，也受到战备情绪的感染，经常舞棍弄棒，演习打仗。院子里有一堆沙包，是抗洪物资。却被孩子们假想成了马祖岛。因此，经常在沙包上爬上滚下，将沙包遭塌得千疮百孔。管总务的赶来现场捉人，孩子们泼猴般一哄而散，只在沙包上“缴获”了我的一支玩具冲锋枪。

于是，总务部门找了我母亲。母亲自然生气，回来指责我：马上要读中学了，还和一帮小孩子胡闹，丢人不丢人？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根本没有参与，却遭此冤枉，一生气拿着冲锋枪去找亮亮算账！

亮亮母亲开了门，见我怒气冲冲的样子，便回头看亮亮，知道这八成是我们孩子间的瓜葛。

我冲着亮亮：冲锋枪为啥扔在沙包堆里？ 

亮亮苦着脸：大胖是狙击手，他拿的枪。

我不依不饶：我借给你的，只问你要！

亮亮母亲过来打圆场：枪不在你手上吗？好了好了，你比亮亮大两岁，是哥哥，让让弟弟。就这样吧，啊？

说着，便关上了门。

我怒气未消，发誓再也不搭理这帮小屁孩！

大概是在五月中旬，对岸一架侦察机在福州台江沙滩上，扔下了一只油桶。于是，消息越传越走样，最后成了台江遭遇了轰炸。大家心里更加慌乱。有了四年前的教训，各家各户都在提前收拾细软，作逃难的准备。

母亲收拾好了皮箱和行李袋，逃难时可以随身带走。父亲找来一根扁担，全家依次试着谁能挑得动。母亲只是将扁担略微往上提了一提：“怕有上百斤的份量呢。”

我那年13岁，矮小，扁担放在肩头，两头的物件刚刚离地，勉强一动腿，不是前面皮箱往上翘就是后面行李着了地；16岁的哥哥挑起担子，走倒是可以走，但掌握不好平衡，从房间到客厅，不是刮碰了门框就是撞翻了桌椅；最后父亲上场，挑着担子从客厅到房间来回两次，就已经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四个人无奈地围住这堆行李，只会傻笑。父亲说：“到时候头上有炸弹，后面有追兵，空手逃跑都来不及，哪还有本事带这些累赘？”   

饥饿年月本来就没饱过。这么一折腾，肚子又唱起了空城计。我和哥哥眼睛盯着行李袋里的饼干箱，知道母亲在里面存着福建特产糕点——礼饼，那可是过年过节才能尝得到的美食。父亲善解人意：“既然逃难时没能力带走，不如拿出来犒劳一下不争气的肚子。赞成吃的举手吧！”说着抢先举起了右手；我和哥哥随即将手臂高高举过头顶；母亲显然不同意：“洗洗就睡了，还浪费啥粮食啊。”眼见这送到嘴边的美食，怎么能让它飞走？我马上哴道：“3比1，3比1；吃礼饼，吃礼饼！” 

如此，两只大礼饼瞬间化为乌有。

母亲埋怨道：“东西都吃了，长了力气没有啊？”见我和哥哥在一旁乐着，母亲说：“明天是星期天，大家都不要起床，省一顿早餐。”

我只知道“今日有酒今日醉”  ，明天的事今天可管不了！ 

一场家庭战备预演，就这么草草收场。 

然而，备战的风声却是越刮越紧。

铁路客运基本停运，腾出运力抢运参战部队和战备物资。5月下旬，中央军委向各参战部队下达了入闽作战的预先号令。参战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隐蔽运输的方式，分批进行。地方上也进行了战备疏散工作。 

父亲单位要求初中以下的孩子与闲居老人，尽量回原籍离开福建前线。哥哥正好考高中，要编入民兵预备役队伍。我自然属于疏散人员。五月底六月初，该疏散的都走得差不多了。父亲单位实行了战时编制集中吃住。因为我小升初考试在6月10日，父亲通过关系买到了11日中午的火车票，让母亲领我走。可是我11日下午要拍毕业集体照，2角4分拍照的钱都交了。我不知趣地问父亲能否晚一天走，父亲显然没精力跟我罗嗦，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 

毕业合影没拍成，考试倒是十分顺利。（一个月后我被省重点格致中学录取；但在上海没有门路，只能进一所很差的中学，这让我心里郁闷了好久）。由于走得匆忙，没时间向教语文的陈德昭老师、教算术的郑秀芳老师道别，心里很是不爽。临走那天上午，我在房间整理自己的东西，亮亮带着大胖等几个孩子出现在我家门口。

母亲叫我出来。

大胖不好意思地对我说：阿发哥，撂在沙包上的冲锋枪，是我没来得及拿走。

我冷冷地说：以后长点记性！

亮亮说：阿发哥，我们送你去火车站吧？

大胖抢过话题：火车站我知道怎么走，从晋安河堤走半个多小钟头就到了！

我忙说：公司给我爸爸派车了。

孩子们七嘴八舌：我们不坐你们的车、不坐你们的车，我们提前半个钟头走，不就和坐车一样快了吗？

几句话听了，心里隐隐发酸。转身进房间拿了冲锋枪出来，塞给亮亮：归你保管。都回去吧！

孩子们呆呆地站着不说话。

我说：不要你们送，都给我回家吧。不走啊？冲锋枪我就收回来了！

说罢，便关了大门。我不愿意在比我小的孩子面前流露感情。可是，这大门一关，便是60年一个甲子，再也没能见过这帮孩子。2011年曾去过福州，原来公司家属楼都已经拆迁，连问的人都没有了。

火车第1天

言归正传。十点钟，我和母亲带着大大小小十三件行李回上海，从毛毯到大衣，从脸盆到炊具，一应俱全。父亲那位年富力强的学生童童正好去南平出差，和我们一起上了火车，替我们将大包小件在行李架上一一摆放妥当。更让我们放心的是，福州到南平的铁路在莪洋不知什么原因，需要下车更换列车，童童正好可以帮助我们上下车。

这趟列车没有编号，也没有车次，只知道是开往上海；发车时间定得也十分潦草：12点至1点30分。谁知我们刚刚坐定，火车就开了，一看钟表：不偏不倚正好12点。连和父亲道别都没给时间。

正式逃难，就从坐上火车开始了。

车上。亏得童童健谈，他出生南洋，少年时代在香港度过的。于是，听他聊细沙滩槟榔树、铜锣湾寮屋区，有趣的故事冲淡了逃难的忧伤，不知不觉火车便到了莪洋。

有童童在，我们不着急。他安排我和母亲在车窗里传递行李，自己到车窗外接应。看着行李安然无恙地坐落在月台上，我和母亲才下车。

下了车才知道，我们要乘坐的列车还要往前走一里多路。十三件行李虽然轻多重少，母亲意见还是分两趟搬运。童童则认为一趟拿走可以节省时间，因为下一列火车何时发车没个准点。幸亏母亲带着几根绳子，正好派上用场。于是，将两只包袱、两个竹篮、两只旅行袋等分量大小相仿的行李绑在一起。童童自告奋勇，双肩前后搭上四件行李，一只手提了两件，另一只手再提一件；剩下六件我与母亲平分：肩上前后搭两件，手里提一件。我们三人俨然是三头沙漠里长途跋涉的骆驼，默默地踩着高低不平的鹅卵石，颇为艰难地往前走。童童在前头，不断地回头看看我和母亲，担心我们吃得消。大太阳底下尽管走得大汗淋漓，但这一里多地还是一口气走过来了。

我和童童光着膀子在溪水边擦洗；母亲也湿了上衣，只能用毛巾擦了把脸。然后在大树下休息了大约个多钟头，一趟空列车停在了我们背后的一条铁轨上。由于旅客不多，其中军人又占了一小半，他们讲究组织纪律，排在最后上车，所以并不显拥挤。虽然没有站台，但车门口安排了临时的梯子。童童让我们先上车，他在车下将行李一件件传递上来。不一会儿便安顿就绪。 

“莪洋站换车”，是事先考虑过的一道重要难关。现在闯过来了，母亲自然十分欣慰，她忙着削梨让童童吃。我的兴趣还在童童的故事里，缠着他继续讲细沙滩上的小乌龟和寮屋区里的地头蛇。不过一顿饭的功夫，列车便停靠在了南平站。童童下车了，他不断祝福我们能平安到上海！

好在南平车站又上来了一位小姐姐，填补了童童不在的寂寞。小姐姐长得小巧玲珑，她告诉母亲，刚参加工作，这次是去鹰潭出差。

母亲显然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便和她说起了闺房话：“还没成家吧？”姑娘摇头； “有对象了？”姑娘再次摇头。

母亲不好意思问下去了，转了个话题：“你身上这件衣裳花纹好文雅好秀气！”

小姐姐说：“是我用了两块大手帕前后拼接起来的。”那个年月，物资紧缺，想方设法利用各种资源来改善自己的生活需求，用手帕做衣裳一点都不奇怪。不由得母亲称赞她的心灵手巧。

说起衣着，她们之间自然有唠不尽的话题。

我自然无趣。看着黑樾樾的车窗外，影影绰绰只见一列又一列盖着毡布、布满树叶伪装的军车呼啸而过。我的两眼开始上下打架，沉重的脑袋慢慢向座椅上倒下去。

恍惚间一阵骚动。我猛地坐起来，只见车厢里的人全站立了起来。我这才明白，乘警要求大家在来舟车站赶紧下车，因邵武方向有紧急任务，需要调用这列火车。        

母亲呆呆地望着行李架上的东西，显然有点发懞：莪洋换车上上下下有童童，困在这黑灯瞎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可怎么办啊？

我见别人都在提行李搬东西，便催促母亲：我先下去，你在车窗口传行李！

母亲说：你那么点个儿，怎能接得住？

我并不认同母亲的话。站上座椅伸手拿那只最沉的网袋。小姐姐见状，忙用双手托住底部，直喊道：怎么这么重啊，我都拿不动！

当她知道我们有十三件行李时，伸了伸自己的舌头，表示惊讶。继而她安慰母亲：有我在，阿姨您别着急。我先下去找人来帮忙。

见车厢内旅客下了大半，我显然等不及，提起最沉的网袋就朝车门去。谁知这列火车根本没有停在月台上，车门下是也是一地的碎石野草。我吃力地在车门铁梯上，一阶一阶往下挪动网袋，可是最后一个阶梯离地面还有一米多高。我弯腰用双手想把网袋先放下地面，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楚，一下子没能掌握好平衡，身体随着网袋扑了下去，双膝跪倒在碎石草丛里，疼得我起不来。

这时，后面下车的旅客扶起我，我担心网袋里的锅碗瓢盆破碎，一看，倒是安然无恙。

母亲听到动静也下了车。几位旅客不知缘由，只管埋怨母亲：你看看，这网袋里装了好几只铝锅，铝锅里还有碗碟，怎么能让孩子提这么重的行李？

母亲顾不得众人指责，见我膝盖渗着血珠，手掌也磨破了，很是着急。忙拉我走了几步，生怕我摔成了骨折。

这时，小姐姐正在车窗下吃力地传接行李，车窗内传递行李的是一位年轻军人。我们也来不及向他们解释，忙不迭地和小姐姐一起，将行李一件一件地集中放在碎石杂草间。

深夜的草丛，是蚊子的乐园，围着我们飞转。我们无心说话，只能坐坐站站，手里驱赶蚊子的扇子，一刻不敢停歇。

母亲从包里翻出了红药水及棉球，悄悄拉了我到饮水桶处，用清水擦洗伤口周边的泥土，并用红药水替我清创，针扎般的刺痛让我不断地倒吸着气。这时，我感觉母亲的手在抖动。虽然天色幽暗，我却清晰地看到母亲滚落的泪水。于是，我马上咬紧牙不敢出声。

火车第2天

终于熬到天亮。困乏中只见军人买回来了四个简易饭盒，一一地分到我们手里：“菠菜炒米粉，趁热吃！”

草草吃完了炒粉，小姐姐和母亲忙着掏钱掏粮票给军人，军人笑着说：“几毛钱的事。我粮食定量比你们都高，我请得起！”

相互你争我让之际，空列车喘着气駞进了站台。大家赶忙收拾东西，准备上车。这次由军人指挥：女同志先上车在窗口接应，我和小弟弟在车下传递。我说：我力气比小姐姐大，我上车接应，小姐姐在车下当你的助手。于是，军官抱起我的双腿，我顺势抓住门把手，向上一跃，跨进了1米多高的车门；他又帮助母亲上了车。

不到十来分钟，我们四人便安安稳稳地坐在车厢里了。母亲见军人长得精神，一张四方脸在两道浓眉衬托下，更显得白净。于是打听起军人情况：他姓沈，是中尉军衔，还是我们的上海老乡。

母亲便称呼他沈同志。他也是在南平上的车，到邵武办事。于是，我们叽哩瓜拉说起了上海话。但沈同志却很顾小姐姐的存在，不时地将上海话切换到普通话上来。我们相互间都留下了联系地址。就在这短短的旅途中，相互将自己的专业、工作以及家庭、生活聊得很细很深。

火车开开停停，下午才开到邵武。母亲叫我把沈同志送下月台，临别时他从钥匙扣上取下一枚弹壳做的口哨送给了我，我十分喜爱。

人和人就是讲究个缘分。若不是小姐姐找了沈同志来帮忙，我们之间哪会相识？更奇巧的是：别看沈同志与小姐姐当时也没单独说过几句话，却不料隔年结成了连理，还寄了喜糖给我们吃。这正应了母亲的一句话：车厢外炮火连天，车厢里依旧是烟火人间。

火车第3天

火车开出了福建，临时停车让道并没减少，速度仍然很慢。清晨时分到了鹰潭。母亲准备了一块淡绿色的头巾送给了小姐姐，说是配她身上的衣服。她们亲热地相拥告别；小姐姐一再叮嘱我：要照顾好妈妈。

沈同志与小姐姐的相继下车，让我和母亲十分失落。火车从鹰潭发车，又上来了一批士兵，看样子像是新兵，比我大不了几岁。有一位新兵站着，母亲让他坐，他怯怯地坐在我们的对面。母亲问一句，他红着脸答一句，所以聊不起来。我书包里带着象棋，于是和他下棋玩，但也下不到一块去，我棋力差，他水平更低。移时，他问我：“会写信吗？”

“会啊！”

他从书包里取出纸和笔给我。母亲叮嘱我：好好给小哥哥写信，不会的字就问！

写信的内容无非是要父母放心，我在部队很好等等，他还告诉父母，这次去金华学习半个月，花钱买了点生活学习用品；下个月拿到津贴再寄钱到家里，拿这个钱可以多买些红薯，比较耐饥...... 相比之下，我们这种大院孩子整日衣食无忧，很难体会到真实的疾苦。

在一旁的母亲发现小战士掉了个衣扣，临时用别针夹着。便问：“扣子在吗？”他点着头。母亲取出针线包，让他脱下上衣，三下二下就好了。小战士指着旁边座位叫道：“小郑，你的裤子要不要这位大娘帮助缝缝？”被叫的小郑红着脸说：“不好缝啊！”母亲奇怪：“给我瞧瞧，怎么不好缝？”原来他的裤子，在屁股上撕开了一个口子，贴着橡皮膏。母亲笑了，招呼他坐到这边靠窗的座位：“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你的屁股了！”说得周围的乘客都笑了起来。

火车到金华，已经是深夜了。新兵们下车了，车厢顿时空了许多。我们已经坐了四十来个钟头的火车，还两次上上下下的折腾，自然十分疲倦。四个位置我和母亲一人霸占两个，半靠半躺地睡着了。

火车第4天

待我睁开两眼醒来，车窗外天已大亮。母亲告诉我：这是萧山。车子停在这里已经多时，她担心会不会再要更换火车？一列又一列军用火车疾驰而过，震耳欲聋，我大致数了一下，足足有五、六十节。此刻空中还有飞机轰鸣声响，频率渐次加快。我问母亲：福州会不会打起来了？母亲默默不语。我知道她是在担心加入了战时编制的父亲和参加民兵预备役的哥哥。我便不吱声了。

因为整列火车没有配备餐车，所以我和母亲有一顿没一顿地吃着家里带来的面饼。

不知道何时，在我们对面坐下来一位衣衫破旧的女人。她盯住了我们手里的面饼，怯生生地对母亲说：“我饿！”母亲没料到她会说出这两个字，不由得愣了好一会儿。转而递过去一块面饼让她吃。她三口两口便吃掉了。还没来得及问她情况，车厢那头似乎有乘警在查验什么。她警觉地起身要走，被母亲叫住。母亲将手里的铝制饭盒同里面的面饼一起塞给她。她忙将面饼倒入自己的草提包里，把饭盒还给母亲，不住地点头致谢，然后慌慌地走了。

移时，我问母亲：“萧山就在杭州旁边，杭州历来不是天堂吗？怎么天堂里还有这样的可怜人？”

母亲沉默着。

“她不会是坏人、逃出来的吧？”

母亲叹了口气：“是坏人倒好了，可以去偷去抢，也不至于饿成这样。”

“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疑问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打转，她的可怜身世成了谜！几十年了，我曾内心揣摩和编撰她的剧本不下十几种，总没有一种是能够说服自己的。不过，在那个饥饿的年月遭遇到饥饿之人，本来就不是件稀罕事。

火车在杭州没有停，却在诸多的小站上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半夜，火车过了嘉兴，很快就进入上海地界。我和母亲不由得兴奋起来。我问：姐姐她们会在火车站等吗？ 

母亲摇头说：这一趟火车神出鬼没，谁都吃不准啥时候能到啊！

我担心：半夜三更在火车站，怎么办？

母亲这时却十二分的自信：那怕啥？又不是在福建穷乡僻壤的。妈妈是老上海了，上海哪条马路哪条弄堂我不清楚？转而她察觉自己说夸张了，不由自主地笑了。是呵，说到上海，我和母亲都沉浸在美好愉悦之中：可能都在想着南京路、淮海路繁华街市的霓虹灿烂？老大昌、王家沙这百年老店的琳琅满目......

火车第5天

凌晨3点多，经过了四天四夜的旅途，火车终于停靠在上海北站。月台上空空如也。姐姐们来接站一说，连影子也没有。但在自己的家门口，我们显得特别从容。也不寻人帮助，就几件行李几件行李地挪下了车。一位车站服务员经过，甩下了一句话：你们两个人这么多行李，超重了，按规定要补钞票的！母亲忙解释从福建前线疏散回来，我们是准备回上海开伙仓过日子的啊！

服务员径直走了。

我们有点担心：她或许是去取罚款单吧？八成是要罚款了！

过了几分钟，只见她从小木房里推来一辆小推车，对我们说：这推车一般不外借的，可这么多行李，靠你们两个人，怎么搬出站啊？

好善解人意的服务员！不但“罚款”这块石头落了地，还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搬运。我和母亲张着大嘴不知道如何感谢她才好。

出了火车站，天已渐亮。天目路河南路上早市也已经开张。母亲说昨天大半天没吃东西了，轮流吃早餐吧。让我先去吃大饼油条豆腐浆，自己看行李。正说着，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母亲忙扬手，试探着问：山阴路甜爱路伊只角去伐？三轮车师傅点头。

能叫到车子回家，还吃什么早餐？我们马上准备搬行李。三轮车师傅显得十分友好，先让我们坐上车，接着将十三件行李一件件地摆放稳当，还用麻绳固定。

我坐在三轮车上，震耳欲聋的炮声听不见了、频繁的飞机轰鸣声也消逝了。骤然感觉到世界变得如此恬静可亲。我呼吸着迎面吹来的凉爽晨风，都市里丝丝甜蜜、汩汩清香都飘浮地鼻息间，连电车声都是那么清脆悦耳。这时，完全无视了自己逃难途中的蓬头垢面，俨然就是太平盛世里的天之骄子一般！

感谢这一路上，尽遇到了观音菩萨救世主了！

终于到了家里。

姐姐慌忙起床，忙不迭地解释：去了好几趟火车站。你们坐的这趟火车没有编号没有车次，火车开到了哪儿，问谁都不晓得！

祖母也披衣起来：平安回来就好、平安回来就好！

听到说“平安”两字，又勾起母亲的担忧。姐姐以为母亲累了：“休息几天，反正不急着回去。”

温和的母亲却一反常态：“不行！”

见祖母去了厨房。母亲低声对姐姐说：“到了上海，我们是平安了，可你父亲他们，还在炮火声中呢…… ”说着哽咽道：“一家人分在两处，都不知道福州怎么样了？”

明白了原由，姐姐也哭了。

十分庆幸，海峡两岸最终并没有发生战争。但面对发动战争这样的灾难，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有义务来守卫和平？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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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