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的"乾隆盛世"

所谓的“乾隆盛世”，只是满清统治者自娱自乐、寡廉鲜耻的奴化游戏。——题记

转自连云港文物考古，原文标题《伪造的"乾隆盛世",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骗局!丨用数据还原历史》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得出的这个集大成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而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两至44两白银。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

道路两旁随时可见弃婴伸出苍白的小手，而人们对这种犯罪行为竟熟视无睹。——使者日记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答应了。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这一幕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他的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坊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如此吃惊。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如果这一盛世出现在汉朝或者唐朝，当然无愧于“伟大”二字。

然而不幸的是，在乾隆出生约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麦哲伦就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接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全球化进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乾隆所处的18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

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的成就。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面对几千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如果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附】乾隆年间中国GDP世界第一的真相

——中国史学家自欺欺人的把戏

作者：杨津涛  来自：短史记

图：乾隆年间《万国来朝图》局部

中文互联网长期流传一种说法：中国在所谓“乾隆盛世”期间，GDP总量曾占世界的1/3左右，居世界第一位。

此说被很多网友引以为豪。这种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否可信？

中国GDP曾占世界1/3的研究并不严谨

现在网上有关乾隆时期的GDP的说法，主要来自于两位西方学者——瑞士历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及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

其中，贝洛赫是较早对中国古代GDP进行推算的学者，他认为1800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28美元（1960年时的美元价值），高于西欧213美元的平均值。

后来，学者彼得·布雷克（Peter Brecke）在贝洛赫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数据，推算出1800年（嘉庆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44%。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贝洛赫的依据很多来自“个人估计”，其推算的可靠性不高。①

比贝洛赫稍晚，麦迪森1998年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及《世界千年经济史》中，推算了中国不同时期GDP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

按照他的结论，中国1700年（康熙四十九年）GDP占到世界的22.3%，不及印度；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达到32.9%，成为世界第一。

图：麦迪森对世界各主要地区GDP的估算（单位%，1952年之前的“苏联”，大体相当于俄国)

麦迪森依据的，主要是中国当时的农业总产量，及人们的最低生存水平。

他参考何炳棣、施坚雅（Skinner）、珀金斯(Perkins）等诸多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认为中国古人的年均粮食消费量（包括饲料、种子等）约为285千克；估测手工业等产值占GDP1/4；推断中国1300~1820年人均GDP为600美元（1990年时的美元价值）。

麦迪森将这几项数据乘以不同时期中国人口数，就得到了他所要的中国古代GDP数值，如1820年为2286亿美元。②

对所谓“乾隆盛世”，麦迪森在书中评价颇高：

图：中国传统的手摇纺车

贝洛赫和麦迪森虽是经济史学界负有盛名的学者，但都未曾专治中国古代史。他们对中国古代GDP的推算，广受质疑。

在复旦大学，明史学者樊树志曾就这个问题询问美国著名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得到的回答是：

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学者管汉晖、李稻葵，也曾撰文指出，麦迪森的研究存在几大问题：

中国学者重新核算古代GDP

有鉴于麦迪森等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中国学者刘逖收集资料，对古代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乃至政府服务的产值重新计算，并结合最前沿的人口增长数据做了更为精细的GDP研究。

刘逖在《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中对自己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式都有详细解释。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他对手工业产值的估算，展示一下其研究方法。

对于手工业，刘逖重点估计了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和运输工具制造的产值。

其中食品加工业，包括酿酒业、制茶业等，按照酿酒每年占粮食总产出2.28%计算，及米酿酒后增值160%（依据是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奏折称，“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约卖银二两四五钱）及工具折旧10%，计算酿酒业净产值。

制茶业则是按照市场价格，除去16%的包装费用等（刘建生、吴丽敏等人的研究成果）和10%的工具折旧，得出制茶业的产值。

至于生产盐、油等食品的产值，刘逖以清朝人的食品支出情况作为基本依据，并采信制糖业净产值为总产值22%的数据（张仲礼的研究），综合估算这些食品加工业的净产值。⑤

图：刘逖计算的中国手工业净产值（单位是“银百万两”）

按照刘逖的推算结果，中国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GDP为780亿美元（1990年时价值，下同），经历明末清初的先降后升，1840年达到历史性的1300亿美元。其间1820年的GDP数字，只相当于麦迪森估值的2/3。

如此一来，“乾隆盛世”GDP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就比麦迪森所说的32.9%峰值少了许多——1600年约占世界GDP的25%，1820年降至约20%。因此，刘逖认为，

“乾隆盛世”里的民众并不幸福

清朝中期GDP在世界所占比重，无论是贝洛赫说的44%、麦迪森说的32.9%，还是刘逖重新估算的20%，其总量无疑都是巨大的。那么，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是否幸福呢？

众所周知，GDP总量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中国古代GDP之所以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完全得益于人口众多。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名作《大国的兴衰》中，引用了贝洛赫对中国古代GDP的估计，并解释说，

人口众多是计算GDP总量的优势，到了计算可大致反映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人均GDP时，则转变为劣势。

按照麦迪森相对有利于中国的观点：中国自1300年（元朝中后期）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并一直保持至明清时期；西欧1500年人均GDP为772美元，1700年增长至997美元，1820年已是中国的2倍。

这即是说，中国人均GDP早在晚明时期，就被西欧超过，到“乾隆盛世”的时候，差距进一步扩大。⑦

图：麦迪森对世界主要地区人均GDP的估算（单位“国际元”，等同于1990年美元价值）

一些中国学者对麦迪森的观点不以为然。朱寰主编的《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中，即指出，

该书进而得出结论，中国“人均GDP落后于英国，不是从1840年开始，至少从公元1000年（北宋初期）就开始了。”⑧

此外，按照刘逖的算法，中国1600年的人均年收入约为白银4.5两（合1990年388美元，下同），1840年下降至白银约3.4两（318美元）。

1600年~184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收入为351美元，最多时391美元、最少时309美元，徘徊在国际公认的“最低生存线”（subsisitence level，350~400美元）左右。

这意味着，即使是在中国GDP总量空前的“乾隆盛世”，普通人也只是勉强为生而已。

刘逖再拿中国和同时期各国横向对比，发现：

因此，刘逖判断：

图：刘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前人相关研究所做的对比

在包括所谓“乾隆盛世”在内的古代，中国和欧洲各国在人均GDP上，虽然有高下，但尚不足以让中国和欧洲的普通人在生活水平上产生根本性差异。

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社会，受限于极低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贫困的。

后来英、法、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通过工业革命，使普通人生活逐步改善，而中国在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长期停滞，一直未能实现普遍工业化。

直至1947年，研究工业革命的学者艾什顿（Thomas S.Ashton）还是不由感慨：

图：学者蔡昉据麦迪森的研究，及世界银行发布的资料等绘制

1793年来访的马戛尔尼使团，其实已经窥见了所谓的“乾隆盛世”的真面目。使团北上时，成员巴罗触目所及的，只有普遍的贫穷。他后来写道：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合……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另一位使团成员斯当东，在白河两岸，观察到了“乾隆盛世”的另一个特征：这个时代只存在少数的豪富者和普遍的赤贫者，很少能见到一个正常社会本应大量存在的“中等人家”。他写道：

综而言之，GDP总量居世界前列的“乾隆盛世”里，人均GDP是很可怜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依旧过着赤贫的生活。同期的西方，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民众的生活正在走向现代。所谓的“乾隆盛世”，只是弘历自娱自乐的盛世。

图：工业革命后的纺纱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