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无聊的新闻献词了，也不要再找我讨论。
看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弗里德曼写的《给年轻记者的信》吧！
我正指望你们来参加这场战斗。我意识到你们还年轻，不至于认为新闻业会停留在当前的困境，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说明新闻业过去曾被你们掌握，将来也可能重新被你们掌握。
坚信新闻工作不仅仅是迎合偏见是需要勇气的。让你的观点与现实发生冲突，也是需要勇气的。用专业知识承担责任，用你自身来证明新闻工作者不只是建立一个网站，说自己是个新闻记者，也同样是需要勇气的。
现在我要向你们提出建议，了解传统是值得的，这不意味着每个新闻工作者必须只在主流媒体工作。毕竟，我写了一写文章，我的书中充满了主观主义，这要受到日报的新闻栏目的谴责。但我的确认为，传统是不可替代的基础，传统是做事的基础。向窗外张望总比从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多，听别人谈话总比自言自语学到的东西多。
在当今的时代，专业知识被贬低，职业作风遭质疑。过去几年中，我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有关教育的专栏文章时注意到，要成为大城市的学校校长或主管的主要资格之一，就是缺少课堂经验。所以，当一个训练有素的、经验丰富的和职业化的媒体，成为被公众唾弃的、冷淡、傲慢的所谓精英时，这并不令我吃惊。它也不应令你们吃惊。当你变得冷淡、傲慢时，你肯定会受到惩罚。当我们的工作表现出色，比其他业余者和感性趣的人强时，我们卓越的工作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并不是要把你们吓跑。我希望你们发现这个挑战激动人心。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新闻的权威吸引着许多人，所以一些装腔作势的人也混入其中。可以说，当前新闻的不景气也赶走了那些不准备把新闻当职业的人。如果你们是新闻事业的真正信仰者，如果这是你们一生的工作，那么就没有什么能改变你们的想法。甚至在新闻最萧条的阶段，你们也仍能发现富有活力的迹象。
所以，不要认为新闻正在远离我们。传送媒介会从纸张变成电脑，记者可以被重新命名为“内容提供者”。受欢迎的出版物会流行，“Reality-TV”会兴旺，但是好奇心、充满活力的研究、敏锐的分析和雅致的文风是绝不会过时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们越稀有，这些特性越弥足珍贵。
在我作为《纽约时报》记者的岁月里，我多次采访百老汇。几十年来，百老汇一直濒临死亡，以至于人们给它起了个绰号——“了不起的病人”。当时最有名的表演之一，就是音乐剧《平步青云》。其中有很激进的表演，很吸引人。一位名叫比比的舞蹈演员被选中进行这个表演，她感到非常兴奋。然而她周围的其他合唱队队员却在抱怨。她们觉得“在舞蹈中没有安全感”，“没有得到提升和发展”。比比对此进行了反驳。她说：“我不想再听到有关百老汇要灭亡的话。因为我刚到这里，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在埃及众神中，有一位被描绘为人身兽首，手持调色板和铁笔的神，在阴间，他拷问死者的灵魂，以确定他们在尘世的生活状态；他用羽毛称量人性，判断那人在阳间的纯洁性。他用记录下来的结果决定灵魂的命运。这个神名叫Thoth。埃及人把他当做写作之神，魔术之神，时间之神和月亮之神，我则把他当做写作之神。
我对Thoth的推崇很有讽刺意味，对那些从事新闻批评的人看来，新闻记者最不应当做的事就是扮演救世主——貌似无情和万能的上帝。这些记者为了自娱自乐，就会给别人制造痛苦 ，肆无忌惮地行驶权力。对我来说，他代表着新闻界和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使命。我希望对你们来说也一样。透特在观察、交谈、分析和评价，这也是新闻记者从事工作，由于透特掌管着命运，他必须做到客观公正，准确无误。如果我们新闻记者做不到客观公正和准确无误，民主制度就将遭受重创。
我不怕把新闻行业当做道德的职业，我也不怕用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不怕听起来天真和伤感。任何不是因为相信新闻是道德职业而从事这行的人，都不如直接去炒外汇或去制造除草剂。你们的职业生涯中肯定有许多不如意，但你们最初的理想会像指明灯一样，不停息地照射，永不熄灭。
这年头，报纸上的新闻都是一堆事实的大杂烩。宣传、谎言、猜疑、线索、恐惧混杂在一起。选择和整理这些新闻在民主国家是一件神圣的事。因为报纸是民主制度的《圣经》，人们根据报纸决定自己的行为。它是大多数人要读的严肃的书，是他们每天都要读的唯一的书。当然，在21世纪，报纸已越来越少，读报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李普曼所主张的新闻的作用。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在当前数字化和全球化世界的喧嚣和混乱中 ，在事实和观点的混淆中，在信息和娱乐模糊中，在从启迪到鼓吹的转变中，我们新闻工作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必不可少。
有道德感和过于苛刻远不是一回事。我并不是要你们对人类的弱点挑刺，我只是要你们见证事实。我要你们歌颂人类的成就，挖掘人类的弱点。我要你们对公众和自己负责。
也许需有有这样一场悲剧来提醒那些玩世不恭的人，无论我们如何选择使用文字、声音和形象，也不管是通过《卫报》的网站、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或是劣质印刷的《泰晤士报》，我们的确需要专业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以便理解这个世界。在伦敦的博客写作者和手机摄影者能够提供语言和形象的“原材料”，但是他们不能把它梳理和提炼成新闻学意义上的“书写历史的草稿”。
哥伦比亚校长Lee Bollinger：我要说，最有价值的是要有想象力、精神和勇气来充分探索事物的复杂性。要把成见搁置一旁，要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要相信还有另一种角度。重点在于看到事物的复杂性，准备面对残酷的现实；要敢于打破常规，寻找隐藏的事物。当然，这种开放的思维是很难把握的。在深层意义上，我们从未把握过。因为它与我们的许多本能冲动相反，它要求日复一日的时间和志同道合的人对它的不懈追求。
你们面前的挑战是去学习和掌握你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而不是掩盖你们的无知。学识渊博与肤浅截然不同，说一个人学得快并不一定是赞扬。掌握知识需要时间，倾听个人灵魂深处的思想需要时间，甚至思考如何扮演上帝也需要耐心和智慧。
无论你把在新闻中保持距离成为客观还是公正，或者其他什么词，新闻距离不能，也根本不应该超越人性的范畴。新闻是关于沟通情感的，而不是拘情感于千里之外。在一些罕见和超常的情况下，新闻是要突破障碍的，这障碍就是艺术界人士所说的“第四面墙”，所谓的“第四面墙”，把人与我们正在报道的事件截然分开。如果不能成为人，那么你就不太可能成为记者。
如果长期不能感受寡妇和鳏夫的心痛，不能感受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和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心痛，而且也不能传达这种痛苦，这种对人性的疏远就会导致新闻工作者的失败。
“在悲剧时代，界限变得模糊。关于如何保持人性，我给年轻记者的最佳忠告是顺其自然。观察不张扬，尽力帮助别人，但不要把这些当做头等大事。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你的家庭陷入同样的境遇，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别忘了带纸巾。”
实际上，一个记者必须永远对职业、价值观和读者（或者听众和观众）负责。集团内的忠诚或甚至仅仅是亲密关系，一定不要变成你的内部审查体制。一旦那样，你们的友谊和家族关系就会变得紧张甚至破裂。候选人、亲信都有可能称你为背后捅刀的人。正如新闻业具有的那种无情的社会性，在这方面你不得不准备去适应特殊的孤独状态。
我给你们讲这些故事是为了使你们坚强。你们大概会听到和我讲的意思完全相反的一堆故事，所以你们要有所准备。你们大概会听沉湎于解构主义理论的教授这样说，没有事实、真理和历史这样的事情，只有压迫者通过编造的理论去控制被压迫者。你们还会从博客写手和媒体批评者那里听说个关于新闻业的种种不堪，而那些博客写手和媒体批评者从来都是从网上采访火灾或市政厅的会议。你们会听到来自读者、听众和观众的声音，他们会批评信息服务器上出现噪音般的信息。有时那些人是正确的，而你们唯一的防卫武器就是你们的工作质量。你们必须愿意而且确实渴望捍卫你们工作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Mike Sager说“当有人同意接受采访时，就开始了我们不带偏见地探索此人价值体系的工作。我称之为终止不信任。如果你不能放弃先入为主，你就不能找到使新闻和生命最有力量的地方。我们必须坐下来倾听，同情和投入，努力去理解。然后你回家，把音量调大再听。如果这个人是说谎的，你会很清楚地听出来。深入了解被访者的机会是存在的，通过倾听，让这个人说话，寻求理解，你会了解到很多你想知道的事。当你坐下来写的时候，才明白只有深入理解，才能深入地讲述事实。”
所有新闻工作者都在扮演透特的角色：衡量人心，记录命运。做一个有道德感的新闻工作者，既具备职业道德又具有丰富的人类情感，这就是我希望的你们成为的那种新闻工作者，年轻人，你们要时刻准备好，总有那么一天，你们要站在透特面前接受裁决。
《蜘蛛女之吻》里，我把他们看成互补的新闻记者。瓦伦丁知道必须有个值得讲的故事，莫利纳知道故事要讲得好。瓦伦丁知道结果很重要，莫利纳懂得叙事很关键。没有瓦伦丁的莫利纳只是单纯享乐，没有莫利纳的瓦伦丁只是倔强的教条。让我用更容易理解的语言讲给你们听。瓦伦丁在报道，莫利纳在写作。瓦伦丁是想要对社会进行改革的新闻细节，而莫利纳想要成为艺术家。他们是相互依存，紧密结合的。你们必须两者都掌握，才能在我们的行业中伸出，但你们必须精心揣摩着两者的分野与次序。
没有激情、好奇心、独立精神和社会使命感，就没有报道，就不能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进入冲突与喧嚣的真实世界。
皮特·哈米尔Pete Hamill把新闻事业称为“上帝的职业”。因为“没有其他的工作能不断地提醒它的从业者，对人类的善、恶和愚蠢的能力以及人类无尽的弱点予以关注”。
化学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每个实体，不管是我们使用的键盘，我们坐过的椅子，还是照亮我们书桌的灯，最后都可归为列在元素周期表中的成分——铁、氢或者纳等。我相信，作为新闻记者，我们探求的是人性周期表。每个生命，不管是著名的还是无名的，都包含基本的感情：爱或恨，雄心或懒惰，愉快或失望。我们需要深入挖掘来发现他们。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报道像这种探索那样激动人心和需要技能。我肯定，像像你一样，我被训练成只相信能被观察到和可定量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如果你的母亲说她爱你，你要去核实一下。”
学生托马斯·加尔文的论文写道：我对记者这一职业的了解加强了我对写小说的理解，一个记者孜孜以求的事实的真相，与一个小说家最为重视的动机的真相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我相信，新闻记者和小说家的激情是相通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人们能够接受并愿意接受的是交谈而不是连珠炮般地提问。人们需要的是用人的直觉来切入问题，显示同情。今天，我常问的两个问题之一就是“那使你感觉怎样？”（另一个问题是，“然后发生了什么？”哈伯斯塔姆曾说，他最喜欢问的问题是，“我还应该跟谁谈？”）
我可以将其作为典范推荐的是公共广播《新鲜空气》，我把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特里·格罗斯Terry Gross视作报纸风格的采访者，因为她不追求突然的爆料和激烈的对质这些娱乐的主要形式，她关注的是对于个体体验的不断探求以及自己的反馈。她不接受言过其实和含糊其辞。
汤姆·沃尔夫曾把新闻记者比作“手拿杯子等待点滴施舍的乞丐”。我认为，他讽刺的不是整个新闻业，而是我们期待一经请求就能让受访者毫不讳言，坦诚地告诉自己想获得的信息，而且是只通过一次简短的采访来实现消息来源的披露和坦白的趋向。这意味着，你不能期待只通过短暂的相会，就能赢得别人的信任。我一般不相信这样的采访对象，他有一大套精心修饰的喋喋不休的话等着我。我起初的采访通常是先熟悉环境，了解情况，只有到最后看了我的笔记，我才决定应该提什么问题。对每天的截稿时间的压力不应成为报道不能跟踪下去或不能深入下去的借口。而手机和电子邮件使我们的采访客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找到。
你在做采访时，要运用你的全部感官。我在前面提到的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迪克·布拉德，常常派他的学生去纽约烹制汤的厨房采访。当她们传回报道时，他仅凭一个理由就惩罚了他们，因为这些报道提到了贫困、慈善、肮脏的衣服、无光泽的头发和哭泣的孩子，却没有写有关汤的内容。他向他们喊道：“你们要去吃饭！你们要去喝汤！”
报道需要上下文，需要一种见解把一个瞬间发生的事件与政治、文化和历史联系起来。作家罗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在20世纪80年代写了一本极好的小说。两个似乎并不相关的奔赴佛罗伦萨的人物穿插在这部小说中，班克斯借鉴板块构造学理论，把这本书起名为《大陆的漂移Continental Drift》我认为，他的观点是人们都认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行动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决定和命运反映了他们没有意识到潜藏的巨大的力量。
假设有两张加了框的照片，每张都是同一个人的肖像。其中一张人物几乎占满整个画面；而另一张人物只占很小的空间。这代表了两种报道方式。人物占满画面的照片，体现了你对自己的文章主题的全部理解，代表了最完全的采访和调查，但这是不够的。人物只占很小空间的照片，旁边的空白提醒你还需要做其他的研究——去展现个人的经验 ，把围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结合在一起。只有当你将自己报道的视角从聚焦于大幅人像，拓展到整个“边框”，再从“边框”重新聚焦到人像之后，你才算做足了准备工作，才可以将两幅人像合二为一。只有通过这种方法，你的两只眼睛的视网膜上分别呈现的图像 ，才可以经由如此立体的视角，聚合为大脑所感知到的单一画面。
塞穆尔·G·弗里德曼的书《遗传》↑通过三个工人家庭的经历描写了20世纪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重新结盟。
在我们新闻界，我只相信那些穿着磨损的鞋的人。鞋面上的划痕和尘土、磨平的脚跟，所有的这些都是进行调查的证明。磨损的鞋显示了一个记者的事业心。
现在，在数字时代，技术本身是利弊参半的东西。我清楚地知道数据库和搜索引擎的用处，我自己也常常使用，一些最好的调查性报道就是依据复杂的电脑数据进行分析。我不是一个害怕或厌恶技术的勒德分子，也不是记者版使用原始工具运动的支持者。但是，你必须懂得技术知识一个工具，它本身没有价值，它只会一把“双刃剑”而已。如果技术被不加选择地使用，那它只能是另一个陷阱，另一个对懒惰的诱惑。
网上报道的悠闲安逸是诱人的，同时也是危险的。在博客、论坛和日益发展的媒体批评领域，我看到一种报道版本，它避开了与人的接触与第一手的观察，这不仅对报道造成了不便，而且让你对原有的观念产生了困惑与质疑。
最可信的报道是最原始的报道。我指的是用你的眼睛看到的、用你的耳朵听到的、用你的感官获得的东西。在这些东西之外，我是在概念上理解“原始报道”的。不管你是否有抢先报道的新闻，你都必须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接近这个世界。不要相信言不由衷的话，对编造的故事要置之不理。最重要的是，不要受你的同时和竞争者的影响。伟大的新闻来自性格乖戾的人、偶像破坏者、持不同证见者、个人主义者，他们坚持追求使他们着迷和使他们愤怒的东西，正所谓脚上带泥，才能留下印迹。
在肯尼迪被刺杀一事的报道上，吉米·布雷斯林选择从挖墓人的角度切入，他的报道也因此流传。
《纽约客》的作家菲利普·古里维奇Philip Gourevitch 在排队参观哥伦比亚特区的大屠杀纪念馆时，碰巧看到报纸上的照片，被屠杀的卢旺达人的尸体在瀑布上飘荡。美国媒体报道这种种族灭绝行动，采用的标准的说法，即年代久远的氏族仇恨，隐含的意思就是对那些土著居民无能为力，而他认为这是说不通的。他先后6次去卢旺达采访，写了《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y 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全家将遭杀害》
贝萨妮·麦克莱恩Bethany McLean体现了有别于群体思维的另一种独立自由，在其他记者都在为安然公司吹喇叭唱颂歌时，她对安然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查并进行质疑。
作为一个记者，你将在真理和正义的海滩上航行，试图保持向北的方向。如果真理和正义总是在同一边，如果人世间发生的事件都是善恶分明的，我们的生活虽不会有趣，但还是轻松的。正如卢旺达灭绝和安然的造假事件，的确有这样的时期，世界以泾渭分明的但是分开，在这样的时期，新闻记者良心上的负担就要加重了。
你不要相信这种假定和期望，认为事物可以被这样清楚地剖析。如果你读过大学，你会接触到我们时代的各种时髦理论：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文化、白人研究等等。这些理论告诉你，所有人类的存在都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人种被分为本白色和有色人种；所有的美德与弱点共存；被认为具有同样的经验、价值观、需要和愿望。
任何有感知的人都会选择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内疚是良心的显示，无差别的同情是初始的态度。
作为我们职业的格言，美国作家芬利·彼得在他的小说《杜利先生》中说：“新闻使痛苦者舒服，使舒服者痛苦。”如果说新闻记者渴望自由（在我的经验里，他们是的），那么，这种倾向于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发端于每个人心中都有的朦胧的志向，在犹大教义中叫做Tikkun olam——治愈这个世界。
新闻报道有一个不好的倾向，那就是把其报道的个体简化为要么是罪犯，要么是受害者，就好像我们的读者无法分辨灰色调，凡事非黑即白一样。正如特拉维夫大学教授马丁·克雷默所说的那样“向有权人说真话”，听起来是绝妙的。除非你理解这句话包含的意义是向没权的人说假话，这大概是为了安慰他们。如果你能摆脱这些陷阱，如果你能拒绝简单化地看待事物，如果你能体察事物的细微差别，你也许能认识到，就像我已经意识到的那样，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很少去描述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你不用费很多心思就可以决定自己应站在哪一边。而更难处理的、更有价值的报道是阐明“好的”与“好的”之间的冲突，或至少对什么是好政策、好社区和好公民，有不同版本的说法。
《东方标准》是很好的例证，里面的嬉皮士是无私的，同时也是具有剥削性的；无家可归者是人性的，精神不健康的。这种缺陷远没有使人减少对她的同情，反而让人更加同情她。
亚历克斯的《there are no children here》是一本成功之作，在一个同情弱者的时代，他通过转换角度，密切关注儿童和无辜者，把市中心的贫困重新写在政治备忘录上。
悲观和幼稚都会让你出错，因为这两者每个都是过分单纯化的思考模式。新闻编辑室是善于讽刺的、说俏皮话的地方，目光敏锐的视角是它魅力的一部分。
我所认识的新闻记者中没人愿意回到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同谋关系，但要小心，摇摆不定的钟摆向另一个方向偏得太远了。当你发现自己不愿与人交往，把最卑鄙的动机加到任何政府官员身上，且把这个作为写作的出发点时，你就要当心了。持对抗的态度听起来是正当的，只是当它成为一种纯粹的本能反应，成为又一种非黑即白的绝对论强加于这个遍布着灰色的世界时，这种态度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我知道，嘲弄政客是有回报的。这种充满妙语和华丽辞藻的攻击性新闻，占据了个广播和电视的大量时间。通过鼓励惯常的思维，即政府的规划无济于事，私人机构能做得更好；通过驱赶有能力的人离开公共服务部门，威吓别人不要进来，这种对政府部门采取敌对态度立场的新闻态度，正在降低我们的公共生活的质量。
在《华盛顿邮报》的沃尔特·平卡斯发表获奖演讲时，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希望听到的是有关高层背信弃义、揭发丑闻的演讲。毫不奇怪，他批评了华盛顿的公关方针、新闻秀和政府制造的各种假新闻形式。但是他也谈到他在政府服务时期的经历。他说要用足够的时间抓住一个题材，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新闻的责任不是只暴露弊端，而是寻找解决方法。他不是把他揭露的人当成敌人，他提醒我们他们是“真实的、立体的、有配偶和孩子的人”，在谈到他在政府的工作时，他说：“大部分时间我看到的是，用外部世界，特别是记者看不到的方法，努力工作解决复杂问题的人。”
一个记者绝不能辜负秘密消息来源的信任。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在尝试了正常渠道，却被忽视、鼓励或惩罚之后，才去找记者的。只有立下保护他们的承诺，才能使他们敢于承担可能的风险，而这种害怕被暴露的恐惧会使任何一个未来的“告密者”噤若寒蝉。
这意味着我劝说你们不要使用匿名消息来源吗？不， 我只是要你智慧地、清楚地、有判断力地使用他们。如同克林顿在谈论堕胎时所说的话，堕胎应该是安全的、合法的和罕见的。我对匿名消息来源也使用这个标准。
假如你在考虑进行一个深度调查时最先采访谁，那就去寻找那个最有可能受到侵害的人。
如果你回头看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关于水门事件的文章，你会看到他们话很少引用深喉的话。正如他们在《总统班底 All the president;s men 》中叙述的那样，他们转向深喉，不是把他当做他们的猜疑和理论的宣传媒介，而是当做核实的声音。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规定，对任何有争议的细节和争论论点都需要至少两个消息来源。
从那时起（水门事件）30年来，记者已变得太渴望依靠匿名消息来源，让他们匿名发表损害名声和控告的言语。我不是说要揭发总统肮脏的轨迹和关塔那摩湾的审讯，以及公众认为重要的报道。
我谈的是对政府、企业和体育的老一套报道，在我们这个流言蜚语盛行的时代的个人报道。我变得确信，正如动物能在相互之间问到恐惧和性欲的问道，消息来源也能在记者身上问到弱点的味道。而你不得不为这个故事所具有的以及消息来源所知道的东西，为自己制定一个关于何时使用“不记录在案（匿名）”注释的标准。这个话题那么重要吗？没有别人知道它吗？没有私人或公共的记录显示它吗？
如果一个拉比证明了一种食品是合格的，那么这种食品就获得了一个叫做洁食的认证书。真实的姓名就是可信的新闻报道的洁食认证书。可信性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
对一个匿名的消息来源来说，从安全的无名的洞穴中，或以一种背光的侧面影像或数字化的杂乱拼凑的面孔，发表似是而非的断言简直太容易了。而记录在案的消息来源话说得很少，但是他说的必须是真实的，因为他是负有责任的。而且匿名的消息来源将使记者单独面对报道不准确、不平衡，甚至是诽谤的问题。
我们的教训是：如果所有的消息来源都能被确定，就不会有大的道德失误。
我几乎总在做笔记，因为通过近距离的倾听和快速地书写这样的生理行为，似乎能调动你的所有感官。
但这些技巧性的问题，对新闻记者的素质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你必须有智慧、有韧性、有移情能力并欣赏复杂性，这样你所做的现场记录才会像用锋利的棍子以及楔形文字记刻在黏土写字板上一样牢固。这些才是关键的问题。对我来说，打字的速度不可能比思考的速度还快，因为思维总是先于打字的。
我之所以把毕加索和比尔登推荐给你们，是因为以他们做范例对成为作家很有帮助。那些灵光一现创造出的东西，像神灵给予了我们启示和思想的火花，但其实都是我们勤勉工作和努力的结果。我认为，他们刚开始画画时，绝不会风格大于内容。他们是用自己观察世界的方法来解释这个世界，从而做出他们的艺术选择的。
你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声音。作为你个性的一部分，它们时刻跟随着你。你从来不问自己：“我能学会说话”，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拥有了你喜欢的字句、资环的音调和韵律。其实， 对你的写作，你也可持同样的观点。当你想找到一种声音时，我就想起电影《绿野仙踪》的场景，胆小的狮子、铁皮人、稻草人分别去寻找勇气、心灵与头脑。但巫师奥兹却告诉他们，这些他们早已拥有。他赠给他们的勋章、文凭和好人证书只是象征。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笔记本、录音机和手提电脑同样当做是作家风格的象征，而它们已深深地进入你的心中。
当你抛弃对写作的浪漫幻想，当你意识到写作时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你就变得自由了。与此同时，你也获得了责任。这样， 你就又少了一个不把它做好的理由，更少了不做它的理由。你同时也失去了把一切事情归咎于思维的敏感多变的机会。写作技巧和进取精神不是超自然的东西，它们是可以后天获得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同时卡罗尔·阿格斯用一种三位一体的方法来描述这个过程，她说“在作为记者的你完成了工作后，作为作家的你要把这个记者锁在门外。在成为作家的你完成了工作后，作为编辑的你也要把这个作家锁在门外。”
用不太艺术的表述方式，我要把这个阶段分为形成概念、采访、列提纲、再采访、打草稿、修改等几部。所谓形成概念就是用特殊的方法，来理解你想讲的故事，并能够把它压缩成句子。但不是要简单，而是要清楚。同时，你需要思考，准备以你发现的东西为基础重新解释你的话题。这把我们带到下一步，采访。当然，我的意识是通过报道得到了素材。在这一步，你应该积累你发现的东西，试图把它组织成一个提纲。你也可以使用罗马数字、圆圈和箭头来勾勒文章的走向，通过做这个联系，你也许能发现你研究的缺陷。你可能想重新进行报道，要比第一次更特殊、更精彩。这意味着你要重新回到时间的发生地点进行采访，发送有有关后续问题的电子邮件。只有当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所有材料，你才可以准备下写草稿。当草稿拟就了，你就该修改吧，最好把它放几个小时或一夜，这样一来，你就能有一种新鲜的、批判的眼光。
“这个故事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材料是怎么进行组织的？”我并不是建议你在落笔之前就下决心。但一个记者有了成熟的结论再去采访时，他就会很有倾向性。
我开始把报道想象为两个主要阶段。首先要做到是考察、熟悉情况，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可写。接下来是决定要表达什么样的中心思想，这将使文章有生命力。这个决定会引导你在接下来的调查报道中更为集中、有序。像锻炼被忽视的肌肉一样，这样思考使人感到不自然。我和新闻编辑室的朋友发明了一个联系，可以为此提供帮助，我们把它叫做“中心思想概述”法。在我们的头绪还不清晰时，我们先在电脑旁坐下。这时我们要考虑“中心思想是什么”，然后不要考虑语言是不是文雅，而是考虑语言是否清楚。
先在动笔前列一个提纲，然后以重心投入的热情，把所有的笔记打印出来，给每个事实都编上号，这看起来是有用的。接着，我为文章画了一张草图，把编了数字的内容放在适当的地方。从那时起，几十年来，我用我的方法修修补补，在我的笔记本上粘上记事贴，以至于每个笔记本都成了小的“文件柜”，但我的方法依然如故。
你需要知道这些技巧，确定一个主题，在写作前列提纲。
特立斯在写辛纳屈的报道时，列了6个场景，每个都有日期和背景，还罗列了叙述要素：地点、时间和场景等。为了显得醒目，他用红墨水给“恐惧”、“贪婪”、“情况正在好转”做了标记。
这表明了有关结构和写作之间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原则，结构并不限制写作，结构甚至能使写作解放出来。
大部分听众听到的是他们在唱片中听到的东西，听起来像是即兴创作的独奏，实际上与结构是紧密联系的。创作者对音阶高低、调式的选择、音节的行进的掌握已经深入骨髓，这些为个性化和即兴的演奏提供了基础。你在文章的写作中也应该如此。
新闻的结构不仅包含着普遍的价值，还具备一些特定的形式，可称为传统的形式。你需要透彻地学习这些形式，并把它们牢记在心。只要你努力去掌握它们，使你的风格适应它们的需要，从开始你就会受益无穷。我意识到在基本的硬新闻报道中，没有什么诗意的成分，在关乎人类利益的新闻特写、杂志、广播新闻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在最标准的情况下，这些形式可概括为英语中的十四行诗、俳句、抑扬格的五音步诗行。
在学习如何严密而准确地表达自己、见证世界的过程中，你会有所收获。当你达到了这个阶段——这可能会花费i间时间，你就已经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去延续传统，同时也要保证自己不会走到传统的边界之外。耶稣会的人对此有一句话：纪律之内的自由。
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把混乱变成秩序的行为，它试图解释生命的喧嚣与冲突。真实的生活是这样发生的，60秒变成一分钟、60分钟变成一小时、24小时变成一天，谁也不比谁多多少。一个新闻记者敢于相信，在无休止的生命好活动中，他能有选择地察觉到最有意义的东西，然后把它向社会大众进行解释。如果运用得当，新闻文体的几种基本形式就会成为实现上述信念的工具。它们是我们组织材料的由来已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们迫使我们把思维变得敏捷。
我从未使用和教过倒金字塔方法，因为信息不能简单地按顺序排列。新闻报道不仅仅是逐步展开律师们所说的事实模式。在公正和平衡的界限内，记者总在分析。把句子和段落按顺序排好，对逸事、引语和细节的选择，都反映了记者主观的判断。
劳伦斯·范各尔德Lawrence Van Glder，通过事件、影响、反应、引语和场景，组织开始的段落。随着文章的发展，最初的每个因素都能拓展和放大。一个硬新闻故事也提供了一块石头，在那上面那你可以磨快你的声音。它要求一种风格，一种简洁和冷静。通过掌握如何在不“变形”的情况下写作，你就是在学习掌握这种风格，你所获得的每一种基本形式都将要求你拓展写作的不同特点，正如电吉他手使用的踏板要根据不同的音乐来配置一样。
一个想做作家的记者不可避免地迫切需要一块更大的画布，这种渴望是最吸引人的硬故事新闻也不能满足的。它意味着涉猎新闻特写这种形式，每篇1500字左右，像硬新闻故事一样，新闻特写也有它自己的传统形式。它包括逸事、背景和阐述部分。如同硬新闻的形式那样，新闻特写要求你在整个工作过程中都要深思熟虑地工作，而不是放弃思考，依靠“自动驾驶仪”前行。在理想状态下，它通过描写和刻画，阐明大的问题。它把围观和宏观联系起来，把个人和公共经验与中心话题联系起来。一篇新闻特写不应仅仅是有趣的，它还应该是富于启迪和有力的。由于这个原因，你必须细心处理，不要被生动的场景、雄辩的引语和易接近的消息来源所支配。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只有当我看了我的笔记，准备了提纲之后，我才能决定开篇的楔子。一旦我做了决定，我就要做附加的采访，通常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使楔子有血有肉。你应记住有意义的行动这个概念，你的行动必须去支撑文章的整体的目的。
在新闻记者中有句流行的说法：文章有三个部分——你告诉读者将告诉他么什么：你正在告诉读者：你告诉读者你告诉了他们。如果你使用这个方式，且不被它束缚，那么你将会很容易进入你的写作，而且不是简单化地进入。正如你对主题的选择指导你对逸事的选择，主题也将指导你对逸事的选择，主题也将使你把重点放在文章的阐述部分。我把主题想象成陀螺仪的中心，每件事情都围绕着它的旋转。
必须用严格的逻辑控制新闻特写，要准备抛弃那些不能开导采访对象、扩展读者知识的材料。那些看起来美好、有趣、动人的事情仍然应该留在媒体剪接室的地板上。
丹·詹金斯说过，作为一个作家，你就是要抓住采访对象的最精彩的语言，并且知道什么时候删掉——正如威廉·福克纳所说的“屠杀你的美人”。
《爱尔兰人是如何拯救文明的》，我把这本书当做既是历史又是当下的事件来读，因为在我作为教授、记者、作家的一生中，我已感受到部分同样针对书写文字的死亡的斗争。一部分，我把电视、电影和计算机图表这种渗透性的视觉文化当做敌人，是它们使语言成为形象的继子。我有一种进行美学战斗的感觉，我赞成敏锐的、有尊严的、正确的文体，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语句的混杂、陈词滥调和煞费苦心的比喻。马克吐温的一句话“如果你抓住一个形容词，就杀了它”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圣帕特里克和其他的僧侣来说，在罗马天主教的意义上，保存文化不仅是个职业，而且是个事业。如果你严肃对待你的志向，你就会有同样的激情。你将不得不远离你曾阅读的那些软弱无力的、没生气的新闻作品，包括被当做范本的。你将不得不抵制自我意识的兴盛，你将不得不尊重文字。你将不得不热爱和尊重语言，我不介意我所说的话听起来像卖弄学问和劝诫说教。
你只有足够成熟才能理解写作是为故事服务的。为语言写作和为故事写作有很大的差别。为故事写作需要相信故事，相信你自己；为故事写作要求仅忠实于故事本身，而忘了你自己；为故事写作意味着调整自己的声音，使它不会与你的人物的声音竞争。只有不自信的作家，才想要像他的采访对象那样丰趣和富有戏剧性；只有不自信的作家 ，才忍不住向读者强调他自己的感受；只有不自信的作家，才不能舒缓地引导读者从故事中得到顿悟，而使读者认为是靠他才得到感受的。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1946年的文章中做了同样的辩论 。《政治和英国语言》是一你应该阅读并且应该牢记的文章。奥威尔把争取简单、有意义的语言的战斗与他的反对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帝国资本主义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当语言苍白无力时，当委婉的说法代替了具体的字眼时，真相本身就牺牲了。奥威尔谴责自命不凡的用词、没有意义的词、濒死的比喻、想象的陈腐与欺骗和曲解的目录、他提供了6条规矩，其中有避免使用行话、反复修改、使用主动语态而不是被动语态。
在《塔木德经》中有一个故事，古代拉比希勒尔遭遇挑战，人们要他单腿站立解释整个经文。“你自己厌恶的东西，就不要把它带给邻居。”他总括为一句“其余的都是解说，现在你就去学习吧。”奔着同样的精神，我告诉你们，完美的写作没有什么复杂和玄妙的东西。要清楚，正确，要讲述而不是判断。其余的就是执行。现在你就去实践吧。一旦你掌握了基础，你就创造文学艺术的语言。
你应当对记者、学者、批评家之间的冲突抱欢迎的态度，这种争论对一个社会来说是健康的，它将使你的才华出众。不要惧怕保卫这个世界的愿景，你在书中已对它有所表达。但要确定，你能保卫它，因为我们之中的每一个骗子都能削弱我们整体的信任感。
要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你不仅需要培养一些技能，培养一种美学观点，还要遵循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你要管理自己的职业，你要尝试让你的全部雄心和渴望符合市场和谋生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苦是你不应该吃的。新闻工作者为自己，也是为受众工作。我们销售的是美好的和珍贵的东西，是人性世界中最深刻最巧妙的演绎。
校报的经历体现的是：纪律之内的自由。他让我们尽情施展才华，允许我们犯错，而不允许我们一知半解，眼高手低。
如果你已经有机会在高中或者大学的校刊工作，那么你就不需要上课去学什么采访、报道以及如何构思文章，你应该利用大学生活去进行智力上的探索。
失败会使你获得解放，失败使你不再惧怕失败，失败也使你丢掉不会犯错误的幻觉。意识到这一点对你来说至关重要。你们这一代人一直承受着要使自己完美无缺的巨大压力。、
新闻业不应使青年一代认为自己是一个高收益、低风险的行业。然而太多新闻工作者对此坚信不疑，他们持这种看法是由于无休止地重复他们早已掌握的套路而获得了编辑、读者和同行的认可。
我在威斯康星所学的有关新闻的知识是从校刊上学到的，而我所学的与技术和技巧没有太大的搞关系，或许和更有价值的东西有关，那就是在一元化的氛围中固守你的原则，坚持你的立场。一旦你使个人的才智去适应一个团体的规则，不管是政党竞选规则还是管理咨询机构的规则，你这就将失去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价值。你不但不可能成为公正的信息中介，而且肯定会成为马屁精。
他们不想把二十多岁的青春时光浪费在等待别人发现上，而是埋头苦干，积累经验。有朝一日，当他们具备才华时，被发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这些年来，我已经多次在新闻课堂上讲关于斯迪彭伍夫剧院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给人充分的启迪，它告诉你如何开始自己的新闻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事情是每天都要写作，第二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是不要待在纽约，如果在哪里意味着你也就是干一些编辑助理或资料核查员的工作，那么无论一家新闻机构是多么有名望、多么时髦，你都不要去。如果你用全部时间来发展你的技能，你就能以自己的实力来到纽约、洛杉矶、华盛顿或芝加哥这种地方。你就不会乞求获得自由撰稿人那样的小活计，而是去做职业记者、特约编辑或者制作人。
相信渐进主义，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冒着听起来过于乐观的风险，我想说，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得不到承认的有天赋的年轻记者。也许短期内有这种现象，但这样的时间不会太长。这个世界不会让新闻业老板能够承受那样大的人才流失。但你们还是要有耐心。你的头一份工作不必是你耗尽毕生精力的地方，而你或许在那个地方待上一年半载就够了，不论你是去哪里，重要的是你有工作的机会。
通过我对《郊外论坛报》25年的了解，我能够告诉你，对于一个不懈追求地方视角的小报来说，它在那个时代会有一种真正持久的价值。那个时候，我害怕听到编辑说起“地方视角”这个词。现在我明白这个词虽然没有魅力，但却是一种方法，也就是告诉年轻记者思考如何写一篇独特的、完全是自己的文章的方法，而不是仅仅模仿使用更多资源才会做得更好的大报。
实际上，我认为我现在经常错过一些好消息是由于强烈抵制地方视角导致的。当然，我的意思并不说小报就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和愿望。小报不是为适应你的目标而存在的，如果你期待这样的存在，那么你只能留下不成熟的痛苦。
我开始享受迎攀登的激动心情，享受迎难而上的激动。作为亚瑟的门生，我得到的礼物是他的话“令你恐惧的事就是你必须去做的事。”对于新闻机构的记者来说，一条铁律就是，过几年就要跳出自己习惯的轨迹，抛弃你已习以为常的事物，你要反抗的正是自己的止步不前。
但是我想告诉他，我离开纽约时报正是他的错。他令我具有的这种素质使我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追求。他培养了我对冒险和挑战的欲望，让我有了在更大一块画布上报道和写作的雄心。他也使我大量解除了剧作家和戏剧。《纽约时报》给我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声望和周游世界的机会。我所渴望的，亚瑟教我去渴望的，是尽力报道和写作的自由。方然这种自由同时也伴随着危险。
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作者的失败往事），是因为一个新闻记者要过一种公众生活，把失败和成功暴露给公众——深深地，无可避免地，完全私人地。是的，你可以受益于你雇主的声誉，用一些外在的东西给自己做包装。但最后，你还得靠文字、声音和图像说话。有时，记者最大的挫折就在于你不知道自己是否产生来影响。有时，挫折又在于你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拒绝你的文字，就像我在鲍得斯书店发现的那样。有时，挫折在于感到不被承认、收到欺骗和侵害。就像我常常在《信使报》和《郊外论坛报》时的感觉。记者们在得意时喝酒，在他们试图摆脱痛苦和挫折时也喝酒。
新闻是一项用每一篇新的报道证明你自己、更新你自己的事业。昨天的经验是明天工作的基础。我的一篇关于百乐门乐队文章的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当10个小时后，我回到办公室上班时，我看到一个以淡泊出名的编辑祝贺的纸条，过来一两天，我找不到那张纸条了。我问他还有没有一份副本，他说没有了。他告诉我，在我们这个行业，赞扬是昙花一现的。
要为艰难的日子、凄凉的日子做准备。如果你真的在乎新闻，如果你真的在乎荣耀，但新闻或你自己没有达到标准时，你就会感到深深的失望。我们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了钱和获得赞赏。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当你看到新闻编辑室的下岗人员，当你看到报纸阅读率的下降以及网络新闻收视率的大幅下降时，你就能理解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们在1982年前后是什么感觉了。我在《郊外论坛报》工作时，我的一位老朋友回来看我，我们一群记者一起吃披萨，喝啤酒，对有关编辑、采访的选题等问题发着牢骚。回到公寓后，我的朋友说：你们还没明白。你们基本上还是喜欢你们的工作的。我所认识的人99%都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亚瑟·格布：不要急着成为明星。当你遭受挫折时，你应该想，我是花了7年才写了第一篇署名文章......你要同你的牧师谈一谈。你要问一问人们，他们的垃圾是否被及时收走。
安娜·昆德伦：默里把纽约的小人物当成大人物，因为他不认为他们是小人物，他不把他们当小人物对待。”
盖·特立斯：我们应该对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更加殷勤。我们必须更加关注一个人的周遭事物，对外来的人报以更多的同情、
悉尼·尚伯格：要认识到，我们归属于一种连续的传统。我们没有发明报道，它是传递到我们手上的。
我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小的挫折。我绝不会取今天的成就。许多日子里，我拿着稿子给年级只有我一半大的编辑，感觉就像是《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一样，与那些不期而至的毫无意义的琐事抗争着。许多日子里，我认为我的墓碑上应该写着“仍然等待着好好休息。”
但是我从未停止过喜爱这个工作。除了去写别人要求写的，我还有很多想法。我还有许多许多观点要写到我的书里，我可以一直写到70岁。每一次我开始写作，只要把我的名字写在一个故事的前面，我都感到从手指尖到手臂再到未完成的作品，都有愉快的感觉。就像一些写作者多说的“跑步者的亢奋情绪”一样。这并不是说我期望工作可以很容易完成，只是表明我知道我正在做我应该做的事。
如果你也这样认为，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能见面。世界上最无私的快乐就是老师看到他的学生出息有成。这样的快乐是当我在《纽约时报》取得成功时，我的高中老师史蒂文斯所感受到的。这种快乐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发表文章、获奖、写书后我感受到的。如果我在本书中所写的可以帮助实现你的梦，那就证明确实有一些东西被传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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