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逝，不禁感慨岁月无情，看着自己垂垂老矣的身体，还有日益昏聩的脑子，时常想起早年间经历或者听闻的往事，说给现在的孩子们听，就像听天书，这些遥远而又真实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当下的时代又是当下孩子们年轻的时候，到了若干年后，会不会又时过境迁，变了光景，谁也说不来，谁也料不到……
说点建国后的事，和当下的时代是真的不一样！
这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年代，这是一个一睁开眼就要用钱的时代，所有的人和事都在围绕金钱在转圈，有钱人享受到一切最好的物质，最多的赞美，最多的向往，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疗……
但是，如果我说在六七十年前，一切颠倒过来了，有钱就是罪恶，有钱就会被批斗，有钱就要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甚至会随时随地没命，不敢想象吧，现在就说说那个年代的事情……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为造成声势，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由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便号召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检举，控诉其剥削罪行。
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
“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
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就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1952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２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３月11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５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４％；完全违法户约占１％。
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
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业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都要采取隔离审查。
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时，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从此走上“幸福之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H硫酸、饮T药、T楼、投江、上D等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病的高潮。
重点的是，还要补交年度的所得税。
有很多做生意的夫妇同时殉情，也是因为交不清欠税。
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即使倾家荡产也交不起“欠税”。
在那几个月里，老百姓每天饭前茶后谈论的都是资本家“想不开”的事。
冠生园品牌很多人都听过，起源于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几十年的老店，老板是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的最终还是想不开了
还有一个做丝绸生意的老板，知道自己也躲不过去，在上海国际饭店吃了最后一餐，然后上了二十四层高的屋顶花园……
那段时间，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高空坠物”。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
“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而不肯坦白？！”
当时，陈毅经常询问：
“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
短短几个月，“物以类聚”、有着共同喜好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上千人，几个火葬场可谓“生意兴隆”，整个上海滩进入了另外一番场景。
这时，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增派士兵巡逻；黄浦江口岸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禁行人走近江边。
“五反”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就取得了全胜。
过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成了“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家”，这些过去让人羡慕的称谓，全部成了代名词，遭人唾弃。资本家的地位也变得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
表面看，“五反”已经结束，但实际改造的步伐并未停止。
1954年9月2日，政务院 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
有个上海的大哥说，他爷爷1956年公私合营入股，股金是人民币2000元，股息按年息5厘计算，每季度发放一次。从1956年开始领取至1966年第三季度结束，10年时间，2000元的股本拿回了1200元。
1966年9月，国家停止发放定息，公私合营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为什么只领到1966年？
为什么“资本家”们会积极要求合营？
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搞了三反五反，把全体私营企业主分成了完全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弄得人人自危。
搞到一半就没搞了，一个是因为殉情的人太多，一个是全国经济滑坡，正常的生产和经营都没法进行了。
“三五”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俯首听命，纷纷“坦白”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
上海在“五反”中，四个月想不开的企业主及家属就达到了876人。
如果积极拥护合营，有可能被认为是向党靠拢，追求进步；如果消极对待，就很容易被认为是拒绝改造；如果是抵触甚至反对，则会被定性为落后、反动。
1953年起，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食油、棉布等都进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俗称统购统销）。
到了1956年，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无论大小、盈亏，一律改造，这就有人欢喜有人愁了。
欢喜的人可能觉得原来的经营太难了，年年亏损，还不如合营了拿点股息。愁的人觉得自己经营了那么多年一下子都不是了，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着老婆痛哭，上海永安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个情况。
1956年2月3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讲：
“从积极的方面说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一亿九千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一亿九千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这笔钱如不好好利用，就很可惜。……把财产‘共’过来，是要更好为国家服务，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广东地方工业少，广州是商业城市，共产过来，就要发展生产，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城市。”
永安百货的老板郭琳爽在公私合营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总经理，后来还曾担任过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等。
“十年”开始，仍因资本家身份遭到批斗，1974年因心脏病发作病逝。
1966年，永安百货改称“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1969年再度更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商店”，1988年，永安第三度改名，改为“华联商厦”。
当年，那种一窝蜂式的公私合营，后来B露出许多弊端。
建国后，民生公司正进入公私合营高潮。一个多月前，公方、私方代表八人组成了民生公司民主改革委员会。
早在1950年七八月间，中央交通部与卢作孚就签订了公私合营的过渡办法和协议书。
合营是卢作孚自己提出的。这本该是一个欢天喜地的故事。后来有一篇高亢激扬的追忆文章说，民生公司是要为“全国实行公私合营提供榜样和经验”的，卢“十分愉快地合作，并接受领导”。
但卢的意外，在这篇大叙事中只一句话轻描而过——“不料他于这年2月8日不幸去世”。
事实上，这家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船运企业正处狂风暴雨之中。
先是代总经理被扣押，军代表入驻公司，筹备中的海员工会在气势上压过了资本方，并开始撤换人事部门经理和干部。卢作孚的人事大权被架空。
在公股代表占据领导地位后，他们和工会一起，主导了民生公司“阶段斗争”的话语权，并付诸行动。
邓华益等数位公司高管被扫地出门，就连卢作孚的得力干将之一、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也在镇反中被公开枪决。
1951年1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认为民生公司没有好好改革，已经不愿再给公司贷款。
12月，又让卢作孚担任公司民主改革委员会主任。
1952年2月初，民生公司又一艘船出事。
6日，卢作孚在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做检讨，声泪俱下。
8日，卢作孚参加公司三反动员大会，被服务员举报招待公股代表。
1952年2月8日晚，近代“中国船王”、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卢作孚服用安眠药自杀。
像北京瑞蚨祥布店，东来顺涮羊肉等等企业，采用国营的方式，经营效率不高，产品质量不硬，服务态度不好。
陈云在北京市宣告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之后的一次国务会议上说：
“北京有个‘东来顺’涮羊肉很有名，现在不好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它原先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是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呢？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五十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又如北京‘全聚德’用的鸭子，原来从小喂起，大概要喂一百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给它劳改农场养的老鸭子，烤的鸭子就不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