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整合社会结构史与社会文化史，探索“整体史”视角下的城市史研究路径，聚焦民国时期苏州的城市变迁。
书中揭示了苏州在江南城市体系从“运河时代”向“海运时代”转型过程中，由以苏州为核心转变为以上海为核心的结构性变化。城市体系从中心地主导型向网络体系主导型转变，苏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显著调整。
本书不仅展现了民国政治变革与城市体系重组对苏州人口、经济、管理结构的影响，还描绘了张一麐、章太炎等士绅精英的行动及普通居民在园林、公园、茶馆、书场等空间中的日常生活，勾勒了“城”与“人”的立体图景，避免了单一研究“城”的局限。
此外，书中指出，与商人主导的上海不同，民国苏州士绅阶层更具活跃性，其影响力通过多元的市政网络得以彰显，自治公所在城市管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探索为理解民国苏州提供了全新视角。
从造园史的角度来说，清末民国时期苏州出现了一次买园造园热潮，有不少园林进行了重修与扩建。
在重修的园林中，最为有名的是狮子林。
1917年，颜料商贝润生以9900银元从李钟钰手中买得，创办“承训义庄”。又购园东宅房，增其旧址，筑高墙于四周，改大门在园东。增建族校、家祠、住宅、燕誉堂、小方厅新址，增设九狮峰、牛吃蟹等景点。在旧址内重新点缀，增设湖心亭、九曲桥、石舫、荷花亭与见山楼。园西北辟五松园，以留其名。园西堆土山，筑瀑布，建飞瀑亭，四周环以长廊，廊墙置“听雨楼藏贴”“乾隆御碑”“文天祥诗碑”等碑刻71块。
1926年竣工，花费80万银元。狮子林在修建过程中采用了部分现代建筑材料，如水泥、钢筋、彩色玻璃等，修建了部分西洋风格建筑，留下了造园史上的有争议之处。重修后的狮子林楼台宏丽、陈设精美，被誉为民国时期苏州园林之冠。
网师园在民国时期几度易手，几经重修。
1917年，张作霖购得网师园，改名为“逸园”，后该园衰败。
1932年画家张善子、张大千兄弟曾经借住过一段时间，养虎一头，驯服不威，作为绘画的临本。
1940年，何亚农得该园，延请能工，亲手擘画，全面修整，充实书画，增植花木，恢复旧观，复“网师园”旧名，并改“竹外一枝轩”为“敞轩”，拓宽“射鸭廊”，辟殿春簃洞门，前镶“潭西渔隐”旧题，背嵌手书“真意”二字。
苏州虽然号称“半城园亭”，但它们皆为私家园林。晚清民国时期，除拙政园、狮子林等少数园林对外收费开放外，大多数园亭名胜仍主要是城市精英阶层的交往空间。因城内缺少公共纳凉之地，人们出游所去之处大都为虎丘、石湖等地，但均相对偏远，而传统私家园林因产权归属、身份限制等，相对远离普通市民。建设免费向市民开放的公园，遂被纳入地方政府和士绅的计划。
书中以苏州的首个公园“苏州公园”为例，探讨了公园在民国时期苏州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近代江南城市体系从旧有的中心地体系主导型向以门户城市上海为核心的网络体系转变的过程中，苏州的城市功能也在新的城市体系的影响下出现变化。
苏州与上海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日趋紧密，这一方面体现在苏州的原有中心地功能逐渐向上海转移，另一方面体现在新核心上海对于卫星城苏州的反向影响，前者可称为吸附作用，后者可称为辐射作用。晚清时期，持续不断的苏州人口迁居上海的浪潮，不仅为上海带来了资本，也带来了人才，对上海的崛起和上海文化的形成都至关重要，此时的苏州仿佛付出过多的老人，发展动力不足，因此行动迟缓。进入民国，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都市发展达到相当的规模后，资本和人才逐渐向苏州辐射，此期苏州人口亦逐渐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