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告诉我们该相信什么，该恐惧什么

“从前有一位老妇人，双目失明但充满智慧。”或是一位老先生？也可能是一位宗教大师，或是一位西非部落安抚躁动孩子们的说书人。我在不同文化的民间传说中都听过这个故事，或者是与之类似的故事。

“从前有一位老妇人，双目失明，充满智慧。”

在我熟悉的版本中，这位老妇人是奴隶的女儿，黑皮肤，美国人，独居在城外的一间小屋里。她睿智的声名无人能及，无可置疑。对于她的族人来说，她等同于法律又凌驾于其上。她获得的尊崇和敬畏从她的左邻右舍传至很远的地方，也传到了城市里，那儿的人们把乡下先知的智慧当作笑料。

一天，几个年轻人来拜访这位老妇人，他们似乎下决心要推翻她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当面揭穿她骗人的把戏。他们的计划很简单：走进屋里，问她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她与他们的差异，一种被这些年轻人视为严重残疾的差异——失明。他们站在她的面前，其中一人说：“老妇人，我手中有一只鸟儿。告诉我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没有回答，对方又问了一遍：“我手中的鸟儿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仍然没有回答。她失明了，看不见来访者，更不用说他们手中之物。她不知道他们的肤色、性别或家乡。她只知道他们别有用心。

老妇人沉默了很长时间，几个年轻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终于说话了，声音柔和而严厉。“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手中的鸟儿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就在你们手中。掌握在你们手中。”

她的回答可以这么理解：如果鸟儿死了，要么在你们发现它的时候就已经死了，要么就是你们杀死了它。如果它还活着，你们仍然可以杀死它。它能不能活下去，决定权在于你们。无论如何，这是你们的责任。

因卖弄他们的权力并取笑她的无助，几位年轻的来访者被训斥了，被告知他们不仅要对嘲弄的行为负责，还要对那个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牺牲的小生命负责。这位失明的老妇人把关注点从施展权力转移到了让权力得以施展之物上。

揣测“手中之鸟”指代什么（除了其脆弱的肉身之外）一直对我充满吸引力，而此刻，想着我一直从事的工作让我得以跻身此处，这种感受尤为强烈。因此，我选择将鸟儿解读为语言，将老妇人解读为一位成熟的作家。她担心她梦想中的语言、她与生俱来的语言，被操纵，被使用，甚至出于某些邪恶的目的被禁用。身为作家，她认为语言一方面是一个系统，另一方面是一种可以人为控制的、有生命的东西，但主要是一种效应——一种会产生某些后果的行为。所以孩子们向她提出的“鸟儿是活的还是死的？”这个问题并非空话，因为她认为语言也会消亡，易被抹杀，岌岌可危，只有通过意志才能得以拯救。她认为，如果来访者手中的鸟儿已经死了，那么他们应该对这具尸体负责。对她来说，一种死去的语言并不只是那些不再用于口头或书面表达的语言，它还可以是一种僵化的语言，满足于欣赏自身的停滞不前。比如国家主义的语言，被审查的同时也审查着他人。它无情地履行着监控的职能，除了维护其迷醉的自恋、排他性及支配地位之外，别无所求。尽管垂死，它却并非毫无效果：挫败智识、钳制良心、压抑人类潜能。它无视他人的质问，无法生成也不愿包容新的思想，无力塑造其他想法、讲述另一个故事，也不能填补那令人困惑的沉默。为了纵容无知和维护特权而锻造的官方语言是一套擦拭得锃亮的盔甲，只留下一具骑士早已离开的空壳。但它就在那里：愚笨，掠夺成性，情感用事。它激起学童的崇敬之情，为暴君提供庇护，在公众之间唤起和谐稳定的虚假记忆。

她坚信，当语言因疏忽、弃置、冷漠和轻蔑而消亡，或被法令扼杀时，不仅她自己，所有这门语言的使用者和创造者都要对其陨灭负责。在她的祖国，孩子们已然咬舌而沉默，用子弹重演着时代的失语，重复着那些已经残疾和失能的语言，那些成年人已完全弃置的用来理解意义、提供指导或表达爱意的语言工具。但她知道，让语言咬舌自尽并不只是孩子们的选择。这种情况在幼稚的国家元首与权贵商人中也很常见。被掏空的语言让他们无法触及自己残存的人类本能，因为他们只对那些服从者说话，或者通过说话来强迫他人服从。

语言所遭受的系统性的掠夺，可以从这种趋势中得见：语言使用者为了其威慑和征服的目的而舍弃了语言那细致、复杂、催生新事物的特质。压迫性的语言不仅仅表现暴力，它本身就是暴力；它不仅仅体现出知识的局限，也限制了知识。无论是晦涩的国家语言，还是媒体盲目的生造语言；无论是高傲却僵化的学术语言，还是受商品驱动的科学术语；无论是罔顾伦理的恶毒的法律辞令，还是旨在疏远少数族裔、以文学口吻掩饰其种族主义掠夺的文字，都应当被拒绝、改造、揭露。这是一种嗜血的语言，掩饰漏洞，把法西斯主义的铁靴掖进体面和爱国主义的衬布里，无情地滑向道德和思想的底线。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有神论的语言——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用于支配和监控的语言。它们无法促进也不允许新知识的产生，它们不懂得也不鼓励思想的交流。

老妇人敏锐地意识到，唯利是图的知识分子、贪得无厌的独裁者、被收买的政客及舆论煽动者、冒牌的记者，都不会被她的思想所说服。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煽动性的语言，让民众武装起来并时刻武装着，让屠杀与被屠杀遍及商场、法庭、邮局、操场、卧室和林荫大道；激动人心的纪念性语言将掩饰无谓之死是何等的可悲与浪费。将来还会有更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拥护强奸、酷刑与暗杀。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更多扭曲而充满诱惑的语言试图扼制女性，把她们无法言说的离经叛道之词像喂养产出鹅肝的鹅那样塞进她们的喉咙；将会有更多伪装成学术研究的监视性语言；更多算计着使数百万人的苦难化为缄默的政治与历史语言；更多鼓动心怀不满和失落之人攻击他们的邻居的光鲜辞藻；更多傲慢的伪经验主义语言，把充满创造力的人们锁进自卑与绝望的牢笼。

不管那样的语言多么激昂或迷人，在雄辩、华丽与考究的假面背后，其心脏正在枯竭，或根本没在跳动——如果鸟儿已经死去。

纪录片Toni Morrison: The Pieces I Am 海报

她曾思考过，若任一学科没有因合理化及表述其统治地位的需求，而坚持或被迫浪费时间和生命，生产致命的排他性话语，从而阻断排他者和被排他者的认知途径，它的思想史会是怎样的。

人们普遍认为，巴别塔寓言的启示在于塔的倒塌是一种不幸。多种语言的干扰，或者说它们自身的重负加速了巴别塔建筑结构的崩溃。而单一的语言将会加速建造过程，直达天堂。她想知道，那会是谁的天堂？怎样的天堂？如果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理解不同的语言、观点和叙事，或许人们将要抵达的天堂并不成熟，有点草率。如果人们愿意去理解，他们或许会发现想象中的天堂就在脚下。这看似复杂而苛刻，的确如此，但这种天堂之景存在于真实的生活，而非后世所享。

她不想给年轻的来访者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语言只为了活着而活着。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描绘叙述者、读者和作者真实的、想象中的和可能的生活。尽管有时语言以抽离经验的姿态出现，但它不是经验的替代品。它以弧线趋向意义可能的所在。一位美国总统在思虑他的国家已然沦为墓园时，说道：“这个世界不会在意或长记我们在这里说过的话，但它永远也不会忘记人们在这里所做的事。”他简洁的语言饱含令人振奋的生命力，因为它拒绝简化一场灾难性的种族战争中六十万生命逝去的事实。拒绝纪念，不屑于“一锤定音”或“总结”，承认语言“没有权力进行删补”，他的话对其哀悼的那些无法通过语言捕获的生命表达了敬意。让她感动的正是这种敬意，这种承认语言无法一劳永逸地对生命毫无辜负的自知。语言不应做此尝试。语言永远无法确凿无疑地说清奴隶制、种族屠杀和战争，也不应有向往这种能力的傲慢。语言的力量、语言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尽可能地靠近无法言说之物。

2012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为托妮·莫里森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无论宏大的还是纤弱的，是隐蔽的还是暴烈的，或是拒绝神圣化的；无论是放声大笑还是泣不成声，是字斟句酌还是选择性沉默，不受干扰的语言涌向知识而非毁灭知识。但谁不曾听闻文学作品因质问而被封禁，因批判而被抹黑，因离经叛道而被销毁？又有多少人一想到自断舌锋就已义愤填膺？

文字工作是崇高的，她想，因为它是创造性的。它所创造的意义捍卫了我们的差异，我们作为人类的差异——我们有别于其他生命的所在。

我们会死。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意义。但我们创造了语言。这也许就是衡量我们生命的尺度。

“从前……” 来访者向老妇人提了一个问题。这些孩子，他们是谁？他们如何理解这次相遇？他们在最后的“鸟儿在你们手中”那句话里听见了什么？那句话是指向了某种可能性，还是落下了门闩？也许孩子们听见的是：“这不是我的问题。我老了，是个女性，黑皮肤，盲眼。我现有的智慧便是知道我帮不到你们。语言的未来在于你们。”

他们站在那儿。假设他们手中其实什么都没有。假设这次来访只是一个花招、一个诡计，让他们得以与人交谈，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认真对待。一个机会，去打断、去冒犯成人世界话语里那些所谓关于他们、为了他们，却从不与他们对话的乌烟瘴气。一些问题急待解决，包括他们已经问过的那个问题：“我们手中的鸟儿是活的还是死的？”或许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完全不带任何花招，也并不愚蠢。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值得一位智者的关注——一位长者的关注。如果经历过生命也面对过死亡的年长智者都无法解释生死，谁又可以呢？

但她没有解答。她保守着她的秘密，维护着她的形象，继续着她那警言般的声明，她那不许诺的艺术。她保持距离，筑起高墙，退回那遗世独立的隔绝中，回到那老练世故、享有特权的空间。

她把发言权转让给年轻人，之后便一言不发。这种沉默如此深沉，甚于她话中的一切含义。它令人不寒而栗，而孩子们被惹恼了，当场编了一些话来填补这种沉默。

“难道你就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他们问她，“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好让我们冲破你的败绩；冲破你刚才对我们的说教——那根本不是教育，因为我们听你说话的同时，还密切留意着你的所作所为；冲破你在慷慨与智慧之间筑起的壁垒。

“我们手中没有鸟儿，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只有你我之间这个重要的问题。难道你连思考或猜测我们手中是否空无一物都不情愿吗？难道你不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语言没有深意却充满魔力？有时你话说出口，却词不达意。有时想象力驱使你去寻觅的东西并不可见。有时你苦苦追问，对答案的渴求燃烧得如此炽烈，却因一无所知而愤怒地颤抖。

“你们曾作为主人公为之奋斗并最终输掉的战斗，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你们曾经的幻想，我们真的要从那场战斗开始觉醒吗？你的回答很巧妙，但正是这种巧妙让我们感到尴尬，也应该令你难堪。你的回答显得沾沾自喜，并不体面。如果我们手中什么都没有，它不过就是一个给电视节目准备的毫无意义的剧本。

“为什么你不伸出手来，用你柔软的手指触摸我们，在了解我们之前，先收起那些只言片语和训诫？你就那么鄙视我们的把戏、我们的行为方式，看不出我们对于如何引起你的注意感到困惑？我们还年轻，不成熟。在我们短暂的生命中，人们不断教导我们要负起责任。可责任在这个已成为灾难的世界里又意味着什么？就像一位诗人说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需要被揭露，因为一切已然明目张胆’。我们所继承的是一种侮辱。你想让我们拥有你那双苍老而空洞的双眼，只能看到残酷和平庸。你认为我们会蠢到一次又一次地为国家民族的虚构做伪证？你怎么敢对已深陷于你们过去毒沼中的我们提‘责任’二字？

“你轻视我们，也轻视我们手中不存在的鸟儿。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相应的语境吗？没有什么歌曲、文学作品、饱含营养的诗篇或是与经验相连的历史可以传递给我们，来让我们变得坚强？你是一个成年人。年长、有智慧的成年人。别只顾及你的面子了。想想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你独特的世界。编一个故事吧。叙事是激进的，在它被创造的瞬间也创造着我们。如果你心有余却力不足；如果你的话语由爱点燃，在火焰中坍塌，只留下灼后的烫伤；又或者，它像外科医生的双手一样谨慎，只在鲜血可能涌出的地方缝合，我们都不会责怪你。我们明白你不能一劳永逸地做到尽善尽美。热情远远不够，技巧也是一样。但请试一试。为了我们也为了你，忘掉你街头巷尾的名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对你来说是怎样的，无论在黑暗的角落还是光明之所。别告诉我们该相信什么，该恐惧什么。向我们展示信仰宽阔的裙边，松开包裹恐惧的兜帽的针脚。你，老妇人，失明是你的福分，你可以通过语言告诉我们只有用语言才能做到的事：如何看见无形之物。只有语言能保护我们免于那些无名之物的恐惧。语言本身就是沉思。

“告诉我们身为女性是怎样的，好让我们明白做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是谁在边缘移动。离开熟悉的地方四处漂泊，在此处无家可归是什么感受，生活在你不被接纳的城镇边缘是什么感受。

“给我们讲讲复活节时在海岸被拒绝停泊的船只，田间的胎盘。给我们讲讲那一马车的奴隶，他们如何轻声歌唱，呼吸像飘落的雪花一样轻柔。他们的肩膀如何挨挤在一起，从身旁之人就能直觉判断出下一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他们的手如何放在身下祈祷，感受到了热量，然后是太阳。他们仰起脸，仿佛太阳就在那里，触手可及。他们转过身去，仿佛太阳就在那里，触手可及。他们在一家小旅店前停下。车夫和他的同伴提着灯走进去，留他们在黑暗中哼唱。马蹄踏雪的地方冒着蒸汽，融雪的咝咝声令冻僵的奴隶们羡慕不已。

“小旅店的门打开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从灯光中走出来，爬上马车车厢。男孩在三年后会有一把枪，但现在，他提着一盏灯和一壶暖暖的苹果酒。大家传递着酒壶，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女孩分给大家面包、肉片，并看向她所招待的人的眼睛。男人一人一份，女人一人两份，再附赠一个眼神。人们也回赠给她一个眼神。下一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但这一站还不是。这一站充满温暖。”

孩子们说完后又恢复了安静，直到老妇人打破了沉默。

“现在，”她说，“我终于可以相信你们了。我相信你们手中不存在的鸟儿，因为你们已经真正抓住了它。看，它是多么可爱，这是我们共同的造物——是我们一起创造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