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错在了哪

撰文 | 伍丽青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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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让中国观众们认识了瑞士研发的一种抗癌药物“格列宁”（它现实的名字叫做格列卫，一字之差）。

在影片中，这种药物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唯一救命良药，然而，它近4万元一瓶的价格却让想要活命的患者吃掉了房子、吃得倾家荡产。

《我不是药神》对天价药的刻画是十分生动准确的。2015年1月，人民网的跨国调研发现，格列卫在中国大陆的零售价格最高，不仅高于原产国，也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价格甚至是邻国韩国的两倍。

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价格的差异，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格列卫在大陆离奇的价格，却很难用运输成本、供求关系来解释。

2017年，一盒格列卫售价两万四千元，仅能吃一个月，让很多患者的经济状况瞬间陷入了窘境 / 视觉中国

作为全球最大的药品市场之一，以我们庞大的人口和患者基数，对于进口药物其实本该有更强的议价权才是。

那么，为什么进口药在我们这个购买力不怎么样的发展中国家，却走到了如今天价的地步？《我不是药神》将天价药的问题全推给“无良药企”背锅，可这真的是事实吗？

进口药的中国成本

在中国，进口药物的注册审批流程困难重重，有实力拿到进口许可证的，基本上是全球知名的巨头医药公司。

我们都知道，医药巨头公司出现在电影电视里的时候，形象基本不会太好，不是病毒泄露的源头就是幕后大坏蛋。

《我不是药神》里面，也不能免俗地勾画了一个不近人情、利欲熏心的格列宁高层人员。

然而，这种对药企“贪婪”的负面刻画，并不符合事实。

中国的进口药，基本上都是“原研”品种，来自原创研发、最早拥有专利的公司。它们的价格昂贵，首先有着最理所当然的原因：这些公司在研发药物的时候投入了巨量的资金，之后当然要从市场讨回成本。

2015年11月12日，美国纽约，志愿者在辉瑞制药总部外堆砌起假币墙，抗议其以高价药品赚取巨额利润 / 视觉中国

2014年，美国塔夫茨大学药物发展研究中心（Tufts CSDD）的报告显示，如今，开发一种新的处方药，平均成本已经达到了26亿美元。

这些数据来自10家大型医药公司，药物的研究时间往往在10年以上；当药物通过审批后，还需要后续的3.12亿美元来研究剂量强度、配方和新的适应症等，也就是说，总成本会达到29亿美元以上。

瑞士的诺华公司从1988年便开始研究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靶向药物。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花费数十亿美元，格列卫横空出世，在2001年5月通过了美国药监局的审查。

做药企，又不是做慈善。药物的专利期一般是20年左右，但从拿到专利到药物上市还有一段延迟，因此，真的能让医药公司拿着专利独霸天下的时间只有十几年，如果不想血本无归，就要在这十几年的专利保护期内，抓紧把巨额的研发成本赚回来。

一款新药的目标受众可能全球也只有几百万人，如果是罕见的病，那么患者将会更少，这些研发成本分摊下来，价格昂贵是无可奈何的事。大多数人都能理解这个事实。如果遏制药企追逐利润的动机，患者根本就见不到这些药的问世。

2017年11月，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名研究人员在测试一种抗癌新药，几乎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药未来在中国的价格会比美国高 / 视觉中国

但是，进口原研药成本高，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它们卖得要比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还要贵。

在中国，一盒格列卫价格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事实上，我们能够买到的进口药，还有第二份中国专属的研发成本。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口药物即使已经在国外安全上市了多年，但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必须重新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是一个烧钱的事，需要收集大量临床数据，动辄耗时三五年。

根据2012年北京大陆药业公司披露的数据，在中国进行三期临床试验的成本大约是300-700万美元，而在多数国家，进口药物是不需要重新进行临床实验的。

2009年8月，美国卫生部开始进行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临床试验，然而这种疫苗若想进入中国市场，还得在中国进行额外的三期临床试验 / 视觉中国

不少国家为了节约成本、缩短研发时间，直接将美国药监局批准的药拿来就用，而中国并不承认美国药监局的数据。

另外，早在1990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就牵头成立了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旨在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标准，从而共享数据、降低药物研发的成本。

而这个组织，中国药监局去年才加入，想要达到规范技术标准、节约研发成本的效果，还有至少5-10年的时间要努力。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十年来，全球15家最大的跨国医药集团需要持续在中国投入庞大的科研支出，每年的增幅就达22.5%。

这些多出来的科研投入、行政支出，势必最终要病床上的中国患者来买单。

层层加价

药物研发、审批完毕，钱花了一大堆，但离在临床上与病人相遇，还有漫长的道路。

2013年人民日报的调查报道发现，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在大陆要卖24500元，而香港药房的最低报价约合人民币14800元，一江之隔，每盒药价格相差近一万元。



2017年9月29日，郑州，一位不惑之年的父亲因为负担不起儿子的药费失声痛哭 / 视觉中国

同年9月7日，在北大卫生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解释了为什么大陆80%的进口原研药价格会高于香港：

“香港没有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没有15%的医院加价，流转费用也不会达到20%多。”

一直以来，大陆对绝大部分进口药物收取5%左右的关税。今年4月23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5月1日起，28种进口药实行零关税政策。

《我不是药神》的结尾字幕，也十分骄傲地向观众宣布这则好消息。

然而，零关税政策远远谈不上是圆满的结局。5%的免税政策，对于那些挣扎在生存和贫困里的患者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因为进口药来到中国，可不止征收这一份税。

根据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2017年公布的数据，多数受调查的欧洲国家都对药品实行了免收或少收增值税的政策。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药物增值税为0%，而中国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一分不少，和普通商品一样都是17%。

2012年12月1日，北京试点取消药品加成后一名患者在取药，但“零加成”政策对于许多进入自费药房的进口药来说并不适用 / 视觉中国

去年7月1日，全国开始实行药物零加成政策，取消了几十年来医院约定俗成的15%药物加价。但这个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医院采购的国产药物，而非进口药。

许多进口药已经进入医院内部的自费药房，而自费药房不受“零加成政策”约束，可以保持15%的加价。

也就是说，进口药将更显著地成为医疗机构的盈利产品，加上它又不被纳入医院的“药占比（药费占总医疗费用的比值）”考核体系，医生更偏好为病人开具进口药的处方。因此，在药物零加成政策施行后，进口药的市场占比甚至出现了逆势增长的趋势。

以上还都是透明的合法加价，从出厂到抵达患者手中，药物的流通，还需要巨大的灰色成本。2012年8月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披露，辉瑞制药公司在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里，向当地部门及医生等人员行贿。最终辉瑞向美国缴纳了6016万美元罚金。

无独有偶，辉瑞后，英国葛兰素史克、法国赛诺菲也相继在中国爆出了行贿丑闻。





2018年2月21日，希腊雅典，希腊议会就调查诺华贿赂丑闻展开讨论，跨国药企的行贿事件屡见不鲜 / 视觉中国

2013年，英国葛兰素史克被立案侦查的高管梁宏估计，药企运营在药价中所占的比重高达20%到30%，至于“上下打点”的成本占到多少，虽然没有精确数字，但占比非常之大。

“注册方面要和药监总局打交道，药价上要和国家发改委打交道，进医保要和劳社部打交道，进医院要和各地招标办以及医院的院长、药剂科主任打交道。”2014年9月湖南，葛兰素史克贿赂案宣判，这家企业收到了30亿元人民币的创纪录罚单。

进口药的超国民待遇

在《我不是药神》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大量绝望又愤怒的病人集结在格列宁中国公司的门口，向高层抗议药价过高。而高层则不慌不忙地回复说，定价是合理合法的。

2015年5月7日，湖南常德一名女教师在出租屋内给身患白血病的儿子洗澡，巨额的医药费令她濒临绝境 / 视觉中国

要想知道进口药为什么会这么贵，我们必须明白进口药的价格是怎么样定的、上面说到的巨额成本，是怎么分摊到患者头上的。

2000年，国家发改委颁布了《药品政府定价办法》，规定“原研药”可以给予单独定价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国产药物通常有政府指导价，但是进口药中占大多数的“原研药”的价格，是由医药公司自己定的。

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原研药可以自主定价，这是全球通行的规矩。然而，在中国，这个单独定价权还有一个优越之处：

即使原研药20年的专利保护期过了，医药公司依然可以享受单独定价的优惠政策，不需要遵循政府的指导定价。

这就是业内光被人诟病的进口药的所谓“超国民待遇”。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患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反倒更像是刀板上的鱼肉、待宰的羔羊。这时候，无论哪个国家，一般政府都会出面适当管制药品价格，防止医药公司将患者当成勒索对象。

拥有“超国民待遇”的进口药，在医生的处方和患者的桌上依旧有着绝对优势，但又有谁知道它压垮了多少家庭 / 视觉中国

专利权过期之后，国产品种和进口品种的地位本该相同，都应该服从政府的价格管制。然而，在这个环节，政府却对进口医药公司保持了纵容的态度。国产品种会被拼命压价，而进口药则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开出高价钱。

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专利期过了之后，原研药会失去原先的特权，导致价格的大幅下降。

而且在中国，进口原研药有着“凭本事卖的药，凭什么降价”的底气。它们在药效、药品采购招标、药品的使用各个环节都有优势或能得到优待，同时缺乏竞争对手，不需要靠降价就可以占据市场，那它们当然不用考虑降价。

2013年后，陆续出现了几家仿制格列卫的国内厂家，但业内观点认为，国产的仿制药药效并不乐观，有些甚至是安全的无效药。涉及仿制药安全和有效性的审评标准过低，因此，仿制药很难对进口原研药带来价格冲击。



《我不是药神》中徐峥扮演的“药贩子”走私的低价印度“格列宁”就是没有专利权的仿制药 / 视觉中国

而在各地卫生系统药品的统一招标规程上，有时候会对进口药进行单独招标，有时候会要求中标药品中必须有一种国产药和一种进口药。这样，进口药就无需为了中标而压低价格。

另外，在药品的使用上，大部分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执行了《处方管理规定》中的“一品两规”，也就是说，同一种药物，只使用两个厂家的产品。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就会变成一个国产品种和一个进口品种。国内的药厂有6000多个，竞争激烈，而进口药物缺乏竞争，等于保证了自己的销路。

在进口原研药保持高价格的同时，有不少国产药由于指导定价太低而消亡。最典型的例子便是2013年的他巴唑事件：这种治疗甲亢的基础用药，一瓶100片，可以吃一两个月，定价只要1.8元。听起来很好，但极端的价格压缩，导致没有利润甚至亏本，于是企业放弃生产、医院不愿开药。

结果，国产他巴唑四处断货无处可寻，病人只能去买贵30多倍的进口他巴唑。

2011年8月，福州协和医院，一名家长提着白血病患儿的药瓶，在高昂的药费下他们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 / 视觉中国

2010年，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发现，全国共存在284种廉价药物的短缺现象，这些多数是医疗机构大量使用的常用药，比如西地兰注射液、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等，如果供应不上，患者只能选择进口药替代。

无论是考虑剧情还是尺度问题，《我不是药神》只给大家指了一个人人可以骂的简易靶子——药企，于是，大家都忙着讨论药物的专利权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作恶；但或许，在天价进口药层层加价的诞生过程里，与那些吸血的中间人、监管漏洞及违法行径相比，专利权是最清白无瑕的一个环节了。

参考文献

[1] 《关于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的公告》（国家药监总局2015年第53号公告）

[2] 郑成香, 等. 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及对策. 卫生经济研究. 2002年02期

[3] 武洁. 进口抗癌药何以成天价？企业家日报. 2015年1月19日

[4] 范沛浩. 成都市15家药店进口(合资)药与国产药价格调查. 泰山医学院学报. 2016年第37卷5期

[5] 曾红颖. 当前我国药品价格调控中的问题、成因与对策. 中国经贸导刊. 2014年6月上

[6] 孔祥金, 等. 试论药价虚高的形成基础. 中国药房. 2011年12期

[7] 内地进口药为何贵过香港？中华工商时报. 2013-09-16

[8] 5月1日起28种进口药 实行零关税. 证券日报. 2018-04-24

[9] 岱岳，江滨，韩晟，等.我国短缺药品现状调查分析.中国药房，2010，21(9)：785

[10] 赵磊, 等. 中国式缺药：消亡的他巴唑. 中国经济周刊. 2013年28期

[11] 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被罚30亿元 数名被告被判刑. 新华网. 2014-09-19 

[12] 调查：为何中国进口抗癌药格列卫成“天价”？人民网. 2015年01月12日

[13] Researcher Behind the Drug Gleevec.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 2009

[14] Jerry Avorn. The $2.6 Billion Pill — Methodologic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N Engl J Med 2015; 372:1877-1879

[15] Chloe Liu. BIO 2012: Development cost comparison, China vs. US. Nature Biotechnology. 2012 July 02

[16] Naren P. Tallapragada. Off-patent drugs at brand-name prices: a puzzle for policymakers. Journal of Law and the Biosciences, Volume 3, Issue 1, 1 April 2016, Pages 238–247

[17] Value Added Tax (VAT) rate on prescription-only drugs in Europe in 2017, by country. EFPIA

自2001年获批问世以来，格列卫（Gleevec，imatinib）在慢性白血病的治疗上取得了傲人的成绩，被誉为是人类抗癌史上的一大突破。而在最近，随着一部电影的上映，格列卫这个名字，又再次成为了公众热议的话题。

癌症与染色体

让我们先把时钟拨回到100年前。当时的科学家们对癌症知之甚少，主流学界也简单地把癌症归因于病毒感染或是环境因素。但一名叫做西奥多·勃法瑞（Theodor Boveri）的科学家却不这么看。在动物实验中，一些生理学家发现有丝分裂的异常，会让海胆出现类似于癌症发作的现象。基于这些观察，西奥多也提出了几个假设：

• 肿瘤细胞的遗传物质也许不稳定
• 肿瘤可能是从单个癌细胞发育而来
• 染色体异常使肿瘤细胞的生长失控
• 导致肿瘤的遗传变化发生在比染色体更小的尺度上，所以我们无法通过显微镜观察

▲西奥多的假设极富前瞻性（图片来源：See page for autho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以目前对癌症的理解，我们不难发现，西奥多百年前的假设竟如此富有前瞻性。但他的灵光一闪实在太过超前了——限于科研能力的局限，直到1921年，科学家们还相信人类的基因组里有48条染色体。可以想象，西奥多那不合时宜的天才想法，注定无法得到时代的验证与认可。

几十年后，随着细胞遗传学的兴起，科学家们方才意识到，染色体也许和疾病也有着关联：他们发现，罹患唐氏综合症的患者有3条21号染色体，而特纳氏综合症的患者，其X染色体会出现部分或完全的缺失。这些病例清楚地证明染色体异常会导致疾病，那癌症是否也是染色体异常的后果呢？

起初，科学家们并没有达成共识。以白血病为例，一些肿瘤学家只是粗略地对它们进行了分析，然后宣布未能找到任何特殊的染色体异常。在1960年，当时一位著名的学者更是在大量分析后断言，在绝大部分的人类肿瘤细胞中，染色体都是正常的。

然而，同年刊登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却给癌症研究领域带来了一场地震。

▲短短三段文字，永远改变了人类对白血病的认识（图片来源：CMLeukemia）

费城染色体

1956年，一名叫做彼得·诺维尔（Peter Nowell）的年轻人从海军退役，回到了故乡费城。在那里，他加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病理系，主攻白血病和淋巴瘤的研究。

▲费城染色体的发现者之一彼得·诺维尔教授（图片来源：宾夕法尼亚大学纪念网站）

彼得也想探明染色体与血液癌症之间的关系。和当时的许多研究人员不同，他决定用一种新颖的染色技术标记染色体，好更清楚地看清它们的结构——细胞先在玻璃片上生长到一定阶段，再被泡在水中涨裂。随后，渗入细胞的姬姆萨染液（Giemsa Staining）能使染色体从细胞中显现出来。

“当时我对染色体一窍不通，”彼得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回答为何要观察染色体：“我只是觉得不该把它们弃之一旁。”

人类历史的进程，总会在不经意下得到推动。彼得的好奇心很快带来了收获。没过多久，他与研究生一起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患者的癌细胞中，第22号染色体明显要更短。

▲一些白血病患者的第22号染色体要明显更短（图片来源：《自然》）

研究人员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染色体异常，或许就是此类慢性白血病的潜在病因。后续研究中，研究人员们进一步观察了7名白血病患者的染色体，每一名都带有短小的22号染色体。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彼得和他的同事们接连发表多篇论文，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发现。

“每一个典型的病例，每一个细胞都带有这个变异，”彼得说道：“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两点。首先，这个遗传变异对这一类型的癌症发作至关重要；其次，这些肿瘤确实是从发生变异的单个细胞生长而来。”

整个癌症研究领域为之震动！为了表彰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出的这一重要发现，患者体内异常的22号染色体也被命名为“费城染色体”。2016年的圣诞节次日，88岁的彼得迎来了生命的终点。在费城近郊出生，也在费城近郊辞世。因为彼得，那座离他只有几十英里的城，永远在人类的抗癌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寻找致癌的原因

费城染色体的发现是白血病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却不是终点。相反，它连新药研发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都算不上。光靠染色体异常这一现象，我们依然不知道背后的致病机理。如果我们连疾病的根源都没搞清，又要如何去治疗它呢？

1973年，芝加哥大学的珍妮特·罗利（Janet Rowley）教授在彼得的发现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层。她的团队发现，费城染色体之所以短，是因为发生了染色体的易位——人类的9号染色体与22号染色体发生了一部分的交换，让22号染色体短上那么一截。她敏锐地指出，这个特殊的易位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致癌机理。

▲费城染色体的致癌原因（图片来源：By Aryn89 [CC BY-SA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from Wikimedia Commons）

为了找到这个致癌机理，我们又等待了10年的时间。1983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与Erasmus大学的学者们发现，由于两条染色体之间发生的交错易位，9号染色体上的Abl基因，恰好与22号染色体上的BCR基因连到了一块，产生了一条BCR-Abl融合基因。这条融合基因编码了一种奇特的酪氨酸激酶。对常规酪氨酸激酶而言，它们的活性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不会突然失控；但BCR-Abl蛋白则不同。它不受其他分子的控制，一直处于活跃状态。这就好像是细胞锁死了油门，导致不受控的细胞分裂，引起癌症。

当研究人员们将融合基因导入小鼠的体内后，小鼠果然出现了致命的白血病症状。这个发现也最终证实，BCR与Abl两条基因的融合，是此类白血病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发现距离彼得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直到这一刻，人类才从未知的领域中探索到了足够多的新知，准备迎接新药研发的挑战。

新药研发的漫漫长路

在上世纪80年代末，Ciba‑Geigy公司（现属于诺华集团）的科学家们启动了一系列寻找蛋白激酶抑制剂的项目。在一个针对蛋白激酶C（PKC）的项目中，研究人员们发现一种2-苯氨基嘧啶（2-phenylamino-pyrimidine）的衍生物展现出了成药的潜力，能同时抑制丝氨酸/苏氨酸激酶与酪氨酸激酶。尽管这种衍生物的特异性较差，无法直接用于治疗，但它却为新药研发人员们提供了一个研发的起点。

在这个化合物的基础上，研究人员们做了一系列的合成尝试，不断优化这一分子的特性：在嘧啶的3号位上添加的吡啶基团能增加其在细胞内的活性；苯环上添加的苯甲酰胺基团能增强对酪氨酸激酶的抑制能力；苯胺基苯环6号位的修饰进一步增强了对酪氨酸激酶的抑制；N-甲基哌嗪的侧链添加则极大地改善了这个分子的溶解度，使得口服用药成为可能。

▲新药研发绝非一步登天，其中离不开各种设计与优化（图片来源：《Blood》）

经过一系列的设计与修饰，这款分子彰显出了极高的特异性抑制能力。只要细胞表达BCR-Abl蛋白，其生长就会被这款分子抑制。研究人员相信是时候将它推进到下一阶段了。这款分子的代号是CGP57148B，后来有了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伊马替尼（imatinib）。

在小鼠实验中，研究人员们进一步优化了这款分子的疗程和剂量。这些小鼠接受了为期11天的治疗，每天使用3次药物。无论是腹腔给药（每公斤体重使用50mg），还是口服给药（每公斤体重使用160mg），在治疗的48个小时后，癌症都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在治疗后的第八天，所有经过治疗的小鼠，症状都消失了。有三分之二（8/12）的小鼠在接下来的200天里，都没有出现疾病复发。这些积极数据，也终于将伊马替尼带到了人体试验的门前。

奇迹般的药物

1998年6月，伊马替尼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它终于进入了人体试验阶段。在这项1期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们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最大耐受剂量，探索这款药物的安全性。研究招募了一群经过治疗，但病情依旧严重的患者，并让他们接受每日伊马替尼的口服疗法。研究表明该药物不但耐受良好，而且有着堪称奇迹般的疗效：接受300mg剂量的54名患者中，有53名出现了血液学上的完全缓解（complete hematologic responses ，CHR）。

这一可喜的结果，迅速将伊马替尼带往了2期临床试验。1999年启动的2期临床试验再次验证了1期试验中观察到的积极疗效。更为可喜的是，这些疗效看来相当持久：在治疗的一年半后，患者的无进展生存率依然达到了89.2%。基于其出色的治疗效果，美国FDA在2期临床试验后，就加速批准这款新药问世，治疗慢性骨髓性白血病。而这款药物的产品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格列卫。

▲3期临床中，格列卫的效果完胜标准疗法（图片来源：《Blood》）

获批之后，研究人员们完成了3期临床试验的工作。相比标准疗法，它在所有指标上都彰显出了显著的疗效。在格列卫诞生前，只有30%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患者能在确诊后活过5年。格列卫将这一数字从30%提高到了89%，且在5年后，依旧有98%的患者取得了血液学上的完全缓解。为此，它也被列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标准清单，被认为是医疗系统中“最为有效、最为安全，满足最重大需求”的基本药物之一。

后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格列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这不仅因为它不可思议的疗效，还因为它的成功难以复制。与其他癌症不同，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有着单一的病因。因此，仅仅是一款靶向药物，就能起到极好的效果。但即便如此，从费城染色体的发现，到美国FDA的加速批准，中间依旧间隔了41年。新药研发之不易，由此也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格列卫的研发故事是科学转化的极佳案例，也掀开了靶向治疗癌症的新篇章。在抗癌创新疗法层出不穷的当下，我们也不应忘记，正是这些钻研基础科学的生物学家，以及推动新药问世的研发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才让拯救生命的创新药物成为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参考资料：

[1] Gleevec: the Breakthrough in Cancer Treatment

[2] The development of imatinib as a therapeutic agent for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3] Discovery of the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a personal perspective

[4] Peter Nowell, who has died at 88, revolutionized cancer research — by accident

[5] Peter Nowell – PennCurrent

本文来源：药明康德，浪潮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