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出国的尴尬往事
作者/金弢
八十年代，金弢(右)陪同王蒙部长在京会见西德作家
引子：文学离不开生活，当年作家们出访又是如何？
I、外汇
一九八五年，我们有一个团出访西德，团里有位上海作家，她比较有生活经验和经济头脑。那年在国内，一个西德马克官方兑换约2·50元人民币。出于好奇，可能也是想能否多积攒些外汇回国买彩电，一作家身边正好有好几百人民币现金（参照：是年，大学毕业月薪，北京56元、上海58元、杭州54元），想了解一下人民币到了德国换马克是什么样的比值，于是让我在机场外币兑换台打听。我说我们来自中国，带了本国货币想在此消费，能否换成马克。
一个国家的货币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脸面和尊严。一个国家如果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且不说国际政治、国人的人格，就连其货币也是任人耍弄。
端坐柜台的是个瘦精精的老头，他问，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我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头说，好，等等，我查一下，说着从柜台底下抽出一本厚厚的目录表，形状像极我在中国民航局见过的查航班的大本本。
老头好不容易找到我国货币，眯起眼睛说能找到我们的人民币。我问他要拿多少人民币能换一个马克。老头说，可以，可以，用十二点五个人民币换一个马克。他这么说，一下子把我们吓住了，在国内就是私下交易，用十二元人民币都能换到一个美元了（当年在西柏林要3.20马克换一个美元），要十二点五个人民币才换一马克也太黑心了。我们无趣地离去。
团里有位作家说，换不换是你的自由，人家又没有强迫你。没走几步，那位上海作家突然醒悟道，既然一个马克能换那么多人民币，我们还不如把身边的马克都换成人民币带回国，这样不就值了？！大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又让我去问问，能不能拿马克换人民币。我们再次来到换币处。
那老人家又一次抽出那本本，说：马克换人民币也可以，请等等让我查一下兑换率。一查结果是一马克只能换2·20元人民币，给的还不是人名币外汇券。大家谁也没想到这一进一出的差价会如此之大，真让人长了见识。
这说明，你国家的钱人家不在乎，自然也不尊重，是在当猴耍，你爱换不换。有团员称，这就是经济自然规律，关键要看是谁求谁的问题！
于中国作家而言，那年硬通货实在稀罕，实在金贵。人到国外，谁都省吃俭用。每花一分外汇，都举足轻重，须考虑再三，因为回国能买上一台彩电，那是全家的期待，是出国至高无上的目标。在西柏林，作家团自费吃了一碗汤面，让人不禁纠结了好一阵子！
作家们出国的餐费花销，会举足轻重。那次“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当时发给每位作家的一千马克，名义上说的是给每人的版权费，但实际上其中还包括了一定次数的餐费。就是说，只要组委会主持的活动带有用餐招待的，那顿饭自然是免费。但碰上没有活动安排时，各自用餐就得自理。但团里是谁也不舍得下一次餐馆，想想西柏林只有十天会议，接下去顺访联邦德国两周，是吃住全包，在西柏林哪怕再艰苦，坚持一下不就挺过去了？
然而，中国人的胃又是特别的特别，加之到了西柏林，也是人生第一次接连十天吃西餐，让人委实受不了，特别是年长的作家。不光饭店的西式早餐，就是期间有招待会，用餐也是顿顿西餐。又则，大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缺乏经验准备不足，出国前满以为伙食均由对方招待，谁也没想过带什么正经吃的，除了个别带些花生米之类，连方便面也没想到。行前集训时还专门提过，到了国外，也许旅店里不允许用烧水壶，并且强调了国外的电插头跟国内不一样。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没带方便面的出访。
金弢与路遥1987年在飞往西德的机舱
几天下来，看得出大家的胃都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神色抑郁且又无奈，为了外汇大家都忍着。一天下午，大会没有安排，全团聚集，去逛西柏林的主街——公侯大道，不经意来到闹区一家中餐酒楼。久违的中餐，向往已久的大家突然感到无法抑制的情不自禁。舒婷不由大声说：“我太想吃一顿中餐了，这一点钱大家就别省了，我们进去一起吃一碗面吧！”有人随声附和，有人没吭声，我当时感觉还是有很多人心疼这碗面钱的，我自己就舍不得，脑子里一直想着给还没满月的女儿买个冰箱。但谁也不好意思开口阻拦。在几个人的起哄下，王蒙团长同意了，我们进了中餐厅。
服务员是个小伙子，说的国语带有东南亚华人的广东口音，对大家的到来很是周到热情。菜谱厚厚一本，里面满是五颜六色的菜肴照片，但大家都往价目栏里看，寻找最便宜的菜。有人发现了三鲜大汤面，价钱也不是很贵，一碗十五马克（是国内机关干部一个月的工资），这在菜谱的正餐里几乎是最便宜的了。我把汤面的配料翻译成中文，说面里有虾有肉有冬笋。大家异口同声：定了，就吃这个！虽然大家进了餐厅，但对这顿自费的中餐，要花去不少钱心里一直是忐忑的。其他菜肴虽看上去鲜亮味美，但一看价格就让人望而生畏。于是，全体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大汤面。
跑堂见我们选择完毕，迅速过来，恭敬礼貌地问我们想吃点什么。有人说：
“每人一碗大汤面，据说这是贵店的拿手菜，我们是特地赶来的，”不免有点自我解嘲的意味。
跑堂问我们想喝点什么？
大家说：“面里反正有汤了，喝的就不要了。”跑堂的脸上露出些失望。
后来我到德国留学才知道，跑堂的收入，大多店都是根据营业额的多少抽成的，顾客消费得越多，他们的提成就越高。
等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四个跑堂每人四大碗，用大托盘端来了三鲜面。这种享受是让人没齿难忘的，这像忍受了多年委屈的中国胃，终于找到了极致的福音。大家很是享受这碗大汤面！餐毕要分单付账，于是想到了小费。有人提出，不给小费不行，多给也没必要，建议每人给一个马克，加餐费每人付十六马克。跑堂过来收钱，完后面无表情地走了。
不仅是因为大家一个礼拜以来没再吃到热腾腾的中餐了，而且吃完后没给环保留下任何负担，更是那碗面的确物有所值，性价比很高，在回酒店的路上，大家一直津津乐道：好吃，量大！然而十六个马克还是让人心痛，谁都耿耿于怀，这不仅是一个月的工资，更是硬通货。尔后团里管财务的跟团长商量，最后决定这顿饭钱就算请外宾喝了咖啡，入账进了公费。全团每人拿回了花去的餐费，个个喜出望外。
好吃的大汤三鲜面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团里的两个青年女作家舒婷和傅天琳。到了第二天下午，她俩又想起了三鲜面，想想第一碗的面钱反正退了回来，不如拿这钱再去吃一回，那实在是太好吃了，于是两人悄悄去了。我记得有什么紧急事要通知大家，但就是四处找不到她俩，去了饭店服务台，她们的房间钥匙也被拿走了。好不容易在大门口等到了她们，我还没来得及发通知，两作家一脸苦相：“我们又去吃了，还是那跑堂，对我们态度极差！而且面的味道比昨天的差远了，量也少多了！”
右起：马汉茂教授、傅天琳、谢素娟、金弢、舒婷、鲍昌、西戎，1985年中国作家团访西德，游莱茵河
II、 红灯区
作家们出国希望去西方国家，除外汇的好处外，还有大家心仪、但不能启齿的事，就是要了解一下资本主义的腐朽、阴暗面——红灯区。身为“马列主义者”，是要提倡全面看问题。当时的口号：我们不光要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一面，我们也要看到他们腐朽堕落的一面。这是当时冠冕堂皇的口号。这一点，出访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全面看问题”的机会了！
多个作家团去了民主德国，不到一星期就会说：“他们跟我们差不多，没什么好看的。” 有个访民德团，我们到了德累斯顿，地方作协主席送我一本厚厚的全裸摄影相册，全是青春少女、金发女郎的全赤身出镜。东德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性开放并不亚于西方。东柏林的裸体浴场，相比西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到柏林，团里轮着看了无数遍。一团员称：“这是我这回来东德的最大收获！”回到作协，有人听说我带回这么一本影集，来借去看，称：“可为中国出艺术摄影集作参考。” 结果，影集在机关传阅了好几个月。不难想象，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当时是多么封闭啊！
参观红灯区，是极为隐秘且心照不宣的事，大家嘴上不说，更不敢公开提这样的要求，但时时念怀于心。到了八十年代中，虽然改开逐步全方位启动，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依然存在。当时的管理是，桌面上是冠冕堂皇的国家政策，但实际操作时又是异常的灵活机动。
去了红灯区，只要回国不大张旗鼓地宣扬，单位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这种好奇心谁都有，哪个去了西方国家的团队都大同小异。行前集训时还会向大家慎重交代一句：“小心！别误入不当之地！” 意思是说：红灯区不能去。八十年代初，纪律还很严格，明言规定，擅自去了红灯区，党员作党内处分，团员作团内处分。还得算上一次重大外事记过。
一九八五年随团出访汉堡，我一位“北外”同窗在领馆做随员。当作家团跟领馆人员座谈时，学友拉我躲进办公室聊天，我谈及汉堡举世闻名的红灯区近在咫尺，问他是否去过。他矢口否定，说是去了被发现，党员去党，团员去团，并且立马调离回国。
大家都想看红灯区是不言而喻的，但怎么个去法须深思熟虑，不能明目张胆。要事先查看好一家性电影院，跟团长捏估好，晚饭后无事闲逛佯作无意走到了小电影院门口，就说出于好奇想进去看看。既然买了门票，发现是此类特别电影，为避免“可惜了”国家外汇，也就不退出来了，“既来之，则安之”。
文革刚结束时，看内部电影《多瑙河之波》里的搂搂抱抱，已把整个影院撩动得一片哗然。当时国内有门路的，最多也只见识过所谓的“三级片”，充其量不过光了身子，床上翻云覆雨做几个假动作罢了，正经的姿势都不敢摆。所以团里谁也不会想到这种性电影开放的程度。不仅真枪实弹，而且均是壮男美女，加上超大的特写镜头，配有一流摄影技术，让人看得心惊肉跳、错愕不已。
有一个团，大家正看着小电影，出于不明的某种原因，一位老作家突然一声：“实在是太腐朽堕落了，”说着站起身来。闻之，其他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觉悟也不低，于是随声附和：“真是！真是！”这么一来，谁都不好意思继续看下去了，像是唯独他腐朽堕落似的，都心存惋惜地离席出了电影院。想来也是确实冤枉，这种电影是一次性门票，你爱看多久可看多久，虽然很多大城市，女性观众可以免费入场，然男性每人十五马克可不是小数。尽管花的是国家的钱，但看了还不到五分钟就退席，实在是物有不值。
领队得了经验，在往后的出访团，将每人分开安排座位，因为这类电影院都是小包厢式的，有很多个，上映着不同的片子。领队关照每人，讲好待到来叫为止，不想看了就在座位上睡觉，以防一哄而散，怎么也要对得起这张门票。
想看这种电影的好奇心，女作家并不亚于男作家。因不知团里会否择机安排，她们会私下请人带去看，并感谢“让人体验了生活。”
大家想去红灯区也就是为了饱饱眼福，出格的行为从未有过，这是作家的人品与道德把关，毕竟八十年代社会风气淳朴。我有大学挚友，学法语出身，工作也是外事，一次邂逅外宾下榻的北京「昆仑饭店」，交谈中提及此话题，问他屡屡陪团出国，是否真有人去过“皮肉交易”的。他大声笑道：哪敢！哪敢！国人有色心没色胆，心思思的，但真见到洋妞，个个吓得“垂头”丧气！
但他透露两个秘密：一是不少人让他陪去偷买性交影册，冒着进关被查作处分的风险，不惜党员被开除出党、毁掉仕途、拿断绝前程的终身判决作赌注。不是有一高干文化人到了国外，因生活作风出了丁点问题就毁了政治生涯？！
二是巴黎色情场所有种“亲肤服务”，它不同卖淫，不让真刀真抢，只许爱抚。同学说，个别年迈团员，没火候但有愿望，出国前听说过这类服务。小房间有玻璃隔板，设有两个直径十厘米的圆孔，可将双手伸过去；玻璃后有一小床，上躺一个赤身全裸女郎，浑身任由抚摸，给个价可进行二十分钟。上了年纪的可一面抚摸，一面回忆美好的青春年华。后来有团去西柏林，我们还真发现了相同的服务提供，真让人大开眼界。
西柏林有遍地开花的西洋镜，所谓西洋镜，就是看姑娘真人全裸出演。观众每人一小间，往投币箱丢一马克，两张小布帘会自动朝两边徐徐启开。表演场中间有一个直径为两米的转盘，上面躺着一个槃旋偃仰、搔首弄姿的年轻女郎，尽展妖艳，摆弄各种身姿和诱人的体态。一分钟过后，小帘子会慢慢收拢，若想继续看就得继续投币。有人看完后开怀大笑地出来，问其何故，说是得了便宜，碰巧赶上了女郎换班，这样，一马克看了两个。
到了汉堡，大家会去“人肉市场”参观，那是一条举世闻名的圣保利区(St Pauli)、绳索大街(Reeperbahn)。这里，“灯红酒绿、肉欲横行”被演绎得极致。那条主街虽然已是色情毕露，但这仅仅算是色情而已，而且整条主街，男女老少皆可自由通行。走过几条横街，就会来到只允许成人男性的进入之地。街口筑有一堵挡眼墙，立街口中间，游人经两侧出入。进入后，横街两旁成排的橱窗里坐着穿戴仅剩三寸、少得不能再少的妖艳女郎，摆弄着各自认为最富魅力的姿态，挑逗橱窗外虎视眈眈的眼球，她们勾起食指向上，给你发来热邀。若有人倾意，女郎会打开橱窗上的小玻璃门跟你交易，细谈服务内容，讨价还价。一旦交易成功，访客从侧边小门入内，橱窗的帘子会自动合上，出现示意牌：正在工作。
对一个封闭几十年、意识形态截然相左的社会人，谁都对这外部世界欲亲历一番，急切之情毋庸赘述。
左起：王蒙、马汉茂、金弢、鲍昌、刘剑青、舒婷、孔捷生、章国鋒、西戎、傅天琳、方冰、黄宗英、德方陪同、张抗抗、作协外事秘书、德国邮政部长，1985年在西德
III、跳蚤市场
到了西方国家，中国作家逛跳蚤市场是一番别样的体验，尤其是第一次，更是在那个年代！它之所以具有极大而难以抵御的吸引力，是因为这里的东西会出人意料地便宜，异常地价廉物美。文革前记得读小学时见过旧货店，抑或“二手店”。这种旧货店，随着“破四旧”运动的兴起，被风卷残云般地荡然无存。即使有个别漏网的，业已改头换面成了“调剂”商店。
一九八五年六月，王蒙、鲍昌率领的那个大团，至今为止空前绝后。上了飞机，王蒙因为是中央委员，黄宗英因为是文化名人、赵丹夫人，飞机刚起飞两位都被空姐专诚请去了头等舱。二十八小时的长途飞行，期间出于礼貌和尊重，我去看望他们。人在头等舱尽管舒适，宽大的沙发，座位前宽宽敞敞，王蒙、黄宗英前后坐两排。但长途的飞行一个人也很孤寂无聊。见我的到来，黄宗英很是开心。她让空姐拿来啤酒请我喝，我让空姐给我们留影，于是有了我跟宗英大姐在头等舱的合影留念，一直珍藏至今。
那个团，黄宗英最年长，团里大家尊称她“宗英大姐”，我也斗胆跟随大家叫她大姐，这也成了我往后见到年长女作家都称大姐，不仅黄宗英如此，一次在机关财务处巧遇丁玲，她似乎健康欠佳，我称她大姐让她开心不已。第二年五月，瑞士海外华文女作家赵淑侠来京访问，我陪她去家访冰心，赵叫冰心老人称大姐，我也叫大姐，高兴得冰心老人称自己突然感到年轻了两代人，对我倍感亲切。
我们那个团到西柏林已是六月中旬。行前，大家以为都快夏天了，所以衣服带得很少。但谁也没想到，六月的西柏林会那么冷，气温降到了零度，天还下起了雪。团里人人衣着单薄，出门冻得受不了。但在那里添置衣服是绝对不可能的，德国的东西那么贵，都是惊人的价位，当然还要付硬通货西德马克。陪同我们活动的本地中国留学生提醒，说西柏林有跳蚤市场，虽是旧货，但衣服品质都非常好，常有八九成新的，只是款式过时人家不要了，而且绝对超级便宜。当时别无选择，只好让留学生带我们去。
团里领导也没有足够上衣，冷得直打哆嗦，在旧衣摊见到一件酱红色皮夹克，一上身，大小、款式都非常合适，有如量体裁衣。问价说要五马克，其实已经便宜得不得了了，那可是真皮真料的。留学生陪同说，“跟这些土耳其人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土耳其人习惯的开口价往往会高出心里底价，留一定的余地让你讨价，你如果不还价，那就是自己白吃亏”，而对我们而言，每一个马克又是何等珍贵。既然可以讨价，这也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于是我替领导向那土耳其老头还价。那老头看我们来的人多，怕不让价我们一哄走去了别的摊位，就让价成了三马克。我们正要付钱，那留学生发现皮夹克少了一颗钮扣，提醒那土耳其人，老头爽快，一口价让到了两马克。买了皮夹克，领导当即穿上，不光御了寒，人还一下子精神了起来，顿间年轻了十岁。
那土耳其老头见我们一大队人马，都是亚洲人，好奇地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戏称我们从日本来。那老头马上说：“日本人从不来这种地方。” 我发现谎言被戳穿，不敢往下对答，于是哈哈大笑。张洁回过头问我跟那老头在说什么这么开心，我把对话翻译给大家听，人人听了都哈哈大笑。
下午的作品朗诵会由团里领导主持，他毫无顾虑地穿着那件新买的旧皮夹克登台致开场白，台下有团员称赞，团长这件夹克真是有模有样，颜色也很搭配，显得很精神。知情的作家窃窃私语：“上午刚在跳蚤市场买的，才花了两个马克，衣服还少了一颗钮扣，只是坐在那里看不见。” 大家听了顿时不由失声哗然，但又赶紧压低嗓门，因为在场的邻座除了大陆作家，还有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东南亚的华语作家，当然数我们大陆作家最穷了，只有我们的人民币在这里不能流通，新加坡、香港、台湾的都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我们又特别好面子，事事处处都怕丢脸，怕被人看不起，尤其在台湾作家面前更是不想有失身份。在那时，这其中还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
事情往往是说巧也巧，说不巧也不巧，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大陆作家本来就跟台湾作家讳莫如深，无形中老在比着，起码我们大陆作家会这么感觉。两种不同的体制无意中产生的对立感，政治见解的相悖，经济上我们又不愿承认台湾的优越性，这种攀比，暗地里较着劲，为女作家尤甚。最终发生了最令人不堪的尴尬。
前一天去跳蚤市场是因为天气实在太冷，让留学生带去是为了救急。结果发现东西又好又便宜，完全超出预料，像团领导那件真皮夹克文革时在国内根本见不到，这类货真质高的稀罕衣品一旦有，准是天价。
回到酒店，让没去成的团员羡慕不已，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这回已不再是为了天寒救急的初衷。第二次出发，大家满载而归，尽管大有收获，但也让人摊上了始料未及的尴尬，情形惨不忍睹，让人终生难忘。
再次的出发，谁都打算多买一些带回国，这些可是价廉物美、极好的礼品，可以馈赠亲友。团里两位平时很注重面子的女作家让我陪着买，因看得上的东西实在太多，就买得远远超出了自己携带的能量，特别是那些女式披风大衣，款式掐腰的，就像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演《卡萨布兰卡》时穿的那种。
我们因为长期封闭，跟国际时髦款式已经脱节太久，别人过时不要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却是新颖时尚。西方人淘汰或丢弃的旧衣服，并不是因为衣服破得不能再穿，而是只因款式过景而嫌背时，但对这种款式的过时感，我们丝毫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服装样式几十年没变。中国人的教育，从来强调吃饱穿暖要知足，还宣传发扬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更是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那些别人处理的旧衣服，不但对我们来说款式新潮，均是见所未见，而且材料质地上乘，都是真货真料，人人是所见所爱。于是，两位女作家买得远远超出了她们的预期。那种披风式的呢大衣，用亚麻料制做的风衣，各种真皮的服装，件件让人爱不释手。
因为买得实在太多，始料未及，而且大多是厚重的大衣，出门时也没想到带上些口袋，只好都挎在手臂上，像是抱着个大胖熊。要了出租车，车费是可以入账报销的，回到了五星级洲际饭店，其实西方人一眼就能认出我们是在跳蚤市场扫的货。我还在付出租车费时，两位女士满打满地搂着抱着成堆的大衣已迫不及待地下了车。刹那间，座位靠酒店那一面下车的女作家不禁痛苦失声地叫了起来：死了！死了！
原来酒店大门正好走出来陈等一帮台湾女作家，跟我们正撞了个满怀。没有别的退路，两女作家只好死活硬着头皮往前走。事后一位回忆说：当时真恨不得能打个地洞钻了进去。
那时我们只强调穿新衣服，尤其对孩子。衣服不讲究纯棉、纯毛的质地，不在乎化纤材料。不光样式我们落后国际流行款半个世纪，而且价值观与西方人也相去甚远，特别是童装。我们什么都要新的，小孩子过年穿新衣服是幸福生活的标志，但化纤、晴纶无所谓，也不懂衣服用料对健康的益害，只要新的、亮丽就行。我们做父母的怎么也没想过让孩子穿别人穿过的二手衣服。
我们去柏林，那是我们对德方的回访，三个月前的西德作家团率先访问了北京，他们知道我有一个婴孩。一个柏林作家跟老婆提起此事。于是他夫人收集了一些自己两个孩子穿过的、但仍很新、而且质地上乘的童装牛仔衣裤送给我。到酒店打开一看是孩子穿过的，觉得自己孩子穿别人孩子穿过的旧衣服心理上无法接受，遂把整包童装都扔进了房间的纸篓。
其实那都是品牌，虽用过，但质量摆在那里，且均洗净烫平，否则他们的孩子肯定还能继续穿。西方的童装是绝对有保证的纯棉，这对健康至关重要，只是我们一无所知罢了。现在回想起，连自己都觉得可笑。
第一次出访巧遇跳蚤市场的成功，以后的出国，去跳蚤市场成了每个团的例行公事，王愿坚、路遥团，马拉沁夫、莫言团，公刘团，团团都去。在西柏林，王愿坚回忆说，他当年被打成右派，老婆一夜间白了头。这回出国前他就打定主意要给老婆买两样东西，一是染发剂，听说德国货质量好；二是给她买一件毛料大衣。没想到一看价格实在吓人，恐怕口袋里所有的外汇都掏空了还不一定够，无奈只好在旧衣摊上挑一件好的、新的，还请陌生女士试穿。头一天去时，莫言对跳蚤市场上土耳其人卖的黄油煎大饼闻得特别香，第二天同样的气味把他恶心得无法忍受。作家张承志对他调侃：“那是因为你昨天饿了！”
以上所叙述的一切，这种显穷失脸面的往事，如若放在二十年前，我们是难以启齿、不愿回首的，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底气与自信。眼下的中国已是今非昔比！往昔的屯蹇、不齿与不堪，而今却成了珍贵而不可多得的生活颠连、成了绝无仅有的真实史料！如若论及我们中国人三十年来物质文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艰难困顿难道不正是多具有说服力的史实与见证？！
没有比较就看不见进步！
2025年12月30日于德国慕尼黑
左起: 袁和平、金弢、西德一台台长、王愿坚、汉堡副市长、德国陪同、扎西达娃、路遥、中国留学生
作者简介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当过民办教师。1977级恢复高考进北外德语系，19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元月进文化部, 同年0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1988年中国作协恢复职称评定，获正翻译级。曾历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张抗抗、从维熙、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陪同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 《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 Spielberg 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达三十五万字，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 《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2021年06月，于该出版社翻译出版东西长篇小说德文版《后悔录》；
2022年07月出版长篇小说《狂人辩词》（新译新版）【漓江出版社】，等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已发表 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六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五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两百万字。至今夙兴夜寐、孜孜笔耕；
近年，文字发表多家刊物：【北京文学】、【四川文学】、【花城】、【江南】、【收获】、【南方文学】、【青岛文学】、【香港文学】、【广西文学】、【三峡文学】、【延安文学】、【万松浦】等，并散见欧美及国内多家报刊：【欧洲新报】、【欧华导报】、【洛城小说报】、【华府新闻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
散文《话说张洁》 2022年04月获 “全国第二届散文大赛”一等奖；
散文《六秩同窗话三代》 2022年10月获【文心奖】， “当代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
书评斯特林堡和他的 《狂人辩词》 2023年01月获 【当代作家】杂志， “当代作家杯文学大赛”一等奖；
长篇小说《山道弯弯》2023年10月获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
散文《读书改变命运》，「双争」有我，河北省第十五届“我的读书故事”、河北省作家协会征文优秀奖，2025年0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