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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两部门官网开始为期两周的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稿中，除了把个税免征额提高到了5000元和扣除“三险一金”等之外，新的个税法还有六项专项扣除，分别为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普通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
问题一：六项专项扣除是什么?
专项附加扣除是本次个税法新增的重要内容，将子女抚育、赡养老人和住房纳入到专项附加扣除中，纳税人的应纳税所得额由收入和家庭负担确定，可以对不同负担水平的纳税人差别化对待，降低高负担家庭的税负，专项附加扣除尤其利好大型城市中的高负债中产阶层。
这六项支出有一个核心，那就是“消费”。这六项消费我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保障性消费，大病医疗是不得已的保障性的消费，普通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都是只给保障性的住房提供税收优惠，多套房不提供。
二是外延性消费：子女教育、继续教育是能够对社会起到推动作用的外延性消费。
三是赡养老人的费用，积极赡养老人不但是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也是在减轻国家社会负担，已对应当下老龄化现状。
问题二：“纳税人差别化对待”是否会使中国个税产生同美国个税一样的“报税难问题”？
《澎湃新闻》，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改革是可操作的，是惠及广泛群体的，适应中国国情的。”专项附加扣除的制度设计非常关键，如果程序复杂，纳税人申报成本过高，可能流于形式，纳税人享受不到实惠，也会使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税务局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可能导致相关诉讼增多，把好事变成坏事。所以进行“家庭差别化对待”制定了适应国情的制度，政策在具体执行，制定实施步骤时，也应当尽量保持简化税制、尽可能的增加专项附加扣除的可及性。就便于管理的问题，改进为标准定额扣除，保留了简洁，公平的特点，极大降低“报税难”发生的可能性。
【背景补充】美国“报税难问题”
美国的个税制度是综合制，中国的个税制度是分类制。
综合制个税所得税下，纳税人的全部所得无论其来源和性质，都纳入征税范围。这种税制是以纳税人为中心，将其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取得的任何来源和任何性质的收入汇总，经过合法的豁免、扣除程序后，计算出纳税人的应交个税。综合制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缺点也显而易见，需要针对不同人群设计分门别类、多种多样的费用扣除标准。
在美国，每年的个税申报季，对于穷人来说，各项扣除完以后，基本都交税很少或者不用交税，但填报纳税申请花的钱比税收还高。因为这些都是普通人不能独立申报的，需要依靠专业人士来协助，因此美国综合制的劣势就是太复杂、征管成本高。
中国是分类制，纳税人的所得并不是都要缴纳个税。一般采用列举的方式，列举范围内的所得需要交税，不在范围内的无需纳税。分类制是以收入为核心，根据该收入类型，确定该收入是否需要纳税，如果需要，就根据该收入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计算该项收入应交的个税。实行分类制的优点是简单，征管成本低，对纳税人的素质要求低。缺点也是税法规定太粗线条，导致收入调节功能不足。
问题三：标准定额扣除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标准定额扣除格外利于低收入家庭。低收入者家庭在子女教育的投入上往往小于高收入者家庭，低收入者住房面积更小、住房贷款和租金也相应更少。若据实扣除，高收入群体会用完限额，而更需要费用减除的低收入者家庭因为不舍得支出，无法充分享受该项税收优惠。
政策在具体执行步骤简单。如房租列入专项附加扣除，意见稿只规定了何种人员能享受到什么档次的扣除。为了增加附加扣除的便利性，可以采用更简化的办法，即只要无房的劳动者，就可以直接获得该专项附加扣除的待遇，无需合同备案等。而一般实践操作中，除了开具无房证明以外，还可能会采用现有的居住证的办理条件，即租房合同经相关部门备案后才有资格抵扣，但能抵扣到的税款每个月可能只有120元或240元，需要房东本人和自己前往相关部门花几个小时办理，费时费力，还取决于房东是否配合。
【背景补充】标准定额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标准定额扣除，二是据实扣除。后一种据实扣除，纳税人需要提供费用的票据，凭票报销。凭票扣除会导致票据使用泛滥，税务机关倾向强监管，审核程序会很复杂，纳税人可能需要“报税中介”提供服务，或者干脆不申报，这有违该条款减轻纳税人税负的初衷。前一种只数人头（子女、老人）和房数，针对人头、房数确定一个扣除定额，多不补，少不退，大大降低雇主和雇员的举证责任。
问题四：在兼顾地区差异和纳税人的异质性（独生子女）是否还有改进空间？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收入和支出水平差距巨大。此现象在房屋租赁上体现非常明显。子女教育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义务教育阶段中国一线、二线和其它城市的家庭教育支出分别为1.68万、1.12万和7037元，其它城市占一线的不到一半（北大教育财政所的研究）。这样来看，目前的子女教育的扣除标准过低，尤其是没有兼顾到大城市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更多的现实。
意见稿对孩子数体现了数量上的差异，但对于赡养老人则统一了标准。考虑到中国家庭中老人多，孩子少，大多数城市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但往往要抚育四个老人，所以赡养老人应该兼顾到多老人的家庭，考虑到老人不与子女同住的比例较大，每个老人对应的扣除定额应当大于儿童对应的标准。
同时，梁建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黄文政（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指出，子女的支出不应该限于教育，应该将全年龄段的儿童纳入，包括0-3岁的学前儿童，同时针对更多的孩次采用递增的扣除标准，这样可以鼓励大城市高负担家庭（往往生育意愿较低）更多的生育。
考虑到地区差距，赡养老人、子女教育和住房四项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应该充分兼顾地区差距，参照社保缴费基数下限调整的制度，全国层面规定区间和原则，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保证他们父母的生活质量，为社保收支压力造成的养老负担增加缓冲地带。故在兼顾地区差异和纳税人的异质性（独生子女）的问题上，个税改革仍有很大改进空间。
来源：真话财经（ID:zhenhuacaijing）、《澎湃新闻》、《人民日报》
—责编：衣诺—
—推送：姚惠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