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却提到了一个中国人——王茂荫。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马克思讲到铸币、价值符号、直接从金属货币流通中产生出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时，写了一个编号为83的附注，这个附注的译文是——
“户部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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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是何许人？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清嘉庆三年(1798年)出生于一个徽商家庭。他幼年入私塾，读书非常勤勉。道光十年(1830年)，长辈决定，让他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他边管理边读书，第二年即以监生资格进京应试，中了举人。过一年再参加会试，又高中进士，备官户部。
但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内，他都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中低级官职。直到50岁才被升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其后提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理钱法堂(铸造和印制货币)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重要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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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为何关注王茂荫
王茂荫在户部当差时，恰逢清政府财政日趋衰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按照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每年要向外输送大量白银。紧接着又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清政府又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镇压，造成清政府银荒越来越严重。
针对这样的形势，唐宋之后统治阶级的惯常做法有两种，一是铸造大钱；二是发行纸币，实质是用新的钱取代以前的钱。当然，钱的面值越来越大，让老百姓的感觉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统治阶级的这一招，照样被咸丰皇帝的大臣们引用来了。
王茂荫是商人出身，对经营以及货币的认识与运作，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他也提出了发行纸币的主张，但他同时强调纸币的总量要限制，即要有“定数”，不能泛滥。更重要的是，王茂荫主张纸币发行后，朝廷要确保这种纸币能在现实中兑现。
王茂荫两次主张货币改革，遭到咸丰皇帝的严厉训斥，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被当时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巴拉第得知。巴拉第是俄国19世纪的汉学家和传教士。作为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的神职人员，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从清廷中搜集到有关王茂荫的货币改制过程与有关奏折事项，由下属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于1857年出版。
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阿·梅克伦堡将《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并重新起了个书名，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这本书被马克思注意到了。马克思就是根据该书德文版，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并将其写入自己的《资本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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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的金融货币思想
咸丰元年(1851)九月，王茂荫将“久不敢上”的《条议钞法折》上奏，提出了他的行钞方案，既期望藉发行纸币缓和财政危机，更期望由此建立新的国家货币制度。后又上奏了《请将钞法前奏再行详议片》(咸丰三年正月)、《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咸丰三年正月)、《论行大钞折》(咸丰三年十一月)、《再论加铸大钱折》(咸丰四年正月)、《再议钞法折》(咸丰四年三月)。坚持自己的货币主张和行钞方案，反对饮鸩止渴的货币政策和铸大钱。
王茂荫的金融思想和行钞主张，在他的奏疏中作了较为集中的阐述。王茂荫认为发行纸币，必须了解历代纸币发行和流通得失，吸取教训，他总结历代行钞中有十弊——
“一是禁用银而多设科条，未便民而先扰民；二是谋擅利屡更法令，未信民而先疑民；三是有司喜出而恶入，适以示轻；四是百姓以旧换新，不免多费；五是纸质太轻而易坏；六是真伪易淆而难识；七是造钞太多，则壅滞而物力必贵；八是造钞太细，则琐屑而诈伪滋繁；九是官吏出纳，民人疑畏而难亲；十是制作草率，工料偷减而不一。”
因此，王茂荫提出，要使钞币能在民间流通，应该采取以实运虚的方法，做到——
一、钞币与金属币相辅同行；二、钞币可以兑现金属币和银两；三、钞币发行必须有个限数。“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
“以实运虚”是王茂荫金融思想的理论支柱。王茂荫坚持了传统的纸(币)虚银(币)实观点，也是一个货币金属主义者。但是他又不像其它货币金属论者那样，将纸币与金属币相互对立。相反，他认为纸币和金属币可以相辅而行。由此，他进而寻找纸币与金属币之间的关系，认为有数倍的金属币保证纸币的流通，就可以“使银钱处处扶钞而行”，从而得出了“以实远虚，虽虚可实”的结论。
王茂荫的行钞方案未被清政府采纳，他反对铸大钱的意见，同样也未受到清政府的重视。王茂荫一再坚持己见。因此，当咸丰皇帝看到《再议钞法折》时，龙颜震怒，申斥王茂荫专受商人指使，被调离户部，改任兵部右侍郎。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出版，在该书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讲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时，有一个标号83的注提到了这件事：“清朝户部右侍郎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王茂荫的货币适应于商品交换，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思想，尤其值得敬佩。马克思在商品与流通的理论中是怎么说的呢？请看他在《资本论》同一章中的论述：“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
这与王茂荫强调的纸币“定数”、强调“兑现”几乎如出一辙。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王茂荫则处在封建社会，王茂荫刚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能被马克思发现并用作论据，人们在敬佩马克思博闻广识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这位中国户部官员在世界经济理论史上的应有地位——这确实应该引起学术界的研究与重视。
（摘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