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仇保珍
1957年，我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放到门头沟区广播站当了广播员。门头沟是山区，9个镇，189个行政村，118837 户人家，30万人口，分散在起伏不平的山沟里。
在北京的郊区县中，门头沟是第一个实现了“村村通广播，户户听喇叭”，广播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的区。
区站每天播报半小时自办节目，即区站联播，通过30分钟的新闻、通讯、广播讲话、诗歌、快板等形式，把农村感人的事搬上广播。
由于人手不够，繁忙的写稿任务就压在了我肩上，我还要采访，录音，编辑……天天到处奔走。
那个年代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全靠我的一双“铁腿”，每次下乡都要背着沉重的录音机，再加上照相机，一步步在深山上吃力地爬坡，有时听见野兽嚎叫声更觉心惊胆战。肩上勒出的紫痕有时疼得我睡不着觉。
好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湿。就这样，为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报导农业生产上的丰收喜讯，我走遍了门头沟的山山水水，村村镇镇。虽然又苦又累，但我精神振奋，情绪高昂，越写越爱写，越写越激动。
挑灯夜战时，困了就用凉水擦脸，冷了就到屋外跺跺脚；粮食困难时期，因为定量少，半夜饿了睡不着就起来写稿，一直到天亮。为了晚上的播音，我白天有事进城，晚上必定赶回广播站，从不在家过夜。
1962年元旦是我结婚的喜日，但次日我就赶回了单位工作。我虽是广播员，但写稿也很多，每天不下三四篇，以1958年一月份为例，我共写了74篇，成了通讯尖兵。
因为经常跟区委领导同志下乡，稿子的思想性强，编播做到了领导满意，群众爱听。
大峪村的金大娘说：“听不到区站小仇的广播声，吃饭都像少了点味。”百花山的周秀敏说：“我好多农业技巧，就是跟广播上学的。”斋堂的贾文忠大叔说：“广播让大山跟全世界距离都缩短了。”听到这些反映，我心里真乐开了花，我为门头沟的广大群众总算贡献了点力量。
通过采访写稿，我也增长了不少知识，譬如我以前不懂什么叫“祖孙苗”，原来就是山坡地干旱，种的苗有早有晚，种早的苗旱死了再补种，就长成了老少三代的祖孙苗。
过去广播站的文娱节目，多半是放唱片，我想法通过文娱形式推动当前中心工作。例如为推动识字学习，我找到了赵家台村的妇女主任刘秀英，得以播放她自编的歌曲《我劝姐妹学文化》。歌曲一出口就抓住了听众的心——你要是不念书哇，心里总糊涂，你的丈夫不在家呀，你们就会哭，一点主意也拿不出啊……”声音清亮，音韵和谐，不比今天《星光大道》栏目里的“草帽姐”差。
当时有许多妇女不爱学文化，听了她的歌，都变成了学文化的积极分子了。
还有个八路军老战士叫周二留，更有绝招。过去当八路时班里有人想家情绪低落，他便脱光上衣用手拍打胸脯当伴奏，唱歌给大家听，逗得全班哈哈大笑。我们给他录音时，他胸脯都拍红了，脚还用力跺着地，表情非常滑稽。要不是录音，我们都得笑出声来。同来的区委宣传部李章副部长当时就说：“这算一个‘卫星’吧！”
区里举办了个广播训练班，我编写了教材，多次进行播音示范，提高了全区广播员的编播业务和播音技巧。
我还初步掌握了录音技巧和电话会议的机器操作，也掌握了前级扩大机的控制技术，业务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能较好地完成上级交予的各项任务。
我写的稿件和拍的照片，经常发表在北京各大报纸上，尤其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都在头版头条登载过我的作品。由于我有了这些工作成绩，1960年，我当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光荣地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教群英会。
我1957年18岁来到门头沟广播站，1972年离开门头沟已经30多岁，这十几年是我人生最宝贵的时光，而今，当我应邀旧地重游的时候，看着广阔的马路，林立的高楼大厦和广播站漂亮的小楼时，不禁感慨万千。
在欢迎会上，当现任广播站站长张兵得知我来广播站时只有18岁时，他激动地对80多名工作人员说：“一个18岁的小姑娘，在这穷山沟干了十多年，同志们，咱们行吗？”台下先是一片沉寂，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掌声中，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十几个春夏秋冬的时光：春天里，春光无限好，全区掀起了迎接春耕生产的高潮；夏季里，全区各地修扬水站，引水上山；秋天里，丰收喜讯到处传——全区收摘京白梨、大海棠三百多万斤；冬天里，全区又劈山修渠，浇灌农田……
正回忆着，张站长非要我讲话，我站起来诚恳地对大家大声说：“同志们，如果我再有一次18岁，我一定再和大伙一起，为建设门头沟继续努力。对已经过去的18岁，我只有四个字——青春无悔！”在热烈的掌声中，我眼睛湿润了……
作者系北京电视台退休干部
前线理论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