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列宁》Good Bye Lenin !, 2003
1989年，民主德国：一个小伙子参与游行抗议政府。他的母亲目睹警察逮捕他的一幕，心脏病发作，陷入昏迷。几个月后，民主德国解体，母亲醒了。因为母亲不能受任何刺激，小伙子尽力在公寓里为母亲再造了一个民主德国的氛围。但是，真实的世界已经改变了很多。
East Germany, the year 1989: A young man protests against the regime. His mother watches the police arresting him and suffers a heart attack and falls into a coma. Some months later, the DDR does not exist anymore and the mother awakes. Since she has to avoid every excitement, the son tries to set up the DDR again for her in their flat. But the world has changed a lot.
The future lay in our hands. Uncertain, yet promising.
《再见列宁！》（Good Bye Lenin! 2003）是一部德国电影，以一个东德家庭为视角，讲述了“柏林墙倒塌”这一政治剧变之后，普通人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
主人公亚历山大·科尔纳的母亲克里斯蒂安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支持者，在目睹了自己儿子参与反政府示威运动被逮捕后，深受打击，心脏病发作而昏迷不醒。之后不久，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退出历史舞台。
8个月后，对这一切全然不知的克里斯蒂安醒来了。因害怕母亲无法承受祖国不复存在的打击，亚历山大用尽浑身解数，志在将克里斯蒂安蒙在鼓里——他将超市购买的商品重新装进东德时期的瓶瓶罐罐，对克里斯蒂安编造西德发生经济危机，民众纷纷逃亡东德的谎言，甚至与朋友合作拍摄假的东德新闻给母亲观看……从某种角度讲，《再见列宁！》所能够打动人的点，并不在于荒诞复杂的剧情，而是对于“国家”这一身份要素的探索。
东德时期的亚历山大对政府有着诸多不满：他渴望西方社会的自由开放，喜欢西方的流行文化，这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并不罕见。柏林墙倒塌之后，亚历山大的姐姐没能读完大学，去汉堡王当了名点餐员，西方社会的诸多问题随之也接踵而至：娱乐至上主义、官僚主义、拜金与消费主义……亚历山大还没来得及反应，自己也被丢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竞争洪流。
此时，他为照顾母亲所编造的新闻，与其说是为了掩盖东德不复存在的事实，不如说也在反映他个人内心的纠结——自己所向往的社会，令自己感到陌生而不安；自己曾反感又熟悉的国家，却又已不复存在——此时的亚历山大，处在与两个世界都有距离的孤独境遇。
这种心境下，他所编造的新闻中，东德虽然依旧属于共产主义阵营，依旧执着于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这个想象中的东德也被他塑造得更具人道主义情怀，更包容，更多元。这不曾存在的虚拟国度，才是亚历山大一直希望自己祖国应有的模样。
亚历山大的这种心思并不罕见。在同美国人聊到有关中国的话题时，我对于中国的描述也大都积极正面，有时甚至还略有夸大。而如此说的动机并非出自爱国主义，甚至都谈不上有所谓的动机——仅仅是一种本能而已，你也可以理解成是自我安慰罢。
世上有纠结于阵营、三观、归属感的人，亦有政治观点在两极化的社会中，与哪一端都不完全兼容的人。对这部分人来说，自我洗脑、构架一个心目中最理想的祖国，并将其与现实中的祖国相混淆，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
不然，在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信息（尤其是对祖国不利的）时，这些人的内心情感是很尴尬的，也缺乏足够的力量去 选边站队。因此，只要在虚拟国家与真实国家中找到些许共性，他们就可以像亚历山大那样，短时间内生活在这“理想化的祖国”当中。
至此，有人便要问了：我如何能够区分虚拟的国家和真实的国家呢？在此之上，我想抛出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所谓“真实的国家”是否真的存在？很多人会自然地回答，有，当然存在。中国、美国，这些不都是真实的国家吗？我个人也是部分同意的，真实的国家是存在的，但是它以什么形式存在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简单来说，“国家”是一个社会构造，它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作为一个定义，“国家”是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任何学过物理学的人对于“力”，“质量”，“加速度”这类概念的理解都是近乎一致的，但是，每个人心中的“国家”却是略有不同的。“国家”无法量化无法公式化，与“力”，“加速度”，“质量”不同，没有了人类，“国家”这一概念是无法独立存在于宇宙之中的。
这时，可能又有人要问了：国界线、国籍、政府管辖范围、移民法和宪法，这些难道不是可以量化、公式化的因素吗？诚然，这些因素确实可以量化，也确实决定一个人的国籍以及与他相关的政治权利、政治身份等。
然而，当人们使用“祖国”，“我国”，或者身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的时候，脑中所想的恐怕不是自己护照上国籍那栏所印的字儿，也不会是自己的公民权利。
人心中的祖国永远伴随着感性的成分，如文化认同，熟悉的面孔，等等。换言之，此“国”非彼“国”。前者是依靠政府，纸面上和体制上的国家；后者则是人民认知中的，依托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祖国。
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使用“国”这一字眼儿时都是在指代后者。但是这二者的关系却又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扑朔迷离的。尽管人们在探寻身份认同时多半是在考虑后者，但对外界宣称“我是某某国人”的自信和权利时，却又都是来自前者的。
表面上看，似乎是“纸面上的国家”提供了通往“认知中的国家”的渠道。然而，事实上，是“纸面上的国家”绑架了“认知中的国家”。这种绑架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在其书《想象的共同体》中对此有细致的描述。
自十七世纪的欧洲起，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君权神授”、“天子”等一类概念逐渐失去力量。新时代的政府必须为自己的统治寻找新的正当性。为此，政府开始利用文化、宗教，以及它所能在群众中找到的任何人文共性，构建出了名为“国家”的认知。
与此同时，权力的去中心化使得国土边境变的愈发明确，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政府进行话语和意识形态传播时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往日远离王都的农民与自己的王或皇帝并无共享的身份认同。随着科技的发展，政府逐渐可以通过收音机、广播、电视、甚至互联网，对话全国。至此，“纸面上的国家”得以诞生，而“认知中的国家”也足以被其利用。
我们已知，“认知中的国家”是被政府体制所绑架的概念，但我们尚未探讨其背后更为原始的母体，即一个大型群体的宽泛的文化共性。前文中提到，政府有意利用此共性确立自己的统治，并参与了拟订这些共性，甚至更多地争取到了对文化的解释权，但是，如果认为“认知中的国家”仅仅是政府由本土文化中提炼出来正合民心的存在，也未免有些笼统——即便没有政府，文化共性本身也有一定的整合力，足以凭借其自身使人类拉帮结派。
卡尔·多伊奇在《民族主义及其替代选择》一书中对此有所阐述。这位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声称，“国家诞生于群众对历史错误的认知和对邻里的憎恨”。欧内斯特·勒南在《何为国家》（Qu’est-ce qu’une nation?）中提出了相似却更积极一些的定义，即国家诞生于“曾共创辉煌的人群希望创造更多伟业”（勒南本人是一位种族主义者，加上其著作以法语为主，且部分哲学观点严重过时，在此不推荐一般人阅读）。
不论如何，如果这二位的观点有可取之处，可知能够带来身份认同感的“认知中的国家”并不依赖政府。即使没有政府从中引导，社会本身也有可能会因某种共性聚拢。这种趋势乃是“认知中的国家”的本质。
对这两个概念作出区分与再整合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回答“真实的国家到底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了。从“纸面上的国家”这一角度讲，真实的国家无疑是存在的，此处的国家指的是体制上的，白纸黑字的国。
至于我们更关心的问题——“认知中的国家”是否也是真实存在的，对其作出回答的重点则在于确立何为“真实”。然而，“何为真实”这一问题所涉及的认知学探讨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作为权宜之计，我们姑且可以认为“基于客观事实与逻辑所得出的认知，并在其之上构建的国家”，是所谓真实存在的。
以电影中的亚历山大为例，当他抛弃了印象中的东德，继而通过理性分析，基于客观事实基础上的社会模型构建出一个更理想的东德，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认知中的国家也是真实存在的。
如是，我们已经确定“认知中的国家”与一国政府是缠缠绵绵却又相互独立的存在；我们也知道所谓爱国主义情怀，或是任何其他针对“祖国”的感性反应，都是针对“认知中的国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些与两极社会都不完全兼容的人的逻辑了——他们可能也是不自觉地将两种“国家”捏合到了一起。
无独有偶，在向美国人指出美国体制的不足和漏洞时，经常也会遭到“你们中国还不如我们呢”这般极具情绪化却无逻辑可言的反击。这不由得不让人思考，为什么当外国人批判一个国家的政府时，这个国家的人民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和侮辱，仿佛这个外国人的批判是指向他们“认知中的国家”，而非“纸面上的国家”？是什么，促使人们将这种针对“认知中的国家”的感情，自觉嫁接到政府体制上的呢？这恐怕是更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假如各国人民都能梳理清楚产生这种错接的脉络，明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社会生活和个人命运都会发生改变也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