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丨《解读中国经济》第五讲（3）

（三）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要素禀赋结构一般指资本、土地、劳动力和各种自然资源的相对拥有量。这其中，土地和劳动力一般在短时间内难以有过大的调整，因为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都不会像18、19世纪那样去国外扩大殖民地；其次，各国的劳动力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口的增长，即使增长快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仅仅有2%-3%，所以差距也不是很大。真正导致要素禀赋差距的是资本的积累。有些国家每年资本的积累可以高达GDP的30%-40%，有些国家则不到10%。因此，一般情况下用资本与劳动力的比值定义要素禀赋的结构，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是说提升单位劳动力可以支配的资本量。每一期的生产中，要素禀赋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在任何一个固定时点上，要素禀赋的结构决定了经济中能使用的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综合，同时也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

　　同时，资本积累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每年生产中的经济剩余，即作为下一期生产投入的剩余，会转换成资本的积累。提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最重要的是提高这个国家每一期生产的剩余和剩余作为积累的比例。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也取决于一个人在每一时点的私人生产活动在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是否也会增加社会的产品和服务的产出，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个人的生产活动能够创造较多的生产剩余，但如果有时一个人的私人生产活动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但没有增加社会产品或服务，比如“寻租”，通常靠政府的补贴和保护，而政府的补贴通常是转移支付，即整个社会的产出并没有增加。另外，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经济中，从事社会性生产活动的企业的竞争力越强，其市场份额就越大，所生产的产品和和服都能够卖出去以实现其价值，这样创造的经济剩余也较多。从这点出发，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可以理解为转变要素结构。

　　经济在发展的每一阶段，如果都是按照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进行发展，那么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也不会需要政府的保护，从而不会产生“寻租”行为。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资本相对劳动力较为短缺，根据边际产出递减的原理，资本的回报率就一定最高。（编者注：真实报酬用要素边际产出衡量）而通过不断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一直加快，这样资本边际报酬不会很快的递减，从而资本积累再多其报酬也不会大幅下降。资本回报率越高，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就越高，反过来就会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转变要素禀赋的结构。

　　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意味着资本相对劳动力变得更加充裕，导致要素相对价格变化，从而等成本线会发生改变，那么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企业就会在生产过程中面临新的等成本线，聪明的企业家会及时调整当前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从而节约成本，用更多的资本代替劳动，改用更多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开发新的产品并向新的产业靠拢。此为成本结构对产业、技术结构的拉动作用；同时，做出及时调整的企业下一期生产时成本降低，利润就会升高，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激励，对其他企业来说，则是一种竞争和挑战，这种竞争会加速整个产业的升级和创新。

　　以上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可以发现，之前的市场经济说，政府干预说以及外向型经济说对“东亚奇迹”的解释实质上都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内生必要条件或结果。

（四）比较优势战略与市场机制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家会根据价格信号来自发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要素禀赋结构。但是在这个自发调整的过程中，企业家其实并不明白比较优势战略的原理，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何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和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所以，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出正确的调整，需要要素的相对价格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的结构。而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是使得价格信号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要素相对充裕程度的唯一途径。

（五）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作用

　　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同样是以市场为制度基础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是最大的政府，而发达国家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这是因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不知道下一个产业升级的目标和技术创新会在哪出现，政府只能让企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整个产业的升级靠的是少数一两个企业的成功，政府不拥有信息优势，发挥作用的余地会很小。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引进其技术，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具体如何落实，还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调整。

　　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的第一个作用是对信息的收集和传播，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需要升级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基本是现成的，产业技术升级的路径也是有迹可循，现有产业是否易于升级到新的产业？新的产品市场有多大？有多少同等的竞争对手？这些均需要收集信息。信息的收集成本十分昂贵，而处理好以后的传递成本几乎为0，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果每一个企业都独立收集信息，又不能分享信息，那么就会发生效率的损失。所以，最好的方法便是政府来发挥这一作用，并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分享给企业作参考。

　　第二个作用是协调，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需要新的投资，这会涉及整个产业链的互补性投资，若企业上下游之间无法协调好，则会抑制这一创新和升级。其次，产品和技术的升级必定伴随一些企业无法内部化的问题，如金融结构，劳动力教育水平，基建等，这些无法内部化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协调；最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定拥有较高的利润，企业很可能会一哄而上，造成投资过剩，泡沫破灭，这也需要政府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来避免。

　　第三个作用是对企业进行外部性的补偿。政府收集的信息制定了适当的产业政策，但有时这种政策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失败，那么率先响应政策的企业就会亏本破产，这种破产却为其他企业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可以避免相同的投资活动。如果政策正确，那么领头企业会获得成功，这也会吸引更多企业的投资，竞争的激烈导致这种投资利润的摊薄，因此不管成功与否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有益的信息，但也造成了失败的成本与成功的收益的不对称性。所以，政府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以适当的补偿，以激励更多企业敢于创新和尝试。

（六）比较优势战略与出口导向

　　一个国家的外向程度实际上内生于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一个国家如果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那么不具有优势的产业就不发展而采用进口，具有优势的产业就多发展，其产品必然大量出口。当然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由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内生决定的。

（一）推行比较优势是否永远会落后？

　　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并无孰优孰劣，比较优势战略的目的是追求高效率，追求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引进技术比自主创新成本低、利润高，那么选择引进技术就比较好；当今已经没有现成的技术可供引进或是引进的成本太高，那么自主创新就比较好。发达国家之所以在高端技术领域投入大量研发资金进行自我创新，并不是因为自主研发技术更为优越，而是世界上已没有比他们更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领域进行研发以供他们采用和借鉴，如果他们不进行研发，那么技术进步就没办法进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势必会遇到瓶颈。

（二）保罗·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批评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写过一篇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指出“东亚奇迹”并非奇迹，原因是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的投入，从回归上看，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所以东亚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简单理解：如果资本增加10，劳动力增加10，产出增加12，那么索罗剩余TFP就是2）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恰恰印证了其观点。

　　但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剩余，这种剩余并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要一定的成本才可以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靠自主研发实现，而研发成本没有被计算在标准的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要素中，因此表现为剩余；而发展中国家在增长中之所以看不到剩余，是因为其以引进技术进步为主，引进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进口资本品，也就是说技术进步的成本已经包含在资本投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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