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摘自
财富杂志
巴菲特，2003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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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最终决定把钱投向我一直以来不感兴趣的领域，是因为我们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极其糟糕的程度，请恕我直言，当前的贸易逆差已导致我们国家的“净资产“正以惊人的速度向海外转移。这种资产转移如果长时间持续下去将酿成大祸。
为了能清楚地阐明原因，请大家跟我来一次狂想之旅，我们的目的地是两座与世隔绝的小岛“挥霍岛“和“勤俭岛“。这两座岛面积相同，左右相邻。在这两座小岛上，土地是唯一的固定资产，而小岛的社会结构也非常原始，居民们需要的只是食物，而且也只生产食物。事实上，岛上的每位居民每天工作八小时就能创造出足够维系自己生活的食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就一直这样生活着。两座小岛上的所有人都按照规定每天工作八小时，这也就是说每个社会都能自给自足。
但是，勤俭岛上勤劳的居民有一天做出决定，他们要多储存一些食物并利用这些食物进行投资，于是他们开始每天工作16小时。在这种模式下，勤俭岛的居民继续依靠八小时工作所生产的食物维持生计，与此同时他们把相同数量的食物出口到挥霍岛上，这也是他们唯一可以出口的地方。
挥霍岛的居民对这一变化感到欣喜若狂，因为他们从此以后可以不再依靠辛苦劳作为生，而且还能享受到与以往一样的食物。当然，这一过程中自然还需要等价交换物，但是对挥霍岛的居民来说，这种交换并无大碍：勤俭岛居民只是想用自己的食物交换挥霍岛的债券(这种债券自然是按照“挥霍岛币“计价发行的)。
时光飞逝，勤俭岛的居民积累了大量此类债券，而持有这些债券就意味着，勤俭岛的居民可以凭借债券索取挥霍岛未来的生产成果。挥霍岛上的一些权威人士发觉到危机的降临。据他们预测，对挥霍岛居民而言，这种既要维持他们的食物所需又要偿还他们所累积的债务(或仅仅是偿还债务利息)的交换活动，最终将迫使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但是，挥霍岛的居民根本没有兴趣听这些权威人士的逆耳忠言。
与此同时，勤俭岛上的居民开始感到紧张不安。他们问：拿着一个懒惰的小岛发放的债券能有什么好处?于是勤俭岛的居民改变了他们的战略：他们继续持有部分债券，但他们把大部分债券都卖给了挥霍岛的居民以换取挥霍岛币，随后勤俭岛居民利用这笔收入去购买挥霍岛的土地。最终，勤俭岛的居民完全拥有了挥霍岛。
从那一刻起，挥霍岛的居民不得不面对等价交换的悲惨结果：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供交换了。他们不但每天必须工作8个小时以维持生计，而且还要加班加点地工作，以偿还债务利息并向勤俭岛居民支付土地租金。因为他们当初一时大意，把这些土地都卖给了勤俭岛的居民。结果，勤俭岛居民利用收购而不是征服的手段使挥霍岛沦为了自己的殖民地。
当然，有人会争辩说，挥霍岛居民未来的生产成果必须长期运往勤俭岛，但这些生产成果的现值只相当于勤俭岛居民最初放弃的产量，因此从这点来看这是一项公平交易。但是，由于挥霍岛上的一代居民不劳而获，挥霍岛未来的若干代居民就得用毕生的时间来还债，这种情形如果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颇为戏剧性的“隔代不平等现象“。
且让我们以一个家庭为例来考虑这个问题：假设我，沃伦·巴菲特，能够使用到期支付的巴菲特家族借据来购买我一生所需的所有消费品，而这些债务及利息将由我的子孙后代以货物和服务的形式偿还，人们可能会把这种情形看作是巴菲特家族与债权人之间的平等交易。但是，自我以后的几代巴菲特家族的成员可能都不会赞同这项交易(他们甚至有可能试图赖账，但愿他们不要这么做)。
让我们再考虑一下那两座小岛的情形：面对着有史以来数额最庞大的债务利息，挥霍岛政府迟早会做出决定，实施有可能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的政策——即发行更多的挥霍岛币以冲减每张货币的价值。挥霍岛政府的理由是，毕竟那些令人不安的挥霍岛债券只是索取相应数目的挥霍岛币而已，而非这些货币的相应价值。简而言之让挥霍岛币贬值可以缓解挥霍岛的财政危机。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前景，所以如果我是勤俭岛的居民，我会选择直接拥有挥霍岛的土地而不是该岛政府所发行的债券。大多数政府都认为，强制没收外国人的资产在道义上令人难以接受，而如果采取措施冲减外国人所持债券的购买力则相对稳妥一些。毕竟，在掩人耳目情况下的偷窃要好于强取豪夺。
说了这么多岛国间的事情，那么这些事与美国之间究竟有何干系呢?简而言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197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是按勤俭岛的方式辛勤工作，通常情况下我们出口的产品远多于我们的进口量。与此同时，我们把富余的产品投资海外，结果我们的净投资额，即以我们持有的外国资产减去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从1950年的370亿美元增长到了1970年的680亿美元，(这是根据政府当时使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当然政府后来又对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改)。当时，我们国家的“净资产”总值既包括了国内的所有财富，同时也包括了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当一部分财富。
另外，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由于当时的美国持有其他国家大量资产，美国完全处于净所有人的地位，所以我们意识到建立在贸易盈余之上的净投资收入已经成为了投资资金的第二大来源。我们国家的财政状况与个人的情况相类似，个人一方面会把自己的部分工资存起来，另一方面则会利用从现有储蓄中得到的分红进行再投资。1970年代末，这种贸易形势发生了逆转，贸易逆差出现了，最初的逆差额约占GDP的1%。这种情况并不算糟，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的净投资收入仍然是正值。实际上，如果以复利方式计算我们仍然在盈利，我们的净资产结余在1980年达到了3600亿美元的历史峰值。
然而，从那以后我们就走起了下坡路，而且在近五年中下降之势还在迅速加快。如今，我们的年均贸易逆差额已经超过了GDP的4%。同样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的美国资产已经比我们拥有的其他国家资产多了2.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得惊人。这2.5万亿美元的资产中，有一部分投在了借据凭证上，即美国的债券，其中既有政府债券也有私营企业债券，还有一部分资金则投入了地产和股票等资产。
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做派就有如一个拥有万顷良田的大富之家。为了能消费我们生产能力所不能满足的这4%的商品，也就是我们的贸易逆差，我们每天都在出售农场的土地，而且我们拿现有资产所做的抵押也在一天天增加。
为了能正确审视外国人拥有的这2.5万亿美元净资产，我们拿它与价值12万亿美元的公开发售的美国股票或者是具有相同价值的美国住宅用房地产，再或者是我所预计的总额达50万亿美元的国家财富相比较。比较的结果显示，已经被转往海外的资产非同小可，以国家财富为例，它占到了其中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