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
马克思在社论开头一针见血地指出:“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当然,“英国的大炮”只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的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马克思分析了中国国内情况: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攫取了众多特权。列强利用条约中没有关于鸦片问题的条款,把鸦片贸易公开化,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民族危机: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加剧,鸦片贸易和战争赔款使清政府财政收支入不敷出;鸦片大量输入,造成中华大地上吸毒泛滥成灾,摧残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身体;由于鸦片走私有利可图,许多官吏也卷入其中,清政府更加腐化。此外,帝国主义列强还进一步获得了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使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的破产,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土地兼并更加严重。这一切,就使中国社会固有的封建主义和农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
身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中国人民,进行了猛烈的反抗斗争。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等斗争不下百多次,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又以两广和湖南地域声势最盛。正如马克思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说的:“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
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
中国过去输入的英国棉织品数量很小,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自1833年起,当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手中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项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1840年起这项输入增加得更多,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痛苦,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
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英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积极地侵略中国。它们按照世界上最低的值百抽五的关税率,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劳动力。
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开放后,中国的封建经济长堤从此打开了五个缺口,外国商品就像潮水一般从缺口倾泻进来。其中特别是英国的纺织品,从1842年至1846年,棉织品增加了两倍半,毛织品增加了三倍。因外国工业品涌入内地,在五口及其附近,出售外国商品的“洋货店”迅速增加了,仅广州一地就有200家之多。这对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其中特别是铁制业和棉纺织业,开始遭受外国机制品的排挤,摧残,以至没落、破产。同时,殖民侵略者大量掠夺我国特产茶叶和生丝,输出额迅速增加。以广州和上海两口的丝茶输出额为例,在战后六七年间,茶叶输出增加了四倍多,生丝输出增加了12倍。这种输出的激增促使农产品日益商品化,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秩序开始动摇。可见,中国社会性质已开始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清王朝的统治者及其臣民全然不知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沉浸于天朝帝国的旧梦,将西方国家称为“蛮夷”,并视西方的钟表仪器等现代工艺产品为“淫巧”。马克思对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必然要解体”的社会现实,也是形成了初步认识的。而且,这种认识也得到了恩格斯的响应,恩格斯在1857年撰写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论述了“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这一局面:“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一致希望,在鸦片战争这样一种外力的作用下,古老的中国社会能够孕育出一个新世界。
对于西方侵略者、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三者的关系,马克思清醒地估计到了事态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即西方列强扶持清王朝武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亦即马克思指出的英法美等国建立的所谓“秩序”,这一论断被后来事实所证实,这充分揭露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强盗面目和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后,向北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感到极大震惊和威胁。英国的一些媒体和驻华领事一再鼓吹支持清政府,实行武装干涉。只是由于英法俄等国相互矛盾难以协调行动,才不得不推迟武装干涉。1853年以后的几年里,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势如破竹,外国侵略对清政府能否继续存在下去也发生了怀疑。于是,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宣布“中立”,实质是静观形势,以便伺机取利。当时的长江流域是中国的丝茶中心,是富庶地区,正是殖民侵略者极力扩张的势力范围。而这些地区,恰恰被太平天国所占领。太平天国允许与外国人进行正当的贸易,但严禁鸦片贸易和吸食,且不承认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无疑,这对于追求最大利润的西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严重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其间,法、美、英等国先后派人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进行试探。当列强摸清太平天国的正义立场,恐吓无效后,认定列强要在中国保持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只能以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为谈判对手,为此也就必须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当然,帝国主义列强并非铁板一块,在维护各自利益上,往往是钩心斗角,相互排斥,然而在对付殖民地国家的态度上则往往很快达成一致。1854年至1856年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欧洲英国、法国、奥斯曼与俄国之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俄国战败,因而扩张目标转向东方。1857年,印度发生民族大起义,失败后印度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看到英国在东方的成功,法国受到殖民扩张的利益刺激,也开始谋求在东方建立和扩大殖民地。在这种背景下,1856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手发动进攻清政府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完全撕开虚伪的“中立”外衣,公开与清政府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英国首相巴麦尊公开声明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使“全中国内部全局得入正规”。法国公使葛麦表示,要在“海口助中国剿贼,所有该国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也不甘落后,面告奕訢:“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不久俄国军队就在上海附近王家寺等处进攻太平军。俄国政府还决定送给清政府一批枪炮。英国政府也一面将大批武器出卖给清政府,同时又禁止英国商船贩运军火卖给太平军。
这样,英勇斗争十余年,南北驰骋十余省,在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被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绞杀了。谈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洪仁玕在就义前曾沉痛地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失败,深刻地说明,“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的道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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