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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喜欢通过这些被认为是普通的人物来谈论重要的内容，因为我喜欢这种对立的冲突，就像牧羊人和实验室。这帮助我探索了新的语言，以不同的视角来描述我们所处的社会。
《万物有灵》（Fauna, 2023）呈现了两个对立的世界，在巴塞罗那郊区的森林里，一个老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住在一个动物实验室旁边。当牧羊人饱受骨病的折磨时，他的职业也在逐渐消亡，而科研员们正忙着研究新冠疫苗。《万物有灵》是一部科幻寓言，讲述了在后疫情时代人类、动物和科学之间的关系。
影片导演Pau Faus为电影创作者、视觉艺术家和建筑师，他通过一系列与当代艺术、社会运动和政治传播的视听项目进入电影创作的世界。《艾达市长》（《Ada for Mayor》，2016）是他的导演处女作。《万物有灵》(Fauna, 2023)是他的第二部纪录长片，影片于2023年瑞士真实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在Hot Docs进行了北美公映，并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了亚洲首映。
纪录公社：为什么想要拍摄《万物有灵》这样一部电影？拍摄这部影片的契机是什么？
Pau Faus：我们制作这部影片的想法是以诗意的方式描绘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疫情期间，当大家都在居家隔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会重新思考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与自然产生联系。对我来说，这是疫情给我留下的深刻想法。所以当我受到委托要制作一部关于疫情科学研究的电影的时候，我希望这部影片与我们和自然的联系有关。
随后我们开始寻找一个可能发生这种联系的地方，当我们找到森林中央的实验室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就是我们想要拍摄的地点——不仅是实验室内部，他们与动物的关系；还有实验室外部，它与自然的联系。我们认为这种自然与人工的对比，生与死的对比对于我们想要讲述的故事来说是非常好的。
纪录公社：所以疫情的大环境会对你所思考和关注的的事物产生影响吗？和过去相比，拍摄和创作有没有受到一定的影响或者遇到一些困难？
Pau Faus：正如我所提到的，疫情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与自然、与地球的关系。问题是，可能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活方式、技术进步，所有这些都是新冠疫情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是这样认为的，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这是我受影响的事情或者说是我正在思考的事情。
实际拍摄并没有很困难，我们找到这个实验询问能不能拍摄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也想让人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没有隐藏。动物试验是药物研发过程的一部分，通常不会展示给外界，但是他们很开放地想让人们知道这是他们研究的过程，大多数药物面市前都在动物身上进行过试验。
△《万物有灵》剧照 ©Pau Faus
以缓慢的方式精心制作
纪录公社：你用了多久来制作这部影片的呢？可以简单聊聊你的创作过程吗？
Pau Faus：这部电影我们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制片人委托我来拍摄这部关于疫情和疫情影响的影片，但是他们希望能从一个适合拍摄的地方开始，以缓慢的方式进行。疫情期间，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充斥着各种声音，因此以缓慢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最终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来思考这个故事，然后一年的时间去拍摄，最后剪辑成片。
纪录公社：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拍摄团队之间的配合和做一些决策的过程吗？
Pau Faus：拍摄过程中我们有四个人，一个摄影师、一个录音师、我和一个来自制片公司的助理。有的时候是三个人，因为有些场景我们可能不需要制片公司助理的帮助。有时是两个人，因为动物实验室并不允许太多人进入。现场我们进行了同期声的录制，我们在后期的声音制作上花了大功夫。
至于摄影机，那是一台不错的机器，但并不是顶级的那种。此外我们决定用三脚架拍摄，以保证取景的质量。因为我们大多拍摄的是牧羊人的日常生活和实验室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们有机会多次拍摄相同的事物，这让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去准备拍摄，能够更精确地拍摄到我们需要的画面。
长时间拍摄形成的摄影风格
纪录公社：影片中有大量的固定镜头，画面对称的构图，田园诗般的自然场景，这种拍摄风格有受到什么作品或者艺术家的影响吗？
Pau Faus：并没有，这种拍摄风格主要受到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可以在那里多次拍摄、长时间工作的影响。我们可以对拍摄做很多规划。比如，我们在电影开拍之初就决定，这部电影将采用4:3格式，而不是16:9，因为我们认为这有助于影片的衔接。我们的影片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实验室和森林，我们经常使用对称的构图手法，从人们的身后去拍摄，这在我们的取景地也是可以做到的。
△《万物有灵》剧照 ©Pau Faus
纪录公社：影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吗？拍摄自然场景和在实验室中的拍摄有什么不同？
Pau Faus：外景拍摄都使用的自然光，在实验室里有人造光源，我们没有使用特殊的照明设备。
在实验室里和在大自然中拍摄是不同的。在实验室中，我们一直与实验人员待在一起。在那种地方，你不可能独自一人，所以拍摄进度非常赶。他们必须停止手头的工作，来让我们来拍摄。而在拍摄结束后，摄影机又必须留在里面48小时，他们会对摄影机进行一些清洁。所以在实验室拍摄过程非常复杂。而在外面的自然场景中拍摄则很轻松，因为牧羊人只需要做他的工作，我们不需要告诉他什么时候需要停下来。因此，我们团队有很多时间和他待在一起聊天、了解他，这让我们的关系更亲密。而在室内，我们总是在看时间，因为只有一两个小时就得走人。
通过放大镜头连接两个世界
纪录公社：影片中，透过实验室的窗户，从自然场景拉回到实验室中的镜头是如何拍摄的？
Pau Faus：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就是从牧羊人和动物到实验室的“放大”镜头。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将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联系起来，如何将这种接近性联系起来，通过两个完全不同的画面，在观察了内部环境后，我们会打量外部环境。从窗户到室外的动物，会有一个垂直的平移。有一天，我在实验室里看到牧羊人离窗户很远。于是我想，如果能把镜头拉远就好了。因此，我不得不用一个镜头来放大画面，我们尝试拍摄了六七次，其中的一次成功了。
这一组镜头连接了森林和实验室这两种空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牧羊人在做一项过去上万年来传承下来的工作。随着镜头拉近，我们看到的是科研员们的形象，他们穿着防护服看起来像宇航员，正在从事一项非常现代的工作。这个画面就像是穿越时空。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与人类有关的时空旅行。
当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是动物，大自然是我们的信仰。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活动领域逐渐被限制于建筑物内部，在疫情期间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去到内部，就像影片呈现的那样，实验室非常害怕来自外界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这个从室外的大自然到实验室内部的镜头，也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一个隐喻。我认为我们非常害怕自己的兽性，我们非常害怕我们也是动物这一事实。所以我们想和动物脱离关系，不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万物有灵》剧照 ©Pau Faus
影片大多真实呈现拍摄时发生的事情
纪录公社：我很好奇影片中有三个说中文的女孩，用手机拍摄羊群并准备上传TikTok（抖音）的片段，这个场景是你设计出来的吗？
Pau Faus：这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记录的一些中国女孩们的真实对话，完全是偶然的，她们当时就在那里。于是我们问她们，“我们能够拍你们谈论动物的场景吗？”虽然我完全听不懂中文，但还是希望她们说些什么。当我们剪辑的时候，发现收音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又找来其他中国人配了些相同的内容，相当于我们把相同的“台词”重新制作了一遍。
Pau Faus：我们或多或少有准备关于实验室和牧羊人的脚本。我们知道我们想在影片中展示哪些内容，但关于牧羊人，许多事情我们都不了解。当我们开始拍摄时，我们才开始从频繁的会面中，听他谈论家庭，谈论工作，谈论他的伤病。所以我提议去到他的家里进行拍摄，或是提议他去看医生。这是我一开始不可能提出的拍摄计划。所以即使前期我有一些想法，但大多数事情都发生在拍摄期间。
音乐宛如两个空间的对话
纪录公社：影片中音乐的使用也很有趣，一开始只有在自然的场景中有音乐，营造了一种惬意自在的氛围。后来，实验室场景中也加入了一些音乐，又多了一些诙谐和讽刺的感觉。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设计影片原声音乐的想法吗？
Pau Faus：关于原声音乐的设计，就像实验室和那片森林的对话。影片中有一首吉他弹奏的乐曲，类似一种怀旧的音乐，它让我们回顾过去。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关于自然理想化表现的音乐。我们还有另一种音乐，用电子钢琴弹奏的现代音乐。对我来说，这首音乐是关于未来的，关于反乌托邦的，关于未知的。所以这部电影以美丽的怀旧吉他开始，以现代音乐结尾，这就是我们想要用到的音乐。还有，就像你说的，当我们在实验室里听到吉他音乐时，我们也会联想到一些轻松而讽刺的东西，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所以，实验室的场景音乐是轻盈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些非常人造的地方，如果音乐非常强烈，一切都会变得非常黑暗。我们想用一些轻松的氛围来展示这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影片中也有实验室清洁女工在谈论一些普通小事的场景。
交叉剪辑只是呈现矛盾
纪录公社：这部电影在交叉剪辑的方式上给了我们强烈的对比，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剪辑过程吗?在拍摄和剪辑过程中，你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
Pau Faus：我们一直想做一部以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交替穿插进行的电影，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电影的结尾会走到一起。影片中科研员和牧羊人会有一个交汇处——牧羊人的动物进入实验室。所以剪辑很重要，首先要展示这两个世界非常的不同，非常遥远，然后慢慢地建立联系，于是内部和外部开始对话。当几个学生去到农场，看到牧羊人住在公路前，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开始融合在一起。
在剪辑过程中很重要的是，一步一步地做，找到从一边过渡到另一边的巧妙方法。通过变焦镜头或从内部拍摄，然后再从外部拍摄。
△《万物有灵》剧照 ©Pau Faus
纪录公社：影片所呈现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的科技，开放的自然和封闭的实验室，动物福利和动物实验，这一系列的对比。但影片似乎并没有选择放大这种矛盾，那么你是如何组织这些素材并找到一种平衡的呢?
Pau Faus：对我来说，这部影片是关于展示矛盾。当我来到这个实验室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几乎所有我们服用的药物之前都在动物身上做过实验。大家很容易反对用动物试验，但当我问人们，如果让药物研发停止发展，或者选择不使用药物，你也会反对动物实验吗？人们的回答不是很确定。所以我认为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第一反应是他们用动物做实验。我不想反对动物医学试验，当然我不赞成，因为我不喜欢它，这个矛盾也是我的个人感受。
影片开头我引用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一段话：La vérité je crois n'a qu'un visage : celui d'un démenti violent（暂译：我相信真理只有一面，那就是对暴力的否认），讲的就是生活中的矛盾，这就是我唯一想表达的。我认为在影片的结尾，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矛盾。这部电影也是关于在科技和自然之间创造一种诗意的关系，这是我想做的。我认为这与疫情和居家隔离有关，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对大自然是恐惧的，我们想出去，但我们也害怕出去，这也是矛盾所在。对我来说，展示这个矛盾就足够了，我不想太深入。
纪录公社：那么萤火虫幼虫仍然出现在一个极度封闭的实验室里，这个“奇迹”是否代表了你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看法?
Pau Faus：这个巨大的实验室是极度安全和封闭的，如果有一只小动物进来，他们可能会抓狂，而且他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对我来说，萤火虫幼虫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控制的荒谬。控制自然是不可能的，在疫情期间，即使你躲在房间里，但是总会有大自然可以进入的小洞口，所以这不是一种保护。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这是关于接受我们是动物，我们必须保持与自然的联系，我们必须承担风险。所以这么多人害怕一只小萤火虫是多么的荒唐和可笑。
找到牧羊人呈现另一个故事
纪录公社：你为什么选择电影中的这位牧羊人?在准备初期你们还有其他选角吗?你们是如何让牧羊人和他身边人同意你们拍摄的?
Pau Faus：我们没有选角的过程。当我发现这个实验室的时候，我对这个地方感到非常惊讶。在这里拍摄的摄影效果非常好，就像一部科幻电影。当我看到影片中实验室的那扇窗户时，我爱上了这个地方。我以为这些科研员都在躲避大自然中，但事实上大自然就在那里。科研员身后森林的让我明白这个地方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决定要拍摄这部电影。
但我也知道我必须在另一面找到一个故事，然后我告诉自己，我得找一个以不同方式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们找到了影片中的这个牧羊人，一起聊了聊，他对被拍摄的想法很满意。所以我没有选角，也没有别的牧羊人了。我们很幸运，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物。他喜欢谈论他的工作，但我不得不说服他谈论他的病情。他得了一种无药可治的病，但实验室正在寻找一种治疗方法，两者有一种联系，我觉得它很美。我请求他允许我们展示这个部分，并且非常感谢他的许可。
△《万物有灵》剧照 ©Pau Faus
两个世界的现状
纪录公社：我记得电影中有一些场景是实验室工作人员拿起相机，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记录吗?我想知道有没有当地媒体或其他人拍摄和报道他们?
Pau Faus：影片一开始就有一些记者，他们不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和我们在实验室里拍摄的时候一样，也穿着蓝色的防护服，每个人都得穿成这样。在疫情期间，每个人都想了解疫苗研发的进程，所以每两三个星期就会有一些记者来。我认为把一些重要的信息放在电影的开头是不错的想法。
纪录公社：你知道这个实验室的现状吗?还有电影里牧羊人的病情，森林里的“牧羊人”还保持着以前的生产劳作模式吗?
Pau Faus：这是一个研究动物疾病和做动物试验的实验室，所以他们继续在动物身上试验医治人类的药物，也在动物身上试验治疗动物疾病的药物。实验室正在考虑扩张实验室的大楼，所以他们很忙碌。至于牧羊人，他不再工作了，但还有人在继续做他的工作，处境确实越来越困难。也许在10年、20年后，那里就没有牧羊人了。这是正在消失的工作之一，我可以想象，在中国或者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地方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以通用的语言来思考共性问题
纪录公社：《万物有灵》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上放映，包括最近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从观众那里你有收到什么不同的反馈吗?你认为这个故事具有全球性吗?
Pau Faus：我们非常幸运，这部电影在瑞士真实电影节首映。随后我们还去了加拿大的Hot Docs，当然，还有巴塞罗那，上海、克拉科夫。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会去到美国，最近我们在参加科索沃的纪录片节展。
这部电影还在继续传播，观众对这部电影非常满意。我相信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故事，我想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新旧冲突不断的地方。科技带来了很多好处，但也会引发我们思考它所带来的代价，因为我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所以很难找到平衡点。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让机器比我们更聪明是明智的吗?我们会质疑技术进步和科学，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这场疫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几乎整个地球都受到了这场大流行病的影响。每个人都有时间思考我们对这个星球做了什么，我们对自己做了什么，我们会灭亡吗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制作这部电影的意义。我认为这是一部美丽的小制作电影，一部极简主义的电影，但它触及了一些大的问题，它代表了自然与科技、生与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普遍的，当我们放映这部电影时，观众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是用一种非常通用的语言制作的。
建筑背景构建影像创作秩序
纪录公社：我们了解到你有建筑师的专业背景，那么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制作纪录片?
Pau Faus：说来话长，我是一名建筑师。十年前，我开始制作纪录片。因为2009年在西班牙有一个巨大的经济危机，人们因为银行收回房子而失去住所。所以我决定帮助这个社会运动, 并在街上拍摄他们。两年内，我做了差不多100个视频。
我一边继续做着建筑师的工作，同时也在为住房权利和运动而工作。随后我碰到了一位积极分子，她想竞选巴塞罗那的市长，我决定将这个故事拍下来，这就是我的第一部长片电影叫《艾达市长》（Ada for Mayor，2016）。这位女性主人公是一个活动家，虽然她对政治一无所知，但她选择竞选市长。在完成这部电影之后，我决定继续从事电影工作，这些年里我拍了很多小短片。但我开始拍摄是出于政治原因，我成为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这是没有计划的事情。
△ 《艾达市长》海报 ©Pau Faus
纪录公社：你认为你的建筑背景对电影或视觉艺术的创作有什么帮助?对你来说，这两个专业之间有什么联系?
Pau Faus：我认为我的建筑背景对于我把影像片段组合在一起很有帮助，《万物有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剪辑的方式和框架来看，这是一部精心策划的电影，它与秩序有关，我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这是我作为一名建筑师学到的东西，而电影制作中冒险的部分是我后来从更多的艺术项目中学到的。所以建筑帮助我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制作人，建立了秩序和好的标准。
同时，每一种艺术都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建筑可以非常有创意，也可以非常理性，比如非常数学化。我从建筑中学到的是更理性的部分，而我从电影和纪录片中学到的更多的是艺术和政治的部分。
以普通人物展现重要议题
纪录公社：我们也很好奇你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Pau Faus：虽然我会有一些想法，但我不得不先去完成我的工作。目前我还没有做下一部电影的计划，但是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我对于展示我们所处的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很感兴趣，比如我们的社会核心是什么，我会谈论一些重要的内容，但是以一个看似不那么重要的人物的观点来展示。比如，在《万物有灵》中，我想谈论科学研究，但是我却是通过老牧羊人的日常生活来展示。在我的第一部长片中，我想谈论政治，但是我会通过一位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女性激进分子来讲述。我认为这很有趣，也很有挑战性，我喜欢和清洁女工或是田地里的农民一起工作，这些在社会生活中看似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但我认为他们会比其他人有更重要的内容可以展现。我总是喜欢通过这些被认为是普通的人物来谈论重要的内容，因为我喜欢这种对立的冲突，就像牧羊人和实验室，就像激进分子和政治机构。这帮助我探索了新的语言，以不同的视角来描述我们所处的社会。虽然我不知道我的下部电影会关于什么，但我希望继续以这种方式展开。
△ 《万物有灵》海报 ©Pau Faus
《万物有灵》创作团队
导演：Pau Faus
剪辑：Júlia R. Aymar
摄影：Carlota Serarols
制片：Sergi Cameron
声音：Diego Pedragosa, Sarah Romero, Marc Bech, Oriol Tarragó
音乐：Israel Mar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