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今后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阶段”。“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来学界常常提及的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它是如何产生的？可怕在什么地方？中国能够成功跨越吗？今天的微课堂，前线理论圈就带您认识一下这个“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中国目前正面临巨大挑战。
在理论层面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地解释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容易掉进经济增长缓慢、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丛生的陷阱。
1.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主要是量的变化，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主要是质的跨越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发达国家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向外输出资本和技术，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对资本、技术、人力和市场进行新的整合，利用低劳动成本优势，重复发达国家已有的生产方式，由于没有多少创造性的复杂活动，有可能获得快速发展，出现增长“奇迹”。
一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不了解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认为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只是工业化的量变过程，不存在质的差异，看不到“奇迹”背后隐藏着深层问题，盲目乐观，以为可以像复制生产一样，只要全面复制高收入国家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做法，就可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结果却事与愿违。
2.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和高收入阶段的智力积累，在市场政策上有很大不同
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存在密切联系，有些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可以相互适用，有些则不行。例如，高收入国家实施的高消费政策，中等收入国家就不能完全照搬，这是由劳动本质差别引起不同积累方式差别所决定的。
中等收入阶段是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它依靠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通过扩大出口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高收入阶段是工业发展的中后期阶段，由于创造性劳动的发展，使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刺激和扩大消费，成为这一阶段的可行政策。如果中等收入国家直接照搬高收入国家的这些做法，就很容易掉进陷阱之中。
3.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和社会保障容易超出经济能力
在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有收入和社会保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但也极易出现收入和社会保障超越经济能力的情况。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主要还以重复性劳动、外延扩张为特征的情况下，过早、过快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加重了负担。特别是，外延经济增长终会受到劳动力、土地、市场等条件限制，当增速下降时，社会福利的刚性支出使问题更加突出。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都与过多增加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有关。
在中等收入阶段，国家增量税收应主要用于教育和重点科研，提高民族素质和国家创新能力；企业增量利润应主要用于核心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附加值。只有创造性劳动快速发展了，社会分工才能发展，劳动者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发展，人的经济地位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各种社会问题才能得到从容解决。
4.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容易扩大，社会矛盾容易发展
中等收入阶段，由于企业重复性外延的迅速扩张，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平衡，形成新的利益结构，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首先，以重复性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其次，生产外延扩张，加速城市化和人口集中，社会矛盾传导速度和规模明显提高。
再次，西方国家利用中等收入阶段问题，放大社会矛盾，误导政治进程，使经济和社会问题长期化。（本部分据陆文强《“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与思考》摘编，原载于《求是》）
首先，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减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当前最紧迫且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是着眼于延长人口红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改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转移，稳定农民工就业，抑制工资和单位劳动成本过快上涨；进一步简政放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政策环境，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其次，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共享发展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体现政府再分配责任。这包括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实施脱贫攻坚战等；另一方面，从税收制度改革入手进一步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目前中国税收体系仍然是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也明显缺乏累进的性质，因此从调节收入分配着眼进行税制改革，既符合国际惯例，也有巨大的调整空间，预期可以取得更显著的缩小收入差距效果。
第三，防止过度福利化的民粹主义倾向，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对改革的阻挠，保持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本部分据蔡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有改革》摘编，原载于《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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