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坐在那里，就像是一本任人翻动的书

项飙在书院（2025）

作者｜何焰

编辑｜黄晓彤

排版｜周子曰

这两年，人类学家项飙每年都会来一趟书院，一边吃盒饭一边和大家聊天。没空的时候，他先聊完一顿饭，有空就再续一摊，从中午聊到夜幕降下来。

盒饭端起来，大家就开始聊。没有主题演讲，谁想到什么就问什么，项飙既回答也追问，平等是空气中飘荡的味道。酸豆角炒肉末，炒青菜和三颗肉丸，有学人端着盒饭去和项飙合照，项飙回头笑眯眯。广州海珠怡乐路的一条小巷子里，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反复推出一场又一场没有流程、讲稿和标准答案的对话。

这一场是项飙。

最初，项飙来到书院的原因是情谊。他和书院的创始人老麦是北大的同级同学，住在“隔壁班宿舍的兄弟”，共用一间水房和厕所。多年前的一个午后，彼时20岁出头的老麦正躺在校园草坪上晒太阳时，被项飙一把拉走，“临时冒充”北大爱心社的成员，一起为遇困的温州商人们奔忙。后来，浙江村的那一段历史被项飙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浙江村：跨越边界的社区》。

但项飙反复重返书院，显然不是为了叙旧。项飙说，第一次来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就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后面再回来，是因为他对行动者有着天然的好奇，而书院正聚集了一群长期在“社会现实问题”中摸爬滚打的行动者和改变者。

也因此，书院里的午餐会不是一场常见的“主题分享”，而是一场学术名人来到公益现场的对话，是一次“平等”的训练。

项飙坐在那里，就像是一本任人翻动的书。别人拿出具体的困境，项飙出借自己的大脑，给出即刻的回答。当下回答了什么，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眼前的这个人类学家如何思考，又如何在现场把自己的思考一点点展开。

也因由书院的两场午餐会，我重新理解了项飙。

确实到了要重新理解项飙的时候了。

不是回看《十三邀》去理解提出“附近的消失”时期的项飙，那是2019年的事了，而是要和这几年的项飙重新取得思想上的联系。

当年，“附近的消失”突发地触动了那么多观众之后，这位学者出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他做的事情仍旧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相关吗？

三年前我采访项飙时，他告诉我，自己来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当口。年轻人对思想充满了热情，他们不再渴望知识，因为知识唾手可得，他们渴望的是思想，思想和知识不同，它不是一句纸上没有生命力的话，而是需要背后一整套生命体验的展开。

项飙走红之后，互联网卷着年轻人的热情，堆在他的面前。那几年，无论他走到哪，年轻人的问题都很多，简直要将这位干瘦的中年学者填满、淹没。热闹如浮云遮望眼，却引起了项飙的好奇——年轻人们为什么开始需要学者，他们反复倾诉的苦恼有没有什么解法？

项飙在中山大学的演讲来了近千人  图源 / T先生

这是空前强大却又倍感无力的一代人。项飙看到，也十分清楚，任何突然的决定，辞职、断亲、躺平......都无法让年轻人真正从焦虑中脱身，只有思想的更新，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困境。

项飙决定介入——他从牛津大学去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担任所长，提出“人类学要直面人们的共同关切”，并协同诸多同事，一起寻找一套思想工具，来帮助现代人应对人类共同的焦虑。他希望人类学，为活生生的人来服务。

这似乎是一个发现社会问题，寻找解困工具的过程。如此说来，项飙与公益人面对世界的方式，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项飙不喜欢“解决”这个词，他觉得太重了，更愿意自称是一个“协助者”。

项飙有项飙的田野。

过去几年，他和各行各业的人对话，部分变成直播、视频、播客、文章、书籍，借公共渠道来回收更多时代的声音，深入自己的研究；另一部分对话静悄悄，潜在水面之下，中学老师和青年人成为他主要的调研对象。只是可惜，在频繁发生的对话中，项飙关切他人、善于倾听，而本人却渐渐隐没了。

如果项飙把“人类共同的关切”当作课题，他自己的关切是什么？他想帮助青年人应对人类共同的焦虑，这么大的课题，他准备怎么去寻？人类若有共同的焦虑，项飙有没有什么焦虑？他本人的生命经验，是否与自己的研究相关联？

在书院，这些问题被抛向项飙。

项飙在书院（与MPS2024同学对话）

项飙回答说，他的研究必须要把自己带进去，而且，这是一个绝对的前提条件。他在自己人生的体力、智力都开始走下坡路的年纪，突然迎来了外部世界暴发式的关注和期待，这些年，他一样有着焦虑，内心不断地有着希望证明自己的渴望，也焦虑于如何学会平衡和找到自己的节奏。平衡外部的期望和自己能做的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项飙也会焦虑，他和我们是一样的。即便他焦虑的具体内容，和我们、和他所调研的许多年轻人都不同——不是找工作的困境，也不是父母催婚的困境，但是在结构性上仍旧有着类似性。项飙有一个信念，人类的焦虑有共同之处，人和人之间就好像一座座岛屿，看似不相通，但海水退潮、拧干之后，底部必然相连。

所以，项飙愿意去介入青年人的困境，也必须将自己的焦虑“对象化”——跳出来直面它，思考它，才能改变它。这是一种学者的勇气，也是项飙的信念，项飙在书院告诉我们所有人，不要放过痛苦的瞬间，有的时候把你撕裂的那股力量，可能理论就在其中躁动。“理论常常源自于实践中的矛盾之处。”

项飙爱说大白话，这一点和大多数的学者都不一样。

从2019年提出“附近的消失”，到2020年出版书籍《把自己当作方法》，2022年发起的青年工作坊“看见最初500米”，2023年开启的系列直播、播客，和2025出版的书籍《你好，陌生人》，项飙始终在用自然语言来做学术思考和公众表达。

在《你好，陌生人》之中，项飙新提出了“认可和认得”这一组概念。我几乎在瞬间就想起了我的母亲。过去，在她反复催婚、催育的过程中，我有一种令自己难过的猜想：我的妈妈可能爱面子大过于爱我。妈妈，当你强烈期待我被世俗认可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不认得我是你的女儿，不认得我也是一个人。曾经的模糊感受，被项飙用一组日常词汇讲述出来的时候，我很想落泪。

包括书中的另一组概念，“透明不透气”，由项飙在马·普所的同事段志鹏提出来，用来形容我们当下的社会状态，也是一脉相承地用自然语言做理论思考。这样的语言风格，几乎已经成为项飙的理论特色，甚至会延伸至德国马·普所的研究之中。

项飙与MPS2025级学员在午餐会对谈

项飙告诉我们，这几年，在田野之外，他花了许多的时间，用自然语言做理论思考。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影响着身边的人，慢慢地，德国马·普所里也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使用PPT”。同事们做汇报的时候，全部要用日常语言，把“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事情”，讲明白。

项飙为何一定要脱离学术语言，用老百姓的大白话来做学问？

“只有自然语言才是无处可躲的。”项飙说。你一定要讲到痛点，别人才知道，你为什么值得讲这件事，它会逼着你把真实的矛盾暴露出来。当一个人面对难以直面的问题，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挣扎的过程，也只有自然语言才能够表达。

PPT上面的三个要素、六个阶段，是一个生造出来的思路，它就像是一个大罩子罩下来，底下是模糊的，看起来正确，其实可能是谬误的集合。项飙笑着自嘲是“死脑筋”，但他也咬定，一个人无法用PPT去叩问现实。

项飙笑着 摄 / 扬明

其实，项飙对大白话的偏好，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他说过很多次：

“一个年轻人，可能找不到一个非常上手的语言来表达他自己一天一夜小小的那一份纠结，然后他所熟悉的‘大的语言’会不断地转身嘲笑他，因为‘大的语言’不允许说这些，你的真实的存在都是肮脏的、无意义的、无聊的，是你自己太虚弱，你没有能力......但是大的语言是他唯一知道的语言，是他永远住在他心头的审判官。”

“作为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的生命里非常具体的感知，无法和你非常上手的、用得上的语言结合起来。我们但凡坐下来谈一点严肃的事情，谈着谈着就要往虚里走，谈回实际的感受，就觉得死路一条。”

“它会对人的存在感知产生危机。这不是夸张，青年人那么多的精神和心理危机，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和这个相关，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就是相关。”

普通人需要一种可以用来思考的自然语言，因为自然语言是白描的、贴近生活的、不以价值观压迫生命的。项飙所带领的学者们，如果自愿作为“协助者”，为普通人提供思想工具，那么，使用普通人的语言来做理论思考，是一件顺理成章、甚至“必须”的事。

这样的讲叙对于公益行业的伙伴来说，是非常好理解的，它接近于一种思维：以服务对象为导向的行动。

从熟悉的大白话中开采出来思想，项飙这些年，已经做出了一些示范。

书院的学人们邀请项飙签字，项飙为大家留下祝福语

但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附近”“把自己当作方法”“认可和认得”......这些口语词汇，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变成可供思考的深刻概念的呢？

项飙没有仔细回答。

直到我反复地回听午餐会、会后采访的录音，回看几年前的稿件——看到他说起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时，我才突然地，被一段穿越时间的相似性的故事所打动。

项飙说自己小时候有些“自闭”嫌疑。他最喜欢的，就是趴在小桌子上，为家里的各种物品撰写说明书。其实都是常见的物件，小炉子、电风扇......，但是小学生项飙会一一写清楚，“小炉子是什么，长什么样子，它从哪里来，怎么制作的，做什么用的，什么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日复一日，沉浸其中。

当年，我只当它是一段童年趣事，名人的背面。但此刻我突然感觉，某种程度上，项飙一直都是那个趴在桌子上写说明书的小孩。

当我们绝大多数人，只是一拧，等风出来的这一秒钟，就认识了电扇；架好碳、烧起火的那一幅画面，我们就认识了小炉子，我们忽略了太多日常的物件和语言，只是学会了如何使用它们，却并不真的懂得它们。

项飙小时候自己编着写说明书，把理所当然、惯常使用的物件，当作一个完全陌生的物品来打量，其实是一个非常存在主义的举动。而如今54岁的项飙，似乎也还是这样做的，只是把对“物”的端详，换成了对“陌生人”和“自然语言”，他通过这样的观察和思考，重新建立起了自然语言和具体的人、处境的关联。

我好像就是在这里，摸到了一处暗门，往前走了一步。从口语之中生产出一个理论概念，这个动作，和小时候撰写说明书，何其相似。他们背后是同一种固执：对抗“顺手使用”的惯性，一个物件到他的面前，不是够用就可以了，一个事物引发了兴趣，即便再熟悉，也把它当作不懂的东西来看，一路往下追，追到表面之下的结构。

项飙签字的很多内容都是有趣的。他为一个名叫西南的女生签字，写下：西南你好，我来自东南。

就像“附近”。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原本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方位词：我家附近，附近的地铁站，附近的菜市场。它太口语了，太平常了，平常到几乎是透明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反而很少真的停下来，想一想它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回到此刻，清明时节本该是人们上山挖笋、捡菌子，吃马兰头和香椿的时间。但现在的人只需要手机下单，半小时内，任何蔬菜都能送到家。“方便”，让人渐渐分不清时令和时间，也切断了感受气候、与他人互动，甚至发生摩擦的机会。

附近消失了。它不只是一种生活现象，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深层特征，更可能是造成危机的结构性成因。人们感到无力、悬浮，并不一定会先说“我陷入了结构性的危机”，更可能只是隐约地感到：我和周围的人更不熟了，我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没有生活。

项飙的方式，正是从这些最细的、最日常的、最容易被忽略的熟悉之物里，一路往下钻，最后才碰到结构。他要从生活里的一个小词里，一路挖到社会结构中去。

过去几个月，在写这篇稿子的准备阶段，我几乎对项飙这个人毫无办法。从2019年到现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项飙的文章、视频，“附近”这个词几乎已经被反复讨论、反复消费了。但为什么在资讯这么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觉得对他是模糊的，觉得和他之间总隔着一层？

直到我重新听见了录音里那一段。那个坐在桌子前撰写说明书的小孩，和今天坐在书院，公共媒体中坐在镜头前谈论人类共同焦虑的项飙，浅浅地交叠了。不同时间段的项飙，仍旧有着一种深处的连续性。如果能在平行的宇宙上，将之前的项飙跟现在的项飙作一个对照或是呼应，我们是不是能更了解项飙到底是谁，更能够用他提供的方法去思考，去试一下，我们普通人的日常语言之中，是不是真的潜藏着组成“思想”的可能，我们如果也给自己遇到的困境去写说明书，往深处去走，是否也能够触摸到社会结构性的困境，能否和更多的人产生思想上的关联，为解决困境带来力量？

这或许是项飙作为学者，最令人感动的地方。他始终传达了一种信念，尤其是面向困境中的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思考自己的生活，激活自己的语言，而获得新的思想，来克服当前的困境。不要害怕矛盾，矛盾可能正是理论诞生的地方。

鸣谢：王悦博士参与本文讨论，对思路形成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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