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缘何错失多次科技革命良机

古代中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但大约在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以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甚至停滞或衰落，无缘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在19世纪末以前，中国人未参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甚至连旁观者都算不上。

哥白尼发表日心说，拉开科学革命的序幕。牛顿总结物体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科学革命。自16世纪起，由于航海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得以直接交流。欧洲传教士来华，以澳门为落脚点，向内地渗透。

1629年，明朝礼部尚书徐光启奉旨督领改革历法，任用传教士邓玉函等人制订改历方案。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学者还不知晓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仍有信心。

康熙帝以传教士为师，研习欧洲的天文与数学知识，然而，他无意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1683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请求刊行集欧洲的天文学、力学、逻辑学等知识而成书的《穷理学》，试图将西学摆在与儒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康熙帝以“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为由拒绝刊行。他可能担心：如果欧洲知识和中国圣贤之学齐名，清朝的意识形态就会被动摇。

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极大丰富了物质财富，变革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使西欧向工业社会转变，进而改变世界格局。中国人对欧洲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全然不知。康乾盛世的清朝沉湎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对欧洲知识的了解依然依赖传教士的活动。到18世纪初，康熙帝与罗马教会发生“礼仪之争”，1723年清朝决定禁绝天主教。于是，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几乎完全中断。

康熙帝支持中国人的学术自立，其标志是他支持编撰《数理精蕴》。该书把传教士带来的欧洲数理知识和中国传统知识相融合，构造一个新的知识体系。这部于1723年完成的论著与近代科学主流相去甚远。1793年，乾隆帝拒绝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提出的通商请求。18世纪清朝未能洞察欧洲人带来的科学仪器及工业品所蕴涵的变革，没有预见到欧洲科技、文化、经济与社会变革给未来中国造成的严峻挑战。

19世纪，科学革命的浪潮继续推动知识体系的成长，成就了电磁理论、进化论等理论创见，19世纪30年代起，电力、内燃机、石油、新材料等技术问世，构成了第二次技术革命，人类社会由机械化时代进入电气化时代。

即使在欧洲工业革命期间，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产品仍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力，为清朝带来贸易顺差。为了降低贸易逆差，欧洲商人早就开始寻找能够输入到中国的商品。英国人向清朝输入鸦片，最终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及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

1860年清朝输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员深感遇到“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数百年未遇之强敌”。在恭亲王奕訢的支持下，他们推动自强运动，引进欧美“坚船利炮”的制造技术，创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军工企业。但是他们不重视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技术不能自立，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循环。中国人对兵器背后的科学的认识要滞后得多。从接受“坚船利炮”技术，到全面认可机器、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及其产业，再到了解近代科学理论，用了60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