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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行研究局的一篇文章《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指出财政管理上存在问题，财政政策不够积极。随后，财政部系统一位专家发表了《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进行反驳。双方隔空喊话，各执一词，这次争论背后也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
争论焦点
此次双方争论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其一，无赤字增加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吗？其二，财政注资金融机构是虚假的吗？其三，金融机构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受害者吗？这三大议题，涉及对于财政赤字与积极财政关系的认知，财政资金投入方向与效率，以及解决地方债中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必须规避的风险，可谓当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关键所在。
一般情况下，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主要依靠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门的财税政策共同作用。而目前在我国，央行与财政部的协同效应没有完全发挥好，具体表现在两部门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均衡点一直没有找到，在实施或落实中出现的“多龙治水”格局一直未被打破，政策权力分散化倾向明显，甚至出现政策效力相互抵消局面。这一现象并非近来才有，而是长期存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两大机构“互怼”也有利于我们正视问题，反思原因。
在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中，央行和财政部门执行不同的角色，形成一种分工合作又相互制衡的关系。打个通俗的比方，财政是国库和政府的会计，而人民银行则是政府的出纳。在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的过程中，两者有着为其解决融资难的共同目的。央行通过释放流动性，增加信贷供给、降低贷款利率，以减轻实体经济成本；财政部门则是将国务院相关财税优惠政策落实到位，让企业直接减轻税费负担，轻装上阵。
近年来，央行为缓解实体经济融资困局，多次降准降息，使用逆回购、短期便利借贷等措施。财政部门也不断扩大小额纳税人的免征范围，提高纳税起征点、免征额，推广营改增全面试点，以及落实最近国务院出台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五项措施等。但由于有效协同与沟通机制的缺乏，宏观政策措施的效力并不理想。
各方观点
这场隔空辩论表面是两大机构之争，实则也暴露出现阶段去杠杆之难。经济整体的杠杆率就是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债务和 GDP 的比值。因此，去杠杆就是要降低宏观债务率。经济过热时，企业投资生产及居民消费热情高涨，常伴随着杠杆率的提升，但同时也加剧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杠杆过高时，局部的违约事件容易引发起连锁效应，造成大量企业倒闭、资产价格大跌、银行挤兑破产等严重经济后果，甚至导致经济或者金融危机。从杠杆率的构成来看，去杠杆主要可以通过破产清算、打破刚性兑付及降低债务的扩张速度以降低总负债，或提高GDP增速。
央行指出，金融机构的杠杆是被动增加的，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规模扩张、杠杆率攀升的结果。地方政府的加杠杆行为是高杠杆风险的源头所在。将一些隐性债务划到政府债务之外并不能化解风险，反而可能引发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偿债意愿降低。将财政风险转嫁金融部门，势必增加金融机构出现坏账的风险，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要求财政部应建立恰当的激励约束机制，正确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既赋予其主动作为的空间，又要建立硬约束机制，防止地方政府乱作为。
财政部则表示，金融机构在地方债乱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共谋”或“从犯”的角色。在地方政府债务野蛮生长时期，金融市场产生了大批“高收益、低风险”的产品，扭曲了市场定价，挤占了投向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即使一些地方政府有意压低纳入政府债务的存量债务，也多出于政绩考核和风险指标的考虑，而非有意赖账不还。真正需要防范的是站在金融机构的立场上，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借口要求地方政府兜底，对不该担保或救助的隐性债务提供保护。
面对央行对赤字减少政策不够积极以及居民和企业对于减税获得感不强的指责，财政部认为不能将赤字规模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简单等同起来，处理结构性问题时应摒弃解决总量的思路。财政的事情不仅是财政部门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情。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施策、积极有效。与传统做法不同，目前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发力扩大需求，而是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间接发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优质供给。
别国经验
放眼世界，央行与财政的争执是国家治理中的普遍现象。例如自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从未停止过与其财政的较劲。
2007年，次贷危机发酵。2008年美国政府推出总额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以帮助整个银行业脱离困境，随后美联储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QE），通过购买国债、MBS等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此后总计三轮QE持续到2014年10月才陆续退出。在此期间，美国的财政政策在赤字包袱下寸步难行，而美联储作为危机时“最后贷款人”仍肩负推动经济复苏的重任。到头来，美联储却被指责因量化宽松而推高了资产泡沫，侵蚀储户存款利率，加剧贫富差距。2014年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离任之际还不忘抨击财政政策过于紧缩，称其“影响了经济复苏，政策适得其反”。但实际上他也曾表示财政政策往往会受到政策、意识形态和财政空间的束缚，导致其无法保证灵活及时使用。这也是通常应对短期经济不稳定时货币政策总是首先发挥作用的原因。
相比之下，欧元区货币、财政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欧元区只有一个央行，却没有统一的财政，这就让央行更加力不从心。欧债危机爆发时，德国提供救助开出的条件就是财政紧缩，严格遵守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债务水平不得超过GDP的60%的规定。随后，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债承压的国家，都纷纷采取财政紧缩措施。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受到极大阻力，德国等认为其承担了本该属于财政范畴的财富再分配作用，甚至有政客质疑欧元区QE的合法性。
伯南克曾就央行与财政的协调提出见解，认为其目标应与央行的法定使命相契合，即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如果必须通过协调来实现，那就应该选择协调，但若协调的结果会违背其法定使命，那么就不应该协调。
来源：凤凰网、腾讯财经、新浪财经、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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