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丨《解读中国经济》第六讲

（一）改革的必要性

　　历史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纷纷进行了改革，而中国在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里改革效果最好，成效最佳的改革。那么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呢？改革的必要性又是什么呢？一方面这与当时的领导人集体更换有关，在粉碎“四人帮”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上台，我们知道任何领导集体执政都须有其合法性，第二代领导人集体的上台在政策上必须有异于“四人帮”且必须有利于人民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此为改革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是，大陆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但1978年左右，日本的经济已经赶上了美国，而韩国和台湾的经济也明显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观中国大陆，虽然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与周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所以说，提升经济绩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是及其必要的。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双轨并进的方式，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当时，不少海内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更优，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双规并进的制度最差，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一次跳跃一条鸿沟”，但在当时，双规并行的改革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首先，第二代领导人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都参加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因此，不能全面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是选择了在肯定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改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听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建立有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口号。

　　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从“偶然的现象”中了解其“必然的原因”。在此就是增加对社会经济现象本质的认识。

（二）改革前的农业制度、政策和绩效

　　改革前的农业制度概括起来为：1）制度方面：先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以生产队为经营单位的合作制度；2）技术政策方面：从不断扩大农业合作的规模到“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改变；3）绩效方面，1978年前，粮食平均增长率为2.4%，而人口增长率为2%，形象来讲就是，上大学的男生每人一顿多吃了几口，生活水平改善极为有限。

（三）改革的措施和结果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采取以下措施：

　　（1）针对统购价格过低问题进行价格改革，收购价和超额收购加价均提高；

　　（2）进行市场改革，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和长途贩运；

　　（3）降低生产队规模，允许包产到组或包干到组，但仍坚持集体生产制度，禁止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

　　我们发现，初期的改革是不允许类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顶着巨大的风险自发进行的改革，最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到1984年底，全国99%的农村都实行了这一制度。

（四）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

　　对于这种制度的争论有两点：一种观点认为搞对了，因为无论从单个农村还是从全面推广的情况来看成效都显著。另一种观点在认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单独生产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特性，且“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机械化的推广需要规模经济才能得以推广，家庭生产不具有规模经济，是改革的倒退。还有一种声音认为，1978-1984年农业生产的快速增长是由其他改革措施（如化肥、科研、机械化使用等）的效果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掩盖了，尤其在1984年后，生产出现了滑坡，说明被掩盖的问题最终暴露了出来。

　　类似这样的观点不仅国内有，在国外不少经济学家也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他们利用理论模型的分析认为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激励更高，集体生产与个体生产在资源配置上同样具有效率。经济学研究的假设前提是人都是理性的，这些理性的农民没有理由冒着风险去采取一个“不好”的制度，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只能是理论的不完善。

　　理论模型的构建是根据中国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构建的，一个劳动力增加劳动投入，能增加工分以及在最终分配时的份额，从而证明在生产队的制度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会高于在家庭生产中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生产努力与工分进行挂钩的前提是要有完全监督，而农业生产的监督是非常弱的。无论是从过程监督还是结果监督而言。对农业的过程监督首先是场地条件不允许的，不同于工业生产的流水线在有限的空间中进行；其次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农业生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投入到产出往往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间隔太久难以满足监督效果，另外也会同时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在中国，虽然工分制名义上是按劳分配，但在实际操作中等于是按时分配，一天出工按八小时计算，和出工后的努力程度并无很大的关系，对农民的激励很低。

　　想要获取集体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就要为此付出一定的监督成本，但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过高，基本不可能实现，一个有力的证明是，当年凤阳县派出17个干部到小岗村监督18户村民，这些干部的吃住都是负担给当地的农民，结果当年的生产更差了。相反，实行包干到户可以完全节省监督成本，因此虽然单户生产牺牲掉了规模经济但还要比监督不完善的集体生产有效。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通过数据的回归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作用。1978年到1984年，总增长若为100，其中各种投入要素的贡献为4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为47，无法解释的剩余为7。其实，与技术进步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不同，制度变迁带来的产出增长是一次性的，通过实行包产到户可以一次性地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比如从每天4小时有效劳动提升到10小时，但无法继续提高到16小时，因为农民一天内还要吃饭、睡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1984年后，农业产出增长出现退坡的原因，因为1984年后，几乎全国所有的地区均实现了这种制度的改革。

（一）粮食安全问题与政策选择

　　粮食问题攸关国计民生，因此通常被上升到政治高度，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把自己的饭碗交由他国掌控。中国人口众多，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增长，粮食问题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土地供给减少，从而减少粮食的生产，而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多样化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针对这种现状，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其一就是增加要素投入，其二是改进技术。

　　这里分析一下农业研发。农业研发区别于其他研发过程，农业科研的周期性较强，成本巨大收效缓慢，例如杂交水稻的培育需要五至七年的时间；其次，农业科研很难进行市场化，改进后的种子，农民只需要一次性购买后，便可留种子种；更重要的是，农业科研最终的受益者不是农民本身而是消费者，技术的改进使得农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的收益远大于农民，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谁受益，谁付费”，而一般消费者并不主动支持农业科研，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支持农业研究以改进技术。

（二） “三农问题”及解决办法

　　1.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

　　“三农问题”的一般说法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仔细分析起来，其实可以归纳为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中国的农业生产其实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相当小，有的接近于0，所以农业增长只要比人口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基本上就能满足国内需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其实表现为相对的概念，1978-1984年间，农村的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13.9%，是同期城市人均收入增长的两倍，但1984年以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城乡收入的差距逐渐拉大。有一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一部分人收入增长非常快，即使另一部分人收入也在增长，但相比之下也会显得比较穷。

　　2.传统做法与局限性

　　传统的改革方法是从改变基础设施，提供农田灌溉到强调科技教育，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为主，但是这两种措施导致的结果是增产而不增收，这是因为农产品收入弹性低，价格弹性也低，即所谓的“谷贱伤农”，增加产量的正向效果被由于供给增加所致的价格下降的负向效果所抵消，农民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

　　3.农村劳动力转移

　　在农产品弹性的约束下，想要增加农民收入，唯一长期有效的方法是减少农民数量，让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原因有：

　　1）农民数量减少，转移的农民从农产品供给者转变为农产品的需求者，需求提高，供给减少导致价格上升，收入增加。

　　2）农民转移至城市后，土地并未转移，农民就可以在农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单个农场的生产和市场供应量，从而进一步增加收入。

　　3）农民在城市开拓视野，接触新的知识和技术后，就会把一些有用的信息与外部资源转移到农村。

　　但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是城市必须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需要国家相关的战略进行调整，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一点会在后续的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中详细分析。

　　4.统一市场和地区差距的解决

　　结合中国现有情况，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我国土地辽阔，各地的比较优势不同，东部的比较优势是人力资本、交通以及对外沟通密切，比较适合发展制造业；中部地区自然条件较好，雨水、土地较多，适合农业生产，而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打通国内交换市场和贸易，将有利于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展。但目前的情况是东部地区的农产品仍有部分是在当地生产的，这其实并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全国统一市场的构建将有利于东部购买中部的粮食和西部的自然资源，提高产品需求，拉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国际贸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他是说如果两个不同的地区进行贸易，在没有交通成本、交易成本等理想状况下，依靠产品的贸易可以使两个地区的要素价格趋于一致。根据此，国内区域间的产品市场建立后，将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下一讲：

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

—责编：徐航—

—推送：姚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