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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书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著作，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为广大普通读者所撰写的。为什么推荐大家来读《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通俗性。这本书不是一本板着面孔说大道理的著作。
第二，这本书的脉络很清晰，全书按时间和历史线索为主，重点专题穿插为辅的方式来展开的。
第三，这本书的写作隐藏了两条主线，一条是改革主线，就是中国经济是沿着一个什么思路，按照什么方式在推进改革，当然也包括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阻力；第二条主线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主线，从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来看，资本和效率的提升在经济发展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当前经济发展放缓的原因是什么。
最后，这本书有强烈的时代性。虽然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历，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位老人对于当下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心与叩问。
本书讲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第一，在改革的认知上，中国有一个从“完善计划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性转变。一开始国内有一种主流思路，认为我们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因为计划经济不行，而是因为没有充分把计划经济的长处发挥出来，改革应该要像当时的东欧国家学习，搞“市场社会主义”，从完善计划经济的手段入手，比如通过模拟市场的拍卖，并且引入计算机等手段，制定出切合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更完善的计划，由此实现按比例高速发展。改革初期，通过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强化激励机制等，我们试图走一条完善计划经济的改革道路。但是，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加上东欧国家走这条改革道路在80年代也普遍陷入困境之中。这都迫使当时中国的决策者和理论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但是，这种“包含受管制市场的计划经济”模式，后来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式，在中国的改革中反复出现，潜在地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进程。
第二，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战略实施上有一个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推进”的转变。所谓的增量改革，就是在不触动既有的计划体制的前提下，允许市场机制在计划外成长起来。比如，通过实施生产和定价的双轨制，在确保国有企业完成计划任务的同时，可以以议价的方式进行市场轨道的生产。由此，在以行政权力主导的计划体制继续维持运转的同时，更加面向市场需求，以反映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一系列市场机制就得以逐步建立，从而在计划经济外长出一块新的具有更高效率的民营经济部门。
第三，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来支撑体制外市场机制的运转。包括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建立“财政分灶吃饭”体制、采取生产和定价的双轨制，以及在部分地区搞经济特区的“小气候”。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以后，中央再以决议的方式明确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要建立的市场经济进行了整体设计，并按照“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式，分别从财税、金融、外贸和社保等方面来加以落实。这种增量改革模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改革阻力，从而以“有人变得更好但没有人变得更坏”的帕累托改进的方式，顺利地引入民营部门和市场机制。
这本书还讨论了经济改革的一系列核心举措。首先是对内的改革，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所有制改革包括两部分内容，允许民营企业自下而上成长起来这个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但是，在把国有企业改制为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市场化主体方面却成效有限。设立国资委以后，一方面，对公司制国有企业从建立董事会入手，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工作未能充分落实；另一方面，通过强调掌握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基础和关键技术部门，在国有经济布局上实现“国进民退”，强化了国有部门的控制力，导致像电信、能源、银行等部门长期被国有企业所把持，难以引入民营企业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
中国经济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逐步走向全面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对外开放不但促进了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接轨，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化程度，也鼓励了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为了有效地推进这一战略，90年代中期中国实施汇率制度改革，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扩大出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积极争取并于2001年加入WTO，不但减少了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阻力和障碍，而且，开放本土市场推动了外商投资企业加快进入中国，有利于中国企业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发挥后发优势。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各级政府运用行政机制，大力实施鼓励出口的各类产业政策，譬如，通过低价用地、财政贴息、财政补助、出口退税等方式实现产业发展和出口增长，被认为可能带来不公平竞争，导致与部分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
针对中国经济的风险和缺陷，吴敬琏老师提醒我们，在世纪之交，效率提升的局面有所改变。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各级政府强化了土地出让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形成了所谓的“土地财政”，利用这部分收入大搞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并且强调发展可带来更多增值税的重化工业，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出现明显下滑，又呈现出原来计划经济时代过度依靠投资，而不是效率改进的经济增长特征，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在本书的不少章节，吴敬琏老师反复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始终存在“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的观念之争，这个争论极大地影响了改革政策制定和改革措施的实施。改革至今，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微观干预的行政权力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这不但带来了前面所讲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摩擦和对内宏观经济的增长下滑，更加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政府主导型体制引起了社会腐败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
普遍性腐败，以及利用行政手段设立市场进入障碍形成行政性垄断，这两者又导致中国经济的初次收入分配就存在严重不公。腐败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毒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要去强化行政权力，而是要形成从源头上进行反腐败的机制，即建立法治、限制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的不恰当干预。否则，用行政手段来反腐败，却不去解决腐败形成的源头问题，导致越反越腐、反腐没有尽头的局面，最终只会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吴敬琏老师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发出了他的大声疾呼，中国最终要完成改革，建立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就必须要有政治改革和法治建设的配套，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有之义，也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吴老师特别指出，如果不能建立政府行政权力必须受到法治约束的体制，那么，中国就极可能滑向列宁所讲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体制不但会强化当前中国经济当中的各种问题，甚至可能葬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而要避免这个局面的出现，吴敬琏老师指出，我们必须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来，进一步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包括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由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实施市场进入负面清单制度，等等。只有推动全面改革落地生根，坚决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总体规划，才能开辟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