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一次欧洲行，出入了三次匈牙利国境，也出入了三次布达佩斯。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回忆初到威尼斯时，运河的水色只像一块模糊的翡翠，再踏足，阳光与水波的折射角度、贡多拉船夫的吆喝声在巷弄里的回声，让这座水城从 “画册里的风景” 变成了 “能触摸到呼吸的生命体”。
诚然，每一次重逢，都是上次告别的注解。如果离别或停留都过于短暂，则难辨有时光。甚至就在短短的时间里，一种怅然若失的疲倦感会许许多多次爬上“异乡人”的心头。
第二次抵达时停留的公寓，六层向西，与多瑙河东岸普遍的楼顶持平。
布达佩斯的夕阳，好像色彩都不一样了：不再新鲜，不再似热恋的爱人眼眸里的清澈炙热，而是像叠了许多层心事一般，平常而醇厚；
俯瞰街道，年轻人在余晖中追打、玩耍、拥吻、随手撇下酒瓶，我更像个老人一样坐在阳台上，Let time pass；手里，舍不得，也放不下酒瓶。
此次布达佩斯行的三次出入是真，但如果换一种算法，那就数不胜数了，比如按照本就是两个城市的“布达”和“佩斯”而言。
多瑙河穿城而过，河西岸的布达（Buda）与东岸的佩斯（Pest）曾是两座独立城市。
布达依山而建，早在罗马时期便是军事要塞，中世纪时成为匈牙利王室驻地，石砌城堡与教堂构成了它的历史骨架；佩斯则地势平坦，自 19 世纪起逐渐发展为商业与行政中心，宽敞的林荫道和新古典主义建筑彰显着市井活力。
有时候是靠它穿行Buda和Pest
许多欧亚大陆上的古老城市都会遇到类似的难题：经济快速发展，过去的城市规划无法满足今日现代化的需求。
巴塞罗那曾受困于中世纪城墙内，人口密集、空间逼仄，怪才塞尔达摒弃常规，提八边形街区规划；
巴黎在旁边搞了巴黎新区，标志性的拉德芳斯大拱门，与老凯旋门遥相呼应；
反观生养我的北京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拆除城墙、牌楼的往事，成为城市记忆里的隐痛 —— 那些曾界定 “内九外七” 格局的城墙，本是比任何史书都鲜活的文明容器，却在 “破四旧” 的浪潮中化作断壁残垣，让古都的肌理出现难以愈合的裂痕。
而最终，布达和佩斯没有以一方之名吞噬另一方的历史。
1873 年，它们通过共存的命名方式合并为一个城市，多瑙河的水流既滋养着布达的古堡，也灌溉着佩斯的街巷，双名的布达佩斯本身就是一部活态的文明对话史 —— 真正的进步，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共生。
一百多年过去，有对兄弟，以双城来起名。
其中一位是，佩斯的陈。
多瑙河上看布达佩斯 靖雯 摄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渴望向世界展示中国艺术的魅力，同时汲取国外优秀文化养分。
1950 年，#陈强 作为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的一员，前往布达佩斯访问演出《白毛女》，他演大反派黄世仁。
想必，这次与世界的接触触动了陈强，演出期间，陈强大儿子在国内降生，他远程取名 “陈布达”，三年后二儿子在吉林长春出生，取名 “陈佩斯”。后小女儿出生，陈强又根据匈牙利多瑙河里的丽达岛，取名"陈丽达"。
就这样，在遥远的中国，布达和佩斯又合并了一次。
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文化自信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不久后要上台的格局和智慧都在线的央视下任台长可以考虑把陈佩斯请回2026春晚舞台，此举将彰显央视海纳百川的胸怀，积极响应文化发展政策的态度，凝聚全国人民对春晚这一文化盛宴的热爱和期待 ，真可能事实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寻找#千利休》电影中，织田信长曾要求千利休以茶道接待到访的外国传教士。席间，织田信长问：
“美到底由谁定义？”
千利休说：
“美，由鄙人来决定，鄙人所选的珍品，能孕育传奇。”
脾气暴躁的织田信长竟然毫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
“在我左右，又添欲夺天下之人了！”
在场的丰臣秀吉看的目瞪口呆，他完全不敢想像有人在最高权力的织田信长面前口出狂言，把伴君当伴鼠。
“美，只有我说了算。” 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也许只有千利休才有胆识说出，还是在落后的人治时代，而这样自负到固执的坚持，既成就了他美的哲学，也最终在换了一朝心胸格局大不同的天子后，招致了杀身之祸。
而在亚欧大陆的西侧，当年教皇强令米开朗基罗修改西斯廷天顶画的构图，米开朗基罗以 “艺术创作不容亵渎” 为由拒绝而停工四年，直到教廷妥协才重新拿起画笔。
这以后，教皇曾多次削减他的创作经费，甚至在他完成天顶画后，将他调离罗马，派往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从事无关紧要的工程。米开朗基罗则在西斯廷教堂的穹顶下，用《创世记》的磅礴笔触宣告艺术的不可驯服。也正如布达佩斯的马加什教堂，其立面融合了哥特式的尖拱与土耳其式的圆顶，这种看似混搭的风格，也是建筑师在被奥斯曼帝国统治后，拒绝让历史在异族文化中湮灭而进行的一种坚守。
暗处的算计泛滥，当捷径成了常态，投机者等着风气倒退时钻空子，纯粹与正义或许会迟到。
动画片《忍者神龟》中，与其他三只龟相比，米开朗基罗更像 “野生的太阳”：达芬奇沉稳持重领袖范儿，多纳泰罗（我看的最开始翻译是爱因斯坦）理性内敛有智囊，拉斐尔暴躁刚烈如斗士，而米开朗基罗则是 “快乐制造机”，玩世不恭的外壳下，藏着最直接的热血与最柔软的善意，活得随性却从不含糊 —— 战斗时够狠，护友时够真，永远用自己的节奏诠释 “叛逆的温柔”。
现实中的#米开朗基罗，一生受三个人影响较大：
一是他父亲，家世不错但看不起艺术；第二位是佛罗伦斯的统治者#美第奇，看重他的才气，让他受到很好的人文和艺术的薰陶；第三位就是尤利乌斯二世，人称“雄才大略”的教宗，看重他的艺术造诣。
人们都说陈佩斯是块硬骨头。
我认为，#硬骨头 至少分两种。
一种是，广泛谣传的，“仗义每多”的“屠狗辈”；
二种是执拗的理想主义分子，他们常长大在中国漫长历史里那几次难得的开放改革时期，如文景之治，仁宗盛治等寥若晨星。
比如佩斯的陈，他的骨相，对法治法律笃定遵循，对改革开放清醒拥抱，对公平、正义和自由觉得理所因当。
这一种硬骨头，沐在文明向上的春风里，家风如此，平日里温和、谦虚有礼，乐观积极，相信自己与未来，相信法治，尊重规则，如遇到挑战公平自由的事，会比其他人更坚定地捍卫。
是，在关键时刻，会比别的骨头更硬一些，因为他们所相信的那些道理，更值得为之赴汤蹈火。
从业 46 年未曾染指大奖，这看似是一种讽刺，却恰恰成了陈佩斯耀眼的勋章。
正如评论所言，他是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非常干净的人，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一个不屈权贵的人”。这种 “干净”，是不为奖项背后的潜规则折腰。
这种对“契约精神”和“社会进步”的主动捍卫 —— 就像知道法治是底线、改革是路径，而公平与自由是最终方向，于是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
当规则被权力架空时，会站出来说程序失当的今天，就是公平失守的明天；当改革遇到阻力时，会坚定支持 “该改的必须改”，却也警惕 “为改而改” 的冒进，因为清楚改革的终极意义是让更多人享有尊严与机会；当公平被特权践踏时，会较真 “凭什么例外”，因知道 “少数人的特权，就是多数人的枷锁”；当自由被偏见挤压时，会发声 “每个人都该有空间”，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懂得真正的自由，是 “我可以不同，但你不能剥夺我不同的权利”。
这种 “硬”，愤怒但不嘶吼，不撒泼，带着建设性的坚守：认可法治，用法条为武器守护秩序；拥抱改革，用理性为支点推动进步；笃信公平与自由，用行动为基石建共识。
努力精准的标尺，不纵容突破底线的 “灵活”，不拒绝基于善意的 “变通”，只为更值得信任的世界，是属带着时代体温的坚守在佩斯的陈这代人身上的纯粹和智慧。
我猜想，国人支持陈佩斯，是不是就是在支持和守护自己内心未熄的火焰，
那份历经岁月，
尚未被磨平的理想与良知，
若即若离的勇气，
没安放好的青春，
和说不出口的爱。
佩斯一侧，多瑙河畔的 “鞋子纪念碑” 靖雯 摄
二战期间，1944 年末至 1945 年初，匈牙利法西斯民兵将大批犹太人驱赶到这里，命令他们脱下鞋子，面对河水站定后残忍射杀，尸体被河水冲走，鞋子则被拿去换钱。
2004 年，为铭记这段悲剧历史，人们打造了 60 双形态各异的金属鞋。它们曾属于被剥夺生命与自由的普通人，每一道锈迹都是对公平的无声叩问， “每个生命都值得被铭记” 。
如今，鞋旁常有人献上花串、饮品，来缅怀遇难者，表达心意。
更早，1848 年欧洲革命浪潮中，匈牙利爆发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独立革命。彼时布达和和佩斯尚未合并，最初，知识分子和民众在佩斯的城市广场集会，提出 “十二点要求”，包括废除农奴制、自由出版等，成为革命的纲领性诉求。
1956 年，匈牙利爆发反苏运动，布达佩斯成为风暴中心，始于佩斯的学生和民众游行，高呼 “自由”“独立” 等口号，示威迅速蔓延至全城，一度成立了临时政府，试图推动改革与自主。
自此，这座城市的名称逐渐与 “觉醒、抗争” 的记忆关联。
这陈年的往事啊。
笔者与复旦经济学院上个月的欧洲考察团布达佩斯站
自由从来不是无序的放纵。
没有公平作为基石，自由只会沦为少数人的特权；失去自由的精神，公平连相对都不足以形容。
时光未来，不言岁月，只认朝夕。
敬佩斯，
陈年的佩斯。
作者：邱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