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以孟母作为教子的典范大书特书之后，《三字经》的作者突然说出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养不教，父之过。”似乎一下子在将教育的责任完全归结于父亲的同时，也将母亲排斥在教育活动之外。
对于近世习惯于用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人们来说，这其中几乎毫无疑问的存在着对女性的歧视。并因此而嗤之以鼻，对这一句至关重要的内容，轻轻带过。
事实上，这句话中，丝毫没有对女性歧视的倾向。它所要传达的，是通过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先天性的差异（今天我们仍旧能够清晰的感知到，而且也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心理学的理论加以验证），来强调在启蒙阶段，对子女教育的核心内容到底应当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与我们今天，近似于孤注一掷式的知识与技能教育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中，始终坚持着，首先保证受教育者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然后在对其进行技能教育的基本原则。所以，中国的传统教育在启蒙阶段的核心，在于“义”的教育，在于教会孩子最基本的社会法则。
与技能教育相比，“义”的教育更加需要通过身教来完成。因此，对教育者本人具有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在“养不教，父之过”的后面，紧跟着就是“教不严，师之惰”的原因。其中的“惰”不是身形的懒惰，而是心灵的懒惰。
然而在现实中，许多家长所犯的正是通过身形的忙碌——奔波在到各种学习班赶场的路上，来掩盖心灵的懒惰——不愿意通过对自身言行的约束，通过对自身境界的提升，来以身教义。而这正是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父母应当承担的责任。
本讲，就将借助“养不教，父之过”和“教不严，师之惰”这两句话，来揭示这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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