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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青
整理编辑 | 李蒙
全文共5400+字，阅读预计10分钟
/ 杨青 /
自然之友玲珑计划二期伙伴、三期导师
🔹 1996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
🔹 1996-2015年就职于多家媒体，历任《生态经济》编辑部主任、《人与自然》执行主编。
🔹 1999-2011年，共同发起“昆明电影学习小组”；担任多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组委会工作人员。
🔹 2016年至今，执行多个公共文化、社区发展与气候变化应对项目。
🔹 2018年创立云之南公益影像行动，历任梦南舍理事、 云南协力副理事长。
编著有《云南十三人诗选》（2011）、《流动的山地智慧：金沙江纳西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之道》（2018）；拍摄制作了《回去》（2001）、《入地记》（2014）、《石头城宣言》（2016）等多部纪录片。
开栏语
2016-2023年，历时8年，从云南丽江、楚雄、昆明到昭通，峰谷间万里逡巡，以此赘语为气候变化领域添加环境记忆、地方知识、小农应对话题，并将非人类生命、景观纳入共生、互构的整体叙述之中。
《山河影：金沙江中下游环境记忆》专栏计划分8期发布，敬请关注！
看天地人神的共场创造
是谁把天开成九块，是谁把地分成八方
是太阳的子孙，是月亮的女儿
老君山黎明河流域，当地傈僳人所称的“巨谷始祖”——诺玛底①，人居沿深谷散布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让教育、让学习更丰富？到地方、到生活中去，共同创造。
2021-2023年，多次受伙伴机构之邀，跟随不同团队前往丽江老君山黎明乡。开展实地调查与学习，可以说是一次田野之旅（field trip），或者一次项目式学习（project based learning）。
重要的是，老君山可读、可学习，它诠释了自然、地方、景观与人类生命、社会生活的复合关系。被当地人视为神山，却并没有被过度神圣化，其自然性未被全部抹去，它首先是众生与万物共同存在、相互塑造的场所。
老君山地处喜马拉雅东南缘横断山脉三江并流区域，属云岭一系，头尾紧连着白马雪山、玉龙雪山。它是冰与火的遗迹。从浅海到高山，它慢慢隆起。大地断裂之处，正好被江河切割开来。
在金沙江流域纳西、白族等多个族群流传的神话故事里，如今位于老君山两侧的金沙、澜沧两姊妹曾一路南行，为追寻爱情，逃离了天神爹妈的束缚。她俩在石鼓古湖分手，一个继续往南，一个向东。东去的金沙姑娘切开玉龙、哈巴两兄弟的封锁，挥洒而别，留下了被斩去头颅的哈巴雪山。
河谷地带，人烟聚汇，气候由湿热变得干热。冰川和雪峰隐去，大象与犀牛南奔，普米族神话中化天地、造江河的神兽——古湖旁麋集的马鹿已遁于山林。
金沙江流域由昭通、曲靖、昆明至丽江一带曾多处发现有更新世晚期（距今约3万年前）犀牛化石。樊绰《蛮书》等文献称南诏产犀甲，如今云南多地还保留有犀牛洞、犀牛塘等名称。
化名“华春”的老一辈生物学者曾在《云南林业》1984年第6期报道，“根据群众的反映和实物的证实，思茅地区菜阳河保护区的热带森林里，1933年还有一对犀牛在活动，但不幸在当年就被猎人所捕杀，当地群众至今还保存着犀角。而在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密林里，当地群众在1939年前还见到过犀牛，遗憾的是，自此以后，犀牛便无影无踪了。”
近2000年来，云南生活着苏门犀、印度犀及爪哇犀3种，约在20世纪40年代消失[1]。
据《续汉书·郡国志》，公元前2205-2198年的夏禹时代，当时中国人口估计约1355万人，云南人口约35.91万人；到公元2年全国有5959万人，云南约有67万人。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851年）时，云南人口升到一个高峰，有1272万人。1949 年云南人口有1595万人[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690万人。
这2000年，云南人口剧增，毁林开荒种地，围湖围泽造田，不少动物失去了生存环境，许多大型兽类、鸟类被人类猎杀绝尽。
丽江金沙江河谷疑似犀牛的石器时代岩画 图源：网络
多重身份：老君山的时空压缩
这一天，我们穿越金沙江河谷，在压缩的时空里，多种异质观念和实践相遇在黎明——傈僳人的家园。
老君山，长期处于多种强大文明的边疆，是文化交织的现场，也是各自的缓冲带和结合部。循山河而来，各类型人类文明共生其中。
有剑川古人称它为“滇省众山之祖”，以太上老君的变化之名施加其上；但存在更广泛，且迟迟未变的，是众神众生同在的传统生态文化。
远方的太上老君，似乎并不知晓这偏远的山水，哪怕今人附会以老君炼丹、千龟灵聚等意念。当地世居者也没把这外来的神仙特别当回事。他们敬重性灵，习惯了在洪水朝天和独脚妖怪肆虐时多次拯救人类的青蛙舅舅相伴的生活。
从海拔1828米黎明河汇入金沙江的岸边，到海拔4515米的老君山最高峰——金丝玉峰，有石器时代以来悠久的农作历史，有高山、峡谷游牧的岩画遗迹，有诸葛亮渡泸水、南诏吐蕃铁桥之争、元跨革囊、红军长征过金江等多种符号的深刻印记，有傈僳、普米、纳西、白、彝、藏、汉、回、傣、苗等多民族的现实生活场景。落差巨大的垂直海拔地貌里，由低到高，从春到冬，从草本到灌乔，数不清的花朵次第开放，为众多昆虫的口粮所需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蜜源。
丽江老君山黎明景区，以面积约250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为主体，大致为黎光、黎明两行政村的地界。而更大范畴的老君山还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界级自然遗产等多重身份。
除了国家到地方的管理系统，当地还有社会组织长期协同社区推动的“老君山社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黎明、黎光有社区保护地（涉及集体林、黎明河流域），以及村寨银行等为基础的社区行动。
这样的实践，往往行走在各自的轨迹上，彼此缺少交集。
多年来，科研院所、民间研究者、企业等对老君山的探索和开发从未停止，但社区参与度不高，对其成果并不了解，也很难感知由此带来的影响。
面对当地人古老的记忆和诸多社会行动的积累，我们该怎样获得对地方整体的认知？
老君山丹霞地貌
传说：民间的意义构建
黎明一带，曾经原始森林遮天蔽日，野兽肆虐，虎和熊是其中的王者，豹狼、野猪与猿猴几十年前仍不时光顾村寨。
当地傈僳人迁徙至此居住的时间并不久，自称仅二三百年。他们零星散布于山间，在森林中标志性的“刀耕火种”——游耕、游牧、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直到近现代才发生巨变，人口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增多，进而形成了市集——红石街。由此可以翻越老君山，去往兰坪、维西，经过湍急的澜沧江和累累白骨堆成的碧罗雪山垭口，是怒江、独龙江……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阳光照到这里，因此也有了黎明、黎光的村落命名。
两村境内，有道道深嵌的裂谷和高耸的红色砂岩，傈僳人称它为——“大地之神用自己的身体补地之所”。它的风景早已闻名于世：中国最大规模丹霞地貌、世界级攀岩圣地、三江并流区域生物文化多样性代表性地区、亚洲物种起源和分化中心之一。
它被称作“太阳的故乡”，有人认为不过是为迎合旅游业发展而新造的传说，但不幸已经在当地傈僳人之间流传，几乎成了信史。所讲述的是，现居黎明的傈僳人先辈在迁徙过程中说道：“太阳落下去的地方，是太阳的故乡。我们要到那里去。”当他们来到黎明，发现这里一日里太阳三升三落，就认定此地即太阳的故乡，于是便定居下来。
怀疑者指出，根本没有一日里太阳三升三落的现象，这地方山高谷深，阳光每日直射的时间较短，冬至时短得只有三四个小时。“太阳故乡的传说，是假的，编造出来的。”
可是，哪一个故事没有在流传中被改写、移植、借用或转化呢？大地之神如此眷顾这里，剖开五脏六腑，留下满目的红色巨石，这故事又该从哪里说起？太上老君何时驾临？山下的金沙江水，可曾载着孔明先生南来？
“疑古”，谨慎对待原始资料，是学习者、研究者应持有的态度。但对于文学、文化而言，传说、故事与神话，是民间自主的意义构建、表达与认同。更何况，大写的历史里，对边疆及其族群往往怜惜笔墨，只言片语，一带而过。
对历史的重新整合与诉说，让记忆从虚构中释放出来，从沉睡里醒来，成为我们认识老君山，认识黎明的渠道和载体。
就像寻找一把文化的钥匙，一条文明的线索。我们期待听到更多神话、传说、故事。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值得认真对待。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帮助我们接近当地人的灵魂，触摸其血脉，理解其最初的、历史的和当下的生活形态，以及他们的智慧。
被观看的黎明傈僳人
学习：作为一种社会工作方法
大自然的壮丽、神话的瑰奇总是能激活审美，让我们抑制不住情感，想要对着它高声呼喊，想要对它说些什么。
风景凝聚着各种话语及权力的表达，它因国家、民族的兴起变得显著，因工业和技术革命被“发现”，因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普及与深入成为“旅游商品”“必需品”或“奢侈品”[2]。
置身于时代的浪潮，人们的流动加速，原来需要漫长的时间，穿过绵延的空间，如今只是“弹指一挥间”。我们能够快速地临时集合在一起，又快速分散、隔离。
教育，离不开生活，离不开实景实情。但有时它也如现代化和全球化，像一个“两面性的奴隶”，“使帝国建构、霸权延伸及殖民主张合法化，使侵略、掠夺成为一种救赎或文明传播”[2]。而学习也有可能高尚地变成一次对地方的消费，使当地人的生命、生活沦为表演性商品。
警惕价值的收割，创造力的收编。但流动，是文化本身的规律，有利于搞清楚自己，也有利于相互学习、比较、解释：为什么我们不一样？为什么认同，或冲突、断裂？怎样能够达成一致？
在求同存异的实践过程中，理论和方法得以形成，学习产生了。
走在诺玛底，走过平均海拔2170米的红石街，我们彼此遇见。太阳和大地数升数落，火塘里总有缭绕的烟气。
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媒体、研究者及行动者，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力量组合在一起，共同营造学习的空间——对话、合作、分享，投入直接的经验中，选择呈现出来的问题加以反思、分析和综合，彼此开拓视野、增长知识、发展技能，并澄清观念和价值判断。
作为学习者，我们需要团队的合作，在多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积极互动，协调不同观念和价值的冲突。有时，也需要每个人展现出面对挑战的勇气：在一刀切的岩壁上攀登，感知自我与大自然；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中，认识生活的丰富多样，相似又不同的文化，生存问题的独特文化内涵、解答或表述；在学习中，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自己，通过文化比较发现人性的同异，发现世界复杂又简明的构成。
作为外来者，我们首先面临这样的问题：学什么？向谁学？毫无疑问，当地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试图了解社区的文化观念，倾听他们的讲述，体会他们的需求，并反观自身。与此同时，不得不思考：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否扰乱甚至盗用了地方生活？
项目式学习的关键是提出问题，规划方案，解决问题，评价并反思。尊重传统文化，确立地方主体，在共同的实践中学习，促成对地方及外部世界的重新认识，用具体的任务使学习的过程、结果，可以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这样的学习因此能够成为一种良善、持续的社会工作方法。
学习的出发点在“问”与“知”，落脚在“思”与“行”。能够“行”，才算具有扎根于地方、扎根于生活的能力[3]。完成项目式任务并不是学习的终结。具有“行”的能力之后，更值得期待的是各方共享、共创的知识和经验得到内生力量推动而不间断实践，相互验证、改进，使学习进一步在行动与反思的循环中发生。
这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习得过程。因此，它形塑学习的社群, 搭建新型合作形式和社会关系网络，实现知识和经验的见证、运用、传播等共同生产。
在特定的公共场域中，个人、人群不再是隔离的孤独存在。我们走到一起，不再限于彼此观看，而是投入身体和思想，投入注意力、感知力和热情，以交流、合作一起创造超越自我的力量，激起一系列联合行动。
攀岩者上方可见岩蜂巢穴，黑色痕迹或许就是傈僳人烟熏火燎采岩蜂所致 图源：网络
Michael Dobie在黎明的岩壁上探索 Garrett Bradley摄
攀岩：文化激荡或擦肩而过
老君山黎明富有被国际国内攀岩运动者追捧的Indian Creek式岩壁。从2010年首批线路开始，Mike Dobie、Cedar Wright等先后在这里开创了超过200条难度级别在5.13-5.5的线路。有一处为中国最大的运动攀岩墙，Mike Dobie将其命名为El Dorado（西班牙传说里的黄金之城），有人猜测它也可能是亚洲最大的攀岩墙。
盛名卓著的攀登基地，却与当地人的生活没有多少联系。在时尚的运动中，地方不见了。对多数村民而言，就是一群外国人，住在这里很长时间，经常攀爬，然后有公司经营，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此而已。
当地傈僳人采岩蜂的古老技艺，被严重忽视了。
这种展现在悬崖峭壁、高大树木上的绝活，以“蜂氏族”（Beit Pat）最厉害。
傈僳人各氏族多以动植物、自然现象为作为称谓，有虎、熊、蜂、鱼、猴、羊、雀、猪、鸡、耗、木、荞、麻、犁、霜、火等。黎明傈僳人认为，蜂、鱼是附近各氏族中的老大，敬称为“阿底布”（A Di Bu）。由此，我们可粗略判断出傈僳人在森林中的原初生活方式。而蜂氏家族里，又有蜜、糖、叮（因蜂蛰而名）等姓。糖、叮后转化为唐、丁。
蜂氏族祖祖辈辈养蜂。他们的眼中，蜂类有土蜂、岩蜂、马蜂、黄蜂、葫芦蜂、土甲蜂、赤眼蜂等多个品种，彼此之间也有相亲相杀的故事。
傈僳人寻找野蜂，方法奇妙。
捉上一两只蚱蜢、蜻蜓等昆虫，或割一小块肉，固定在细棍上当作诱饵。
预备一根长头发，一端打上活结，另一端拴上白色的火草绒毛或鸡毛等分量很轻的白色标志物，用来引导追踪。
拿着绑有诱饵的细棍在林间舞动，引来野蜂啃食。
瞅准时机，将头发丝套在蜂腰上。
野蜂将诱饵啃成接近花生米大小的肉团后，将其抱起往蜂巢飞。
捕蜂人跟着一路撒腿奔，或攀上岩石、大树张望。
由于吃饱了一餐，带上了食物，野蜂的灵敏度和飞行速度都慢了很多。
捕蜂人跟着标志物追啊追，看落在什么地方，就能找到蜂窝的准确位置。
火烟熏烧，驱赶保卫者，迅速用一块布包裹住蜂窝，然后用刀割下。
蜂窝取回，系在房前屋后。从此，野蜂变家蜂。
采岩蜂是这样的流程：
仔细观察，看中了高高崖壁上的蜂巢。用那宝贵的铁钎和铁锤，在崖壁上一点点凿出一个个洞眼。
“我们傈僳人可能是最早发明膨胀螺丝的人”，黎明乡文化站站长李文林说，“就当是个玩笑。但傈僳人想到的办法确实有这样的效果。洞眼外小里大，先钉进短木塞，再用楔子加固，最后是木桩。任你使多大劲都拔不出来。”
就这样，极耐心地花上半个月，一个月，甚至两三个月。期间再准备好麻绳，甚至好几天住在山洞里的伙食。慢慢地，采蜂人一点点接近蜂巢，终于能够收获蜂蜜、蜂蛹和蜂蜡。
岩上、树上坠落的采蜂人不少，被野蜂蜇死蜇伤的也不少，也有傈僳人神奇的药物治疗获救的地方传奇。
这技艺真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傈僳人对大自然充满敬意而尽可能少量的索取，乃至以身体以心灵回报。可惜，我们拜服于现代文明，常常忘了这饱含生命意义的传统存在—— “自然人”，及其自然方式。如果我们尝试去进一步分析，找野蜂、采岩蜂，将会呈现出傈僳人所建立的一套地方文化符号、功能和意义体系，它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多种元素：
景观、山水、动植物，森林与家屋、社区、族群，男与女的身份、分工与协作，劳作与休闲，交换与分享、馈赠……
注释：
①诺玛底（Lo Ma Di），红石街的当地傈僳地名。“诺”即山谷，“诺玛底”本意为“山谷的母地”，或“巨谷始祖”。
参考文献：
[1]何晓瑞. 云南历史上梅花鹿、犀牛和赤颈鹤的分布及其绝迹原因的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4,16(3): 295-298.
[2]W J T 米切尔. 神圣的风景：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美国荒野[A]//[美]W J T 米切尔编，杨丽、万信琼译. 风景与权力[C].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73, 285.
[3]叶圣陶.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744.
致谢：
社区调查得到了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From Our Eyes）、梦南舍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心（MNSC）、丽江健康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H&E），黎明、黎光、喇嘛寺村民的协作与支持。
《海拔2170米：在太阳的故乡（下）》请见今日二条！
《山河影：金沙江中下游环境记忆》系列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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