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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顺风车案件
6年前，滴滴打车起航是怀着“移动互联网让出行更美好”的初心。在2014年正式更名为“滴滴打车”时，其寓意也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滴滴对出行领域进行了一场互联网的变革，并且以6年的时间成长成为了估值高达560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
“空姐案”后，为了以后能更加安全打车，网友们开始纷纷想招，有的将个人信息——性别、头像都修改成男性；有的建议以后打车最好组团进行；也有人为了安全着想干脆卸载了滴滴APP……
事实上这些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在《关于乐清顺风车事件的自查进展》声明中，滴滴就曾表示因为服务量的增大，顺风车安全管理和处置能力也面对着巨大的挑战，例如潜在风险识别、流程制度设计、快速响应等方面，都存在需要改善之处。
两起命案，曾经以“美好出行”的滴滴已经成为千夫所指，而“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却似乎从来不在滴滴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但因平台对司机的审查不严，各项流程上的漏洞，导致命案一起接一起。
滴滴衍生出刑事案件数量，远远高于我们所知道的。海淀法院曾在“乐清案”发生后整理出一份滴滴司机在行驶、运营中实施的犯罪行为，其中提到强奸、猥亵等案件多发生于顺风车，且有一些专车司机曾有过犯罪前科的记录。
有媒体指出，滴滴顺风车案件本质上是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趋利避害”的决策。
边沁：“趋利避害”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主要哲学家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
杰里米·边沁和他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边沁认为正当的行为就是任何使功利最大化的行为。他所说的“功利”，意指任何能够产生快乐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难的东西。一个政府在决定要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和政策时， 它应当要做任何能够使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幸福最大化的事情。而所谓共同体，边沁认为，它是一个“想象的集体”，由组成它的个体总数所构成。因此，公民和立法者都应当扪心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将这项政策的所有收益相加，再减去它所消耗的，它会比其他政策产生更多的幸福吗？
边沁有一项计划，就是通过为穷人建立一个自主筹款的救济院而改善“乞丐管理”。这一试图减少街头乞丐的计划，鲜活地阐明了功利主义的逻辑。首先，边沁论述道，在街上遇到乞丐会以两种方式降低行人的幸福感。对于心肠软弱的人们来说，看到乞丐便产生了一种同情之苦；而对于心肠较硬的人们来说，看到乞丐便产生一种厌恶之苦。不管哪一种方式，遇见乞丐都减少了普通大众的功利。因此，边沁建议要将乞丐从街上赶走，并将他们局限于救济院之内。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样对乞丐而言不太公平，不过，边沁的确没有忽略他们的功利。他承认，某些乞丐会更乐于乞讨而不愿在救济院工作。但是他注意到，每一个快乐而富足的乞丐，都对应着很多痛苦的乞丐。他总结道，公众所忍受的痛苦的总量，要超过那些被赶到救济院的乞丐们所感受到的不幸福。
尽管边沁的这一提议看起来似乎有些残酷，可是他的目标却并不苛刻。 他仅仅意在通过解决那减少社会功利的问题，来促进整体福利。他的乞丐管理方案从来没有被采纳过，然而，它所表征出来的这种功利主义精神存活至今。
由于功利主义有时会忽视个人权利、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很大规模、长时间的持续实行，功利主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折中、调和的趋势，出现了“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福利经济学在主张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同时，要通过国家干预，保护那些少数人（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出现了“帕累托改进”的理论，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福特平托车案
上世纪70年代的福特平托车案，被普遍认为是体现企业功利主义倾向的典型案例。
1971年的时候，福特汽车公司生产一款车叫平托车（pinto），这个车小巧，耗油量也低，售价低至 2000美元一辆。当时福特汽车公司为了对抗当时德国车和日本车在美国市场的攻势，发售了这款战略型的产品。
这款车投放市场反应不错，并且同时期推出的五款同类车型中，平托车在交通事故率的表现上是第三名，正好处于中游水平，这是一份交代的过去的一份答卷。但是平托车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其他车油箱都是放在后轴承的上面，而平托车是放在下面的，这使平托车存在一个安全隐患，一旦后车追尾，容易引发油箱的爆裂，甚至是爆炸。
1972年的某天，高速公路上，13岁的理查德•格林萧乘坐邻居驾驶的一辆福特平托(Ford Pinto)牌汽车回家。正常行驶的汽车突然减速，停止，被后车追尾。被撞后，油箱爆炸，汽油外溢，引起车身进一步起火、爆炸。驾车的女司机当场死亡，小格林萧严重烧伤面积达90%，不幸地失去了鼻子、左耳和大部分左手。自这次事故之后的6年里，小格林萧先后接受了60多次手术治疗以修补被毁坏的面容和其他损伤。
在法庭上，原告方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第一批Pinto车投放市场之前，福特公司的两名工程师曾经明确地提出过要在油箱内安装防震的保护装置，每辆车因此需要增加11美元的成本。但福特公司经过计算后做出的决定是不安装该附加装置，至少在两年之内不这么做。
福特汽车公司计算：如果要对这款车加装安全装置，则需花费约11美元，按1100万轿车和150万卡车的产量算，其成本大约为1亿3750万美元。
可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按追尾事故致死率等算，充其量有180个福特平托车车主死亡，180位烧伤；另一方面，预计会有2100辆汽车烧毁；按当时赔偿水平，每位死者20万美元，烧伤者6.7万美元，汽车成本为700美元，总计预估损失金额为4953万美元。
不采取措施的成本与采取措施成本相差8797万美元之多，因此福特汽车公司就平托车油箱设计缺陷保持了沉默。
这一证据的披露显然激怒了陪审团。在诉讼后的一次采访中，一名陪审团成员讲述了陪审团是如何将惩罚性赔偿定为1.25亿美元的。由于不安装必要的安全装置的决定，福特公司节省了将近1亿美元的成本。原告律师正是基于这一证据和计算提出了1亿美元的赔偿请求，而陪审团认为即使给予这一数额的赔偿也并不意味着对福特汽车公司无视消费者生命安全的惩罚。所以陪审团要求在节省的总额中加上2,500万美元，后面的这一数额才是真正具有了罚款的性质。
来源：凤凰财经、Michael J. Sandel、MBA智库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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